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意识、个体意识的出现与消解及其他

作协韩晗

群体意识、个体意识的出现与消解及其他

[ 2006/1/27 13:47:00 | By: 韩晗 ]

0 推荐 ——浅析从先秦至魏晋中国诗歌发展规律与流变特点     青铜时代     ——从“口颂歌谣”到“言志”：谁来为中国诗歌做襁褓？     按照民俗学家贝卡勒的观点，诗歌作为文学的初级样式，应起源于文学的初期，在商品和经济贸易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诗歌的起源应该是和宗教、社会习俗紧密相关的“口颂歌谣”，这种萌芽、简单的文学样式显然还不能称其为诗歌，这个时间大概是在夏商两代的时候。即使有记载的东西，在后世也逐渐亡佚，再加上没有具体的文献可考，无法定论，所以说那个时代的文本显然不能称为诗歌。     我们考证中国的诗歌一般是从周代开始，《尚书》中最先出现了“诗言志”的说法，作为中国诗歌长期以来的一个命题，备受评论家们推崇。之后随即出现了“诗以言志”、“诗以道志”、“诗言在其志也”，我们可以这样说，“志”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诗歌的诞生。        什么是“志”呢？唐代学者孔颖达在《正义》中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这是传统文论家对于“志”的看法，认为“志”就是“情动”，这个看法被传统学术界视为公认的准则并受到徐渭、赵翼等人的推崇，一直持续到清代晚期。到了西方学术引入中国之后的上个世纪初，关于诗学再次兴起了一阵重新评介的浪潮。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考证到“志与诗是一个字，最初，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的绪言中也考证“志，原来就是“情”、“意”的同义词”。这种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中国诗歌今后发展的框架。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歌文本基本上就是由孔子所修订的《诗经》，作为孔门文学的代表作。郭绍虞先生认为，从《诗经》中能看出孔子的文学观有两个比较强的观念，一个是道的观念，一个是神的观念。说简单点，两者一个侧重是讲求实用，一个侧重是讲求讨论阐述，而两者都是基于“言志”的需要。孔子对于“诗可以言，可以兴，可以群”的观点更是中国诗学的圭臬之见，也就是说无论具体是哪个时代，只要是处于朦胧期，有了“言志”的先河，那么肯定会有“言志”的表达欲望，也就是构成了中国诗学的重要审美特色。     有学者认为，诗经是最早期的农作过程中人们对于生活种种感受的直观传达，也具有“口颂歌谣”的特点，所以说也是不成熟的文学体裁，故不能称为真正的诗歌。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一点，那就是《诗经》是从根本上源自于情感世界的感悟和呈现——“言志”，它不乏对于涵蓄情感的处理和表达，一样有婉约有细腻，而非直白肤浅。而且它的语言使用上也绝非简陋，所以说从“口颂歌谣”到《诗经》最大的进步就是增加了“言志”的元素。     这是中国诗歌的襁褓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诗歌奠定了基本的审美倾向对于今后出现的诗歌产生了强烈的审美尺度现象。比如说“言之无物”的宫体诗就被传统的文论家称为“非诗之作”、“荒诞之章句”，而杜甫、李商隐等写实抒怀的诗歌则获得了唐以后文坛的好评，唐代也因为出现了大量咏怀、写实的诗歌而被称为“诗歌之王朝”。     谁为中国诗歌做的襁褓？实际上这就是探求中国诗歌在襁褓时期的发展规律。当时并没有出现专业的诗人，也没有出现成体系的诗歌流派，这就决定了诗人们的创作是非物质功利性的。而正是因为真正抒怀写实的作品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美学价值，那种群体无意识的创作，形成的大量无名氏诗人，才是中国诗歌襁褓的缔造者，这也正是中国诗歌在那个时代发展规律的线索。     黑铁时代     ——从“楚辞”到“宫怨”：谁来唤醒诗人的群体意识？     诗歌作为文学样式的一种首先应该具备文学价值，但是文学的价值并不只由文学本身构成，而且，还取决于文学之外的各种事物。波普尔在写于1952年的《猜想与反驳》中说：“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如果他们的根基腐烂，文学也会肯定无所依靠”。这是对于文学“存在”这个话题最好的阐述。在诗学家看来，文学文本的“存在”（insist）依赖于思想和情感的宣泄——除了哲学人文说教之外的一种东西，这种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点的看法在当下中国是极为新锐的。其实这种起源于现代主义观点的文学主张早在荣格出现之后就逐渐被大家所知晓，大家愈发发现了作家在创作文本的时候所主张的“意识”作用。     当中国诗学形成世界眼光之后，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文本中起绝对作用的“思想”和“情感”其实就是中国诗学里面的“志”。在诗经那个时代“志”是群体无意识的创作，这点已经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就在东周即将结束之际，《楚辞》的出现则使中国诗歌界的局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真正的代表同种风格诗人群的出现，屈原、宋玉等一大批诗人在中国诗坛上大放光芒。在大家研究《楚辞》出现原因和历史意义的时候其实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楚辞》是群体意识创作的作品而不是单独个人创作的产物。决定群体意识的根本原因，则是一在于社会经济的稳定，一在于文化积淀的加深。     