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引《史记》异文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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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最早刻本为北宋淳化五年（994）所刊刻，在此之前，均为写本。《史记》一书的刊刻是据众多前代写本整理而成，但前代传写不免有诸多舛误和脱落，随着刻本的出现，写本逐渐亡佚，给后人校勘刻本中的讹误带来了诸多困难，而敦煌写本文献中的类书《励忠节钞》[ii]引用《史记》一书的内容共24则，其中明确标明所引为《史记》的有5则，另外只叙事而未明确标引书名，但据笔者考定为《史记》内容的有19则，这使我们用写本来校勘传世刻本成为可能。本文择取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所引《史记》内容与传世本《史记》[iii]有异文者为例，试作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张仪列传》：“陈轸曰：‘昔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争[1]以为臣；曾参孝于其亲[2]，而天下愿[3]以为子。’”(《史记》卷70,P2300)

[1]、[3]“争”、“愿”二字，《励忠节钞》卷1《忠臣部》、《册府元龟》卷833《总录部·词辩》同，其余诸引书作“欲”。且“争、愿”二字前，《励忠节钞》卷1《忠臣部》“争”字前脱“皆”字，“愿”字前有“皆”字，《战国策》卷3《秦策一》“陈轸去秦之楚”，《古史》卷41《张仪传》、《尚史》卷80《说客传·陈轸》、《绎史》卷120《张仪相秦连衡》等诸书二字前均有“皆”字，故今本《史记》两“下”字后当补一“皆”字。

[2]“曾参孝于其亲”句，《励忠节钞》卷1同，《战国策》卷3《秦策一》“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则陈轸对秦王语作“孝已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考“孝已”为殷高宗太子，有至孝之行，诸书常常是“孝已、曾参”并称。又同卷“陈轸去楚之秦”则陈轸对秦王语作“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又《战国策》卷7《秦策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则姚贾对秦王语作“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按：《史记》记陈轸事，取《战国策》“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一则内容，但陈轸对秦王语一文却改用姚贾对秦王语一文，《史记》以后诸书据此引录而不考其改易。

《陈丞相世家》：“(陈)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1]驽下，使待[2]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3]，外镇抚四夷诸候[4]，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5]各得任其职焉。’”(《史记》卷56，P2061-2062)
[1]“其”字，《汉书》卷40《陈平传》、《北堂书钞》卷50《设官部2·总载三公》引《汉书》同，《励忠节钞》卷1《忠臣部》、《前汉纪》卷7《孝文一》作“臣”，据诸引书及上下文文意，当作“臣”字为是。
[2]“使待罪”，《汉书》卷40、《北堂书钞》卷50同；《励忠节钞》卷1作“使得待罪”，《前汉纪》卷7作“使臣待罪”。按：此处当以“使得待罪”为长，如《史记·吴王濞列传》：“周丘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又《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青固谢曰：‘臣幸得待罪行间。’”可证
[3]“下育万物之宜”，《励忠节钞》卷1作“下育万物”，《太平御览》卷204《职官部2·丞相》引《汉书》作“理万物”，按：《励忠节钞》、《太平御览》引《史记》无“之宜”二字，考《汉书》卷40、《前汉纪》卷7改作“下遂万物之宜”，后人恐据此加“之宜”二字。

[4]“外镇抚四夷诸侯”，《汉书》卷40、《北堂书钞》卷50同，《励忠节钞》卷1作“外镇遏四夷”，《前汉纪》卷7作“外镇抚四夷”，《御览》卷204《职官部2·丞相》引《汉书》作“抚四夷”，《艺文类聚》卷45《职官部1·丞相》引《汉书》作“镇抚四夷”，《皇朝文鉴》卷45《奏疏·文彦博请继上奏封细陈事理》引陈平语作“外镇抚四夷”。按：“四夷”与“百姓”对文，“诸侯”二字疑为后人所加。《唐陆宣公集》卷19《中书奏议·论缘边守备事宜状》：“臣历览前代史书，皆谓镇抚四夷，宰相之任。”又卷7《制诰卷·萧复刘从一姜公辅平章事制》：“宰辅之任，献替为务，内凝庶绩，外抚四夷。”即可为证。

