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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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反面人物如此罪孽深重，作者把他们推向伦理道德上不义的深渊，这就为正面人物的仇恨找到了情感上的原因，也为正面人物的反抗与斗争找到了合乎正义的理由。穷苦人民的仇恨绝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反动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压榨他们，而且在伦理道德上已经彻底败坏。这样以共产党为先锋的无产阶级的反抗与斗争就绝不是师出无名，他们是在与一个彻底腐朽堕落的阶级作斗争，解救人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很多人以是否合乎历史前进的方向来区别善恶，代表历史前进方向是善，阻碍历史前进是恶。其实，由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极其强烈，《红旗谱》和《青春之歌》一方面为以共产党为首的穷苦大众的仇恨情感溯源，另一方面为他们的行为赋予伦理道德上正义的理由，这是合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作者们并不是在简单强调“历史的要求”这样抽象的命题。“替天行道”这句古话是很有概括力的，要“行道”必先“得道”，以现在话来说就是要合乎“正义”。
具有崇高意义的正义。小说中正面人物的仇恨情绪，促发他们的替天行道的正义行为，同时作者们赋予这样的行为以崇高的意义。一方面，在《红旗谱》与《青春之歌》中，作者们选择了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为小说的背景，因此人民大众的反抗与斗争不仅是具有单方面的阶级斗争的意义，而且具有挽救民族危机、拯救中华民族的的崇高意义（这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相区别）。这样宏大的时代背景，为小说中的仇恨叙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红旗谱》和《青春之歌》中洋溢着浓厚的乌托邦情绪，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不管是身陷囹圄，还是濒临死亡，他们都对革命的前途和未来充满着激情和向往。如《红旗谱》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这时，朱老忠抬起头来，看着空中，辽阔的天上，涌起一疙瘩一疙瘩的浓云，风云变幻，心里在憧憬着一个伟大的理想，笑着说：“天爷！像是放虎归山呀！”
这句话预示，在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壮阔的风暴啊！”[4]
再看《青春之歌》的结尾：
“无穷尽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而又悲壮的口号，继续沸腾在古老的故都街头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继续在不停地前进----不停地前进……”[5]
两篇小说的结尾异曲同工：即他们的斗争绝对不是无意义无结果的，而是意义伟大前途光明的；正如小说中写道：“参加革命并不是叫咱们去死，而是叫咱们活—----叫咱们活得更有意义；叫千百万受压迫的人全活得很幸福。”[6]
作为公平的正义。巴里认为：“任何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辩护。”[7]，罗尔斯认为：“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8]； 也就是说正义的主题在于公平，在于对不平等的否定；王海明也认为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①。《红旗谱》和《青春之歌》中所描述的旧社会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人民大众丝毫没有自由与平等可言，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尽剥削和压迫，连最基本的生命与自由都无法保证。作者们认为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而私有制是一个极度不公平的制度， 因此他们把私有制社会穷形尽相；同时他们也憧憬：“中国将要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而繁荣的国家。”[9]革命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愿望。因此不但革命者的革命行为是合乎正义的，而且他们的革命目标也是合乎正义；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10]，这样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了有力的正义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