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中国这个有着四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国开始一步一步的坠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①，已经穷途末路的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们都做了些什么呢。林则徐（1785——1850）和李鸿章（1823——1901）无疑是这一个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名人。那么就让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历史回忆一下他们的作为吧。
从毁誉迥异谈起：林则徐以禁烟抗英的壮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虽然他曾遭受过昏庸的统治者不公正的惩罚和非议，但生前就已经恢复名誉，死后更是赐美谥、厚抚恤、建专祠，极尽殊荣。“在广大爱国人士心目中，林则徐一直是无可非议的民族英雄，是廉洁和勤政爱民的模范”。②
李鸿章的遭遇却大不相同。李鸿章在世人的心目中则一直是个卖国贼的角色，由于他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而招人唾骂。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也一直把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而进行宣传。那么历史上的李鸿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本文就李鸿章和林则徐的比较来进一步探讨历史的真实面目。
一、关于“师夷长技”
“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西方的强大和先进，自觉的开始了“向西方学习”，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这在举国上下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的情况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颂扬的。在销烟期间林则徐积极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如《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澳门新闻纸》等，成为中国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林则徐也成为最早较多地了解外国情况的中国士大夫。为防范外国侵略，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走出了艰难的“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到了自己身边的很多人，魏源当是很好的例子。
当然林则徐的“向西方学习”还只是处于起步的阶段，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学习的只是西方的先进的军事技术，而没有想到先进的背后有人才的培养、国力的强大等，更没有想到西方先进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先进。然而林则徐的局限性是中国长期封闭发展导致的局限性的缩影，实非他一人之过。
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的“向西方学习”，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开始接触洋枪洋炮，遂萌发“讲求洋器”，这当是李鸿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开始。后来李鸿章在中外会防与“借师助剿”中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开始了更加深刻的学习西方的活动。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与林则徐不同的是，李鸿章的学习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觅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①此外，李鸿章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贡献。
当然，李鸿章与林则徐相隔两代人，李鸿章理所当然比林则徐应该走得更远，历史是李鸿章确实是做到了，而且做得比同时代的人都好。在“向西方学习”方面李鸿章无疑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的开拓者。如果我们能回忆一下李鸿章和顽固派关于开设同文馆、关于修建铁路、关于建设海防、关于铺设电报线路、关于建立军事和民办企业等的争论，我们会更好的了解李鸿章的学习思想。
二、关于“外交”
当然，林则徐时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但这并不仿碍我们考察林则徐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英关系及实力的判断。
在禁烟问题上，道光帝和林则徐的共同问题是把禁烟仅仅当成内政，而不知有外交，以致发生外交纠纷时不知所措。林则徐和道光帝局限于对鸦片走私问题及国际问题的了解，只想到最多发生“边衅”，没有预料到鸦片走私贸易和巨大的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有内在的联系，故不可能预料发生后来大规模的英侵华事变。
鸦片战争前，美国副领事多剌曾以禀贴方式将英国即将出兵的消息告知清政府，遗憾的是林则徐并没有对此引起注意，说：“实属胆大妄言，悖谬已极。” ②并对美国人说：“若竟不知好歹，转代英夷张大其词，恐亦自贻后悔而已。”③后将禀贴退了回去。林则徐的这次失误表明，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清政府官员对剧变的国际形势还是无知无觉，并未作好打大仗的准备，这为战争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战争中，林则徐对敌人的认识也有明显的失误，“夷兵将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借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④ 在战争前的小规模的冲突中，林则徐不仅过高地估计了清军的战斗力，而且不提中国方面的实际损失，显然是有意遮掩，他向中央的报告给中央的决策带来严重的错误信息。这有他自身的考虑，也是天朝大国思想作崇。
可见，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林则徐对于世界形势和敌我力量还没有清醒的认识。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固守华夷观念，对世界历史大变局缺乏清醒的理解和认识，没有采取什么开放进取的举动。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道光帝又趋于保守，陶醉于天朝上国的幻梦之中。林则徐是典型的忠君者，他和道光的思想是一致的，尽管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但是他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①。
这是他也是那个时代的遗憾。
而李鸿章，应该是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的开创者和执行者。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李鸿章，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落后，认识到变革的迫切性。大胆的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②的主张。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强。在外交的实践中更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他的这种方针。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启示不在于他的手段，而在于他的思维。其一是在面临巨大变局之时，要冷静观察，站稳脚跟。其二是李鸿章外交在相当程度上的成功事实，说明弱国不仅有外交，而且还必须讲外交，不可一味“好勇斗狠”，即所谓韬光养晦。然而李鸿章在这一点上所受的诽谤也最多。既然追求和平，必须是“避战求和”，必然是“丧权辱国”。李鸿章最引起人们非议的是三大条约的签定，即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1896年的《中俄同盟密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然而李鸿章每次都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战争已为外交划出了定局，虽然如此，许多人还是喜欢宽容战败的军人而苛责签署和约的文官。尤甚者则因之而推论签约者为甘心卖国。