[5]“卿大夫”，按：“卿”字前，疑脱“公”字，考《前汉纪》卷7、《励忠节钞》卷1作“公卿大夫”，当据补。

《张仪列传》：“司马错曰：‘不然，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1]，三资者备而王随之。’”（《史记》卷70，P2283）
[1]“欲王者务博其德”，《战国策》卷3《秦策一》、《新序·善谋第九》、《资治通鉴》卷3《周纪三》、《太平寰宇记》卷72《剑南西道一·益州》引《史记》、《类说》卷36引《战国策》、《册府元龟》卷238《列国君部·任谋》、又卷736《陪臣部·智谋》同，《御览》卷460《人事部101·游说上》引《战国策》作“欲王者务崇其徳”，《励忠节钞》卷1《恃德部》作“欲附人（按：“人”当作“民”，避李世民讳改）者务厚其德”。按：《战国策》、《史记》等诸书说“欲王者务博其德”，则“博其德”即可成王，但后又说“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则意味要“广其地、富其民、博其德”三者具备方可成王，前后显然有矛盾，当据《励忠节钞》校改。又“博”字，《励忠节钞》作“厚”，“博”字与上文“广”字意义为近，不如“厚”字切当，且文献中“博其德”一词多与王者或圣者联用，而“厚其德”一词却常见，如：《春秋繁露》卷12《基义第五十三》曰：“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吕氏春秋》卷21《开春论第一·开春一》曰：“王者厚其徳。”《群书治要》卷50《袁子正书·厚德》曰：“恃门户之闭以禁盗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圣人者兼而用之。”即可为证。

《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1]，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2]，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而事君者[3]，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4]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5]，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史记》卷81，P2443）
[1]“大功”，《太平御览》卷496《人事部137·斗争》、卷743《疾病部6·阳病》、卷308《兵部39·战上》、《群书治要》卷12引《史记》、《资治通鉴》卷4《周纪四》作“功”，《励忠节钞》卷2《安国部》作“勋”。王念孙《读史杂志·史记第四》：“大字，后人所加，‘攻城野战之功’对下文‘徒以口舌为劳’言之。大自见，无庸更加大字。” 按：“勋”指“大功劳”，《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故当作“勋”字为长。

[2]“相如闻”，《太平御览》卷743、《群书治要》卷12同，《太平御览》卷496、《资治通鉴》卷4、《励忠节钞》卷2作“相如闻之”，疑今本《史记》脱一“之”字，当据《励忠节钞》及诸引书校补。
[3]“臣所以去亲而事君者”，《群书治要》卷12同，《励忠节钞》卷2作“臣等所以辞亲事君者”。按：今本《史记》前言“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而事君者”，后言“臣等不肖”，前后显然不一致，而《励忠节钞》前言“从者曰：臣等所以辞亲事君者”，后言“臣等不肖”，前后一致，文意密合，故今本《史记》“臣”字后当据《励忠节钞》校补一“等”。
[4] “廉颇”，《励忠节钞》卷2作“廉公”，《群书治要》卷12、《文选·杂诗上·曹颜远感旧诗》、又《咏史·卢子谅览古》注引《史记》作“廉君”。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四》：“‘廉颇’当为‘廉君’，下文作‘廉君’即其证，今作‘廉颇’者，涉上文而误。”按：“公”为尊称，“君”既可作对上的敬称，也可为彼此相称，此文为下人之言，故作“廉公”与“廉君”均通，以上下文考之，当作“廉君”为长。
[5] “畏匿之”，《励忠节钞》卷2作“畏之”，《文选·杂诗上·曹颜远感旧诗》注作“畏之匿”。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四》：“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则文不成义。”

《萧相国世家》：“萧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如何？’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1]（《史记》卷53，P2019）
[1]本文《汉书》卷39《萧何曹参传》、《资治通鉴》卷12《汉纪四》、《册府元龟》卷71《帝王部·命相》，《太平御览》卷204《职官部2·丞相上》、又卷429《人事部70·公平》、《艺文类聚》卷22《人部6·公平》引《汉书》同。《励忠节钞》卷2《公正部》作“萧何与曹参每不相能，及何病患，帝自临视，因问何曰：‘万一卿不讳，望可相者？’何对曰：‘臣闻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唯陛下裁之。’帝曰：‘朕意在曹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也。’朝野闻之，曰：‘公也。’”按：孝惠探视萧何病情并询问继任之事，显然“万一卿不讳，望可相者？”一语比“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一语更为合情合理，且萧何应对“知臣莫如主”一语，显然下文脱漏，而写本此处则较为完整，故将今本《史记》此文与《励忠节钞》所引相校，虽然两者文意均可通，但写本则较为完理合理。


