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方志辑佚》补正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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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1]（以下简称“刘书”）共辑录汉唐方志437种，附录五代方志2种，共计439种（傅振伦《序》作445种，陈尚君《书评》作439种，未允），所辑范围大致为这一时期的地记、图经、耆旧传、风土记、异物志及旧事杂记等，凡古代所谓郡国之书及属于方志之一体者，概加收录。对于刘书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傅振伦的《序》[2]、刘伯伦《一部