经过了西周从统一走向分裂的局面之后，东周开始出现了走向统一的趋势，几个强大的国家逐渐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楚辞》的出现实际上是一批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对于亡国的现状的哀叹和发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说：“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言，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从审美的层面看这个属于对于“言志”的另一种诠解，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点，那就是在文本当中“言”同一种“志”的作家开始慢慢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家风格”的确定。     一个作家风格的确定标志着这个作家创作的成熟，而群体作家风格的稳定则标志着整个创作环境的日趋成熟。中国首次创作环境的成熟是《楚辞》诗人群的出现。在《楚辞》里面，屈原、宋玉等一批优秀的诗人们抒发着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夹杂着对于老庄孔孟思想的彷徨，诠释着自己人生境遇的不佳。     随着秦王朝对于全国的统一与快速衰亡，西汉王朝也开始了从未有的过历史大复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其内涵、形式和风格所代表的其实就是时代本身”。如果说《楚辞》的兴盛是因为楚庄王昏庸无能国事衰微的话，那么西汉王朝是断然不会出现《楚辞》这样作品的。另一种文体——汉赋则代表着汉代创作的最高水平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舞台。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在汉赋出现的时候大量的诗歌并没有如规律所预示的那样“衰微”下去，相反有两种诗歌的体裁是不能忽略的，一个是传承《诗经》美刺精神的古诗十九首，一个是宫怨诗。为了更好的了解其规律，在这里主要谈谈宫怨诗。     汉代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认为“汉天子就是一个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拥有了当时代表资本的金钱、粮食甚至妇女”。《汉书》中也多次提到“嫔妃三千，佳人一万”的状况。汉朝历代皇帝选妃则是有严格要求的，并不是如春秋诸国或是秦代那般随意。在汉代，中央设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将选入宫的女性进行才华上的评定，不合格者一律不准入宫。     这就形成了一大批无法接近皇上但又风华正茂、富有才情、向往自由的女性被深宫所桎梏。再加上汉王朝多次征匈奴、征百越，导致民间大量青壮年男子被迫从军，民间出现了“满城妇孺”的悲惨景象。无论是民间还是皇宫，妇女的地位都是悲惨的，人性和理性不能得到释放的压抑情怀就形成了汉代独树一帜的宫（闺）怨诗歌。     据朱熹《诗集传》记载，周幽王得褒姒，黜申后，“申后作此诗”以自伤，是为古代宫怨诗之滥觞。闺怨诗在《诗经》里尤多，像写弃妇的《邶风•谷风》、《卫风•氓》，写思妇的《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都是早期宫（闺）怨诗的代表。汉代宫（闺）怨诗获得了大的发展，比较著名的有汉乐府《怨歌行》、《白头吟》、《上山采靡芜》，古诗《行行重行行》。汉代著名女作家班婕妤是一个受汉成帝冷落的妃子，她是汉代宫（闺）怨诗的代表作家。     纵观周末汉初四百年时间，中国的诗歌出现的最大转折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作家群”的出现。这其实就是群体意识的觉醒，而在文本生成和文学场的结构过程中这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必然条件。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诗歌的创作环境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稳定。     白银时代     ——从“建安”到“竹林”：谁来了解中国诗人的个体内心？     T.S爱略特说，一个诗人作品中最好的、最有个性的部分，往往是他的先辈们作品中那些不朽的部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文学论文选》中也提到了他的观点，那就是“在不同的文学场中，文学批评必须要走向一种异化，这种异化，并不是对于文本或是批评本身的曲解，而是基于一种‘道义上’的理解”。我们完全可以凭借车尔尼雪夫的观点来诠释中国诗歌的流变特点，中国的诗歌并没有按照爱略特的观点在发展，而是在“建安”诗人出现之后形成了一个大的转折。     在东汉皇权被颠覆之后，中国的社会陷入了战国时代的分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分裂时期。但这时期的文化是极为发达的，五言诗和骈体文空前兴盛，随着纸张的被普遍采用开始出现了别集、文集等各种出版物，秦汉为这段时间留下了极为丰厚的历史资料，这一切促使了这个时代诗学的空前发达。     建安诗人是以曹操、曹植、曹丕为主的曹魏创作群体这个王侯世家所创作的作品获得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但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点是“建安”诗人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不能被称为是一个作家群的群体——他们只是建安年间的诗人并且是一家人——这是曹氏父子的最大共同点，而在诗风和创作心态上三人则大相迥异。     按照毛里斯•克兰斯顿在《论自由》一书中的说法，界定术语有两种方法，一是设定性的(stipulative)，二是词典性的(lexicographical)。中国人对于文学现象的命名总是处于一种犹疑的状态，在空间被消解之后大量表面上（时间）产生共同的作家群都如蜂拥一般出现，在三国两晋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在建安之后，继而出现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等作家群都是名不副实的。心理学家大卫•哈里森在《文艺与心理学》中强调，作家的心态是和时代背景相同的。稳定的社会容易出现稳定的作家群，而在分裂的时代则更容易出现个性化的作家。这种从群体意识走向个体意识的创作，无疑是中国诗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如果我们抛开格律和诗学的表面东西来审视，那么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点，那就是在整个魏晋南北朝诗坛上活跃的诗人往往是最不得志的诗人。但是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在诗歌中的表达态度则又是不尽相同的。     在魏晋时代，诗学理论批评也出现了成熟，出生不同时代的批评家们都不约而同的分析了当时作家的创作风格。曹丕在《典论》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反复提到“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疑，是以笔去云雾，文苑波诡者矣”。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更是直接的把当时不同的创作风格分为八种，即“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魏晋最后一位大诗人陶渊明则把中国诗人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     这足以说明一点，那就是当时的诗人是极具个性的，五花八门、标新立异更是层出不穷。从群体意识走向个体意识是文学场生成的觉醒，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汉代出现的文本是中国诗歌的少年时期的话，那么魏晋时代则是春意盎然的青年时期，出现了躁动、迫切和迷茫，正是这种迷茫，才导致中国诗坛的黄金时代——唐代的诞生。     黄金时代     ——从“口颂歌谣”到“李杜”：谁来为先驱诗人买单结帐？     从群体无意识到群体意识的萌动，从群体意识的萌动到个体意识的萌动，中国的诗歌从源远流长的夏商周一直到了两晋南北朝没有发生间断，没有出现西方诗歌史上的“黑暗时代”，形成了有着自己特色和理论体系的中国诗学。就在即将迎来唐代诗歌的时候，我们不妨总结一下演变规律和流变特点。那些逐渐被李杜声名所替代的诗人，我们必须要为他们买单结帐。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一点，那就是探讨一个时代文学场的生成、发展规律。除了探讨话语的内指（indenote）之外，还要研究作为文学主体作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研究中国诗学的发展规律，就必须从中国诗人创作的动机去试着了解，摸索。我之所以在论文中引入布蒂厄“文学场”的观念，是因为布蒂厄对于文学场的定义是一直以来符合文学发展要求的。他认为只有对文学场 的生成进行分析才能真正理解生成法则，生成法则是作品和写作的源泉。而决定文学场的两个必然要素则是作家群的出现和作家对独立艺术价值的追求，这恰恰是我在论文中所探讨的“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出现、消解。     其次，按照文学场的理论来分析，那么除了“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主导之外，中国在唐之前的诗歌也必须要严格的区分为“大众文学”和“官方话语”，这种分析是极有价值的。在前文中我提到了《诗经》作为“群体无意识”的创作所出现的“美刺精神”的话，那么在汉以后这种介于“大众文学”和“官方话语”中的二元化文本被彻底消解了并且消解的很彻底。     再次，就是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文学场行动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文化资本、符号资本（文学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既可以表现为行动者被合法认同的某些信誉指数，也可以是以表现为身体化形式或物化形式。行动者的文化资本的构成及其数量决定了他在文学场上的地位，这就是统治地位或者被统治地位，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观。作为接受的主体——当时文学并没有和产业化发生关系，也并没有进入市场作为商品的一种进行资本交换。而文学接受中的再创作就不断为后世作家产生所谓的事实上的师承关系。这种建立在“事实（fact）”上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规律的体现。在魏晋甚至唐常常会出现乐府诗的复兴，而在两晋时期的大量诗人也开始了对于诗经的“戏仿”（mimic），这种“戏访”显然不是刻意的，更不是作为一种娱乐而写作。“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圈子里，都能看到一个这样的风景，那就是文化领袖本身的先驱。比如说霍桑的《维克菲尔德》和菲朗茨•卡夫卡，以及马洛《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包括菲茨杰拉德和哈代。这种关系一方面表示了思想上的薪火相传，一方面显示了一种预示和提高。” 但是在中国诗人身上提高并不明显或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思想的继承和升华，保持一种文化的正统。     总的来看，中国的诗人在经过意识转换、语言磨练和思想升华之后，形成了独特的诗学观和创作体系，这个体系是理论化的而不是如西方学者所说，是“零散”的。正是因为这种体系的形成才导致了唐代——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