《循吏列传》：“石奢[1]者，楚昭王相[2]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3]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史记》卷119，P3102）
[1]“石奢”，《励忠节钞》卷2《公正部》、《韩诗外传》卷2、《新序·节士第七》、《艺文类聚》卷49《职官部5·廷尉》引《新序》、《太平御览》卷438《人事部79·烈士》引《韩诗外传》、《太平御览》卷204《职官部2·丞相上》引《史记》同；《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高义》作“石渚”。
[2]“相”，《励忠节钞》卷2《公正部》作“大理”，《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27《诸寺部·大理寺卿》同；《韩诗外传》卷2、《新序·节士第七》作“理”；《法苑珠林》卷62《忠孝篇·感应缘》作“令尹”。按：“大理”或“理”为狱官，执掌刑法，“相”为百官之长，”“令尹”为楚最高官职，相当于“相”。如《史记·循吏列传》：“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正义》曰：“理，狱官也。”《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勿躬》：“管子复于桓公曰：‘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有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注：大理，治狱官）。’”《论语·公冶长》疏曰：“楚臣，令尹为长，……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史记·项羽本纪》：“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集解》：“应劭曰：‘天子曰师尹，诸侯曰令尹，时去六国尚近，故置令尹。’瓚曰：‘诸侯之卿，唯楚称令尹。’”《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卷3：“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举难》：“相也者，百官之长也。”据本文所载石奢之职事考之，当为“大理”而非“相”。
[3]“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励忠节钞》卷2作“君赦其罪，上之惠也；臣守其法，下之行也”，《韩诗外传》卷2作“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义也”，《新序·节士第七》作“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高义》作“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废法，臣之行也”。按：本文与诸引书差异甚大，然《励忠节钞》与《韩诗外传》、《新序》、《吕氏春秋》诸书所引为近，且考上下文文意，《励忠节钞》所引似较为合理通顺。

《循吏列传》：“李离者，晋文公之理[1]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2]。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3]。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史记》卷119，P3102-3103）

[1]“理”，《励忠节钞》卷2《公正部》、《韩诗外传》卷2、《新序·节士第七》作“大理”，参见前注。

[2]“自拘当死”，《励忠节钞》卷2作“自拘执请死”，《韩诗外传》作“自拘于廷，请死于君”。按：“当”字，据《励忠节钞》及《韩诗外传》当校改为“请”字。《励忠节钞》17009则石奢事作“遂自拘捆，返朝请死”可证。
   
《司马相如列传》：“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其辞曰：‘……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1]，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史记》卷117，P3054）
[1]“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汉书》卷57《司马相如传下》、《文选·上书·司马长卿上书谏猎》、《资治通鉴》卷17《汉纪九》、《艺文类聚》卷24《人部8·谏》引《汉司马相如上书谏武帝》同，《励忠节钞》卷2《俊爽部》作“识惠明达者，见机于未萌；智度深远者，避危于无形”。按：今本《史记》及诸书引文与《励忠节钞》所引略有差异，两者文意均为通顺，但无旁证，故两存之。然而就汉代赋文韵体而言，似《励忠节钞》所引为长。

《赵世家》：“十六年，肃侯游大陵，出于鹿门，大戊午[1]扣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2]’肃侯下车谢[2]。”（《史记》卷43，P1802）
[1]“大戊午扣马”，《太平御览》卷822《资产部1·耕》引《史记》作“大夫扣马”，《初学记》卷18《人部中·讽谏三》引《史记》作“大戊午扣马谏”，，《艺文类聚》卷24《人部8·谏》引《史记》作“大戊午扣马”，《太平御览》卷451《人事部92·谏诤一》、《励忠节钞·谏诤部》引《史记》作“大夫戊午扣马谏”。按：据《初学记》、《励忠节钞》、《太平御览》卷451当补“夫”、“谏”二字。
[2]“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艺文类聚》卷24《人部8·谏》、《初学记》卷18《人部中·讽谏第三》、《太平御览》卷451《人事部92·谏诤一》、又卷822《资产部1·耕》引《史记》同，《励忠节钞·谏诤部》作：“今农作既兴，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何以独猎为用？”按：“今农作既兴”与“耕事方急”对文，“何以独猎为用”为谏肃侯语，无此两句，则文意难通，当据《励忠节钞》校补。
[3]“下车谢”，《艺文类聚》卷24《人部8·谏》、《初学记》卷18《人部中·讽谏第三》、《太平御览》卷451《人事部92·谏诤一》、又卷822《资产部1·耕》、《励忠节钞·谏诤部》引《史记》都作“下车而谢之”。按：疑今本《史记》脱“而”、“之”二字，当据诸引书校补。