然而，若大一个大清朝，真正知道外交的又有几人呢？“无怪乎合肥（李鸿章）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③ “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登场了。“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⑤ 李鸿章从长计议，主张求和。他是想让国家安定，趁此时努力富强国家，他的想法是有错的吗？对于晚清中国蒙羞受辱的责任，叫李鸿章一个人承担公正吗？
三、关于爱国
林则徐从生前直到今天都倍受崇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⑥当是他爱国的生动表白，也成为激励后来者的千古绝唱。
鸦片战争以前，林则徐为国兴利除害。面对鸦片走私猖獗的情况，林则徐由此发出了：“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⑦的呼喊。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十分的关心，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更早的时候，林则徐就在京城参加了“宣南诗社”，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重视国计民生和改革。
禁烟和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作为钦差大臣的他到广东主持禁烟，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他不辱使命。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更是因为主张抵抗英国的侵略，并在广东打败英国侵略者。这些更加让我们相信他是一个民族英雄，是一个爱国者。
让我们来看一下李鸿章，1860年前后他就在中外会防与“借师助剿”中认识到西方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内须变法”的提出应该是他爱国的表现。他指导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应该是他看到清王朝的衰落，努力振兴国家的爱国的表现。海防塞防之争有人认为是李鸿章的卖国的表现。这实际是专制王朝就重大问题征询臣子的意见，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遵循正常途径发表意见，即使是错误，也不是什么罪行，何况是遗臭万年的卖国罪！李鸿章堂堂正正给朝廷上奏章筹划如何富国强兵，怎么也不会想到百年后还会因此背上“卖国”、“投降”的黑锅。至于签定三大丧权条约，李鸿章则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非要有人承担罪责的话，那么应该有最高的统治者慈禧一伙来承担。
四、关于对待农民战争
林则徐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就曾经镇压过云南回汉人民的起义，镇压过云南彝族人民的起义。太平天国爆发后，清政府又起用他前往镇压，林则徐走到半路上就因病去世了。他的手上也曾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李鸿章一直以来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遭人痛恨。
然而林则徐也好，李鸿章也罢，他们毕竟是大清朝的重臣，他们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为大清朝服务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没有选择的。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他们二人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呢？
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呢？李时岳先生说：“评价历史人物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客观的历史作用的好坏、大小。历史作用的好坏、大小。不能根据个人的宣言、表白，也不能依据个人的动机、性格、品质、情操，而要看这个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发展是否起了推动的作用及其作用的大小，看他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是有所贡献还是有所破坏，归根到底，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①可见，不能从单一的某件事情来进行评价，要统筹全局。
五、关于对清王朝的贡献
处于末世的大清国，已经危机四伏。面对内忧外患的大变局，时代赋予了他们重要的历史责任，他们责无旁贷的担当起来。
林则徐力主禁烟和在鸦片战争中主张抵抗为大清国争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他的正义行动即使在19世纪的英国也赢得广泛的赞誉和尊重。在任河道总督期间，林则徐励精图治，赢得了“林青天”的美誉，给末世中的大清国带来一丝清新。当农民起义危及到大清国的生存时，林则徐毅然担当起镇压农民起义的重任。可以说，林则徐是十分爱（大清）国的，为大清国的苟延残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鸿章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走上历史舞台的。太平天国几乎给大清国以致命的打击，李鸿章先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任职，后独立建立淮军，使用洋枪洋炮重创太平军。最后，曾李联手东西夹击打败了太平军，暂时的稳定了大清国的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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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时岳:《近代史新论》第325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脚。面对内忧外患的大局，李鸿章以超前的思想掀起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
为大清国培养了大批近代化人才，建立了近代化的军队，建立了大量的近代化的企业，成为“同光中兴”的重臣。在列强侵略中国战败的情况下，又担当起那个遭人唾骂的和约签定者的角色。在签定和约是往往是据理力争，并且在签定完最后一个和约后被气地大口吐血，不久去世。
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晚清重臣林则徐和李鸿章应该说都为大清国的延续尽了自己的全力。然而，结果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①这应该是对李鸿章的遭遇的惋惜吧。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差别的存在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难道爱国有罪吗？难道大清国在末世所受的屈辱应该由这样的一两个人来承担吗？
本文不是在为李鸿章翻案，只是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告诉后来者历史的真相，也许，这还远远不够，本文只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究竟有多少的个人感情在起作用，究竟有多少的道德情感在起作用，这正是我们历史研究的一大误区，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是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评价，而不能有也不能用现在的道德水平来评价。 | 
发表于 2009-2-27 18:4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