《酷吏列传》：“郅都者，杨人也，以郎事孝文帝。……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1]，终不顾妻子[2]。’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條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史记》卷122，P3132）
[1]“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励忠节钞·志节部》作“故[固]当奉节死职”、《前汉纪》卷9《景帝纪》作“固当奉节死职”，按：本文言杀人而死，固其职，何必言“身”与“官下”，《广韵》卷5《入声·职第二十四》：“《尔雅》云：‘职，主也，常也。’《博雅》云：‘业也。’”疑“身”与“官下”三字乃后人所加，当据《励忠节钞》及《前汉纪》校改。
[2]“终不顾妻子”，《励忠节钞》作“终不能效天下之人，顾恋妻子。”按：前言“奉节死职”，后言“不顾妻子”，文意不通，当据《励忠节钞》校补。

《留侯世家》：“沛公入秦宫[1]，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史记》卷55，P2037）

[1]“入秦宫”，《艺文类聚》卷24《人部8·谏》、又卷69《服饰部上·帐》引《史记》同；《励忠节钞·谏诤部》、《汉书》卷40《张良传》、《御览》卷451《人事部92·谏诤一》、《初学记》卷18《人部中·讽谏三》引《史记》，《群书治要》卷13《汉书》作“入秦”。按：“宫”字，疑涉下文衍，下文作“入秦”即其证，当据诸引书删。


《田敬仲完世家》：“威王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1]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2]’梁惠王惭，不怿而去。”（《史记》卷46，P1891）
[1]“魏王”、“梁王”，《励忠节钞》卷1《任贤部》、《韩诗外传》卷10、《笺注陶渊明集·集圣贤群辅录上》作“魏惠王”，《艺文类聚》卷83《宝玉部上·宝》、《太平御览》卷802《珍宝部1·宝》引《史记》作“梁惠王”，按：“王”字前脱“惠”字，下文作“梁惠王”即其证，当据诸引书补。又惠王徙治大梁，国号“梁”，故惠王以后，或称魏，或称梁。惠王徙大梁的时间，《史记·魏世家》作“三十一年（前340）”，《史记·魏世家》集解和索隐作“九年（前362），”《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汉书·高帝纪》注引《汲冢纪年》作“六年（前365）”，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考定为“六年”，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考定为“九年”，据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考订，当以“六年”为是，据此，当作“梁惠王”为长。
[2]“吾臣”、“吾吏”，按：今本《史记》除黔夫作“吾吏”，余作“吾臣”，《群书治要》卷11、《艺文类聚》卷63、《太平御览》卷802、《文选》卷20《献诗·丘希范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又卷60《行状·任彦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引《史记》同，考《韩诗外传》卷10、《笺注陶渊明集·集圣贤群辅录上》均作“吾臣”，《励忠节钞》卷1均作“吾吏”。
[1]
参见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

[2]
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是敦煌写本类书残卷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部，残存有S.1810、S.1441、S.5615、P.3657、P.4059、P.4026、P.5033、P.2711、Дх.10698V、Дх.10838V、P.3871V、P.2980V、P.2549V共13个卷号，经缀合整理，S.1810+S.1441为《励忠节钞》序、卷一、二共21个部类，P.4026、+P.5033、P.2711、Дх.10698V+Дх.10838V+P.3871V+P.2980V+P.2549V为三个不名卷次系统写卷共16个部类，共计37个部类，约4万余字。参见王三庆《敦煌类书》（上、下），台湾丽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6月；又拙作《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研究》，待刊稿。

[3]
本文所据《史记》为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9月第1版，1982年11月第2版，1988年3月北京第15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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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考证翔实，引据丰富，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抄》于《史记》确有参校价值。
然古人引文不严格，即如卢文弨所云“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史记》引先秦古籍，或后世类书引《史记》都存在这种状况。因此，这类材料似不宜轻据。在两通，或只是行文遣词有差异的情况下，恐怕很难判断是流传中形成的讹脱还是引文时做过处理。愚以为可推敲之处不少，姑举二例：
如第一则：
《张仪列传》：“陈轸曰：‘昔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争[1]以为臣；曾参孝于其亲[2]，而天下愿[3]以为子。’”(《史记》卷70,P2300)

[1]、[3]“争”、“愿”二字，《励忠节钞》卷1《忠臣部》、《册府元龟》卷833《总录部·词辩》同，其余诸引书作“欲”。且“争、愿”二字前，《励忠节钞》卷1《忠臣部》“争”字前脱“皆”字，“愿”字前有“皆”字，《战国策》卷3《秦策一》“陈轸去秦之楚”，《古史》卷41《张仪传》、《尚史》卷80《说客传·陈轸》、《绎史》卷120《张仪相秦连衡》等诸书二字前均有“皆”字，故今本《史记》两“下”字后当补一“皆”字。

[2]“曾参孝于其亲”句，《励忠节钞》卷1同，《战国策》卷3《秦策一》“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则陈轸对秦王语作“孝已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考“孝已”为殷高宗太子，有至孝之行，诸书常常是“孝已、曾参”并称。又同卷“陈轸去楚之秦”则陈轸对秦王语作“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又《战国策》卷7《秦策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则姚贾对秦王语作“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按：《史记》记陈轸事，取《战国策》“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一则内容，但陈轸对秦王语一文却改用姚贾对秦王语一文，《史记》以后诸书据此引录而不考其改易。

前者，两“皆”字之有无，对文义表述毫无影响，“天下”已经是全覆盖，不用“皆”字来强调也是一样。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很可能依据的就是《战国策》的史料，但不见得非得照抄（《史记》使用《战国策》的地方很多，行文上的差别所在皆是），如何排除司马迁改用一种更精炼的语言的可能呢？其他那些有“皆”字的书，引用的是《史记》还是《战国策》，还是二者参用，似乎也可以考证。而《励忠节抄》于“皆”字一有一无，固然有可能是“无者”脱文，但也难说“有者”不会是受了《战国策》等等的传染多出来的。如果不能排除所上述种种可能，“当补”的话恐怕是不好说的。
后者其实无关校勘了，或者说，《励忠节抄》提供的是《史记》该处文字早已如此的佐证。实际司马迁拿前人的史料作自己的文章，他爱怎们改、怎么用，后人如果只是引《史记》而不是研究它的史料运用或语言文字特点，也用不着管那么多啊。

再如后面
《留侯世家》：“沛公入秦宫[1]，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史记》卷55，P2037）

[1]“入秦宫”，《艺文类聚》卷24《人部8·谏》、又卷69《服饰部上·帐》引《史记》同；《励忠节钞·谏诤部》、《汉书》卷40《张良传》、《御览》卷451《人事部92·谏诤一》、《初学记》卷18《人部中·讽谏三》引《史记》，《群书治要》卷13《汉书》作“入秦”。按：“宫”字，疑涉下文衍，下文作“入秦”即其证，当据诸引书删。

“秦”的地域范围这里如何理解呢？当时还没实现彻底的改朝换代，全国范围都可以叫“秦”，还是指陕西一带旧所谓“秦雍之地”那个秦？或者是秦都咸阳？下文张良说的“入秦”也较含混，但可理解为“秦都咸阳”或“秦统治的中心地区”，但这里说“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又说“樊哙谏沛公出舍”，可见沛公入的是一座可以居住、有着大量供享乐的人员、设施的处所，显然是“秦宫”。《史记》今本文字并无问题，那些少一个“宫”字的引文，倒有可能是因两个“宫”字相连，导致所谓“重文致脱”，或者因下文、因他书而误删。《汉书》则可能是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处理。如果不能排除这些可能性，“当据诸引书删”同样不牢靠。

校勘资料的价值不可抹煞，但使用的分寸同样重要，“过犹不及”在这里也一样吧。

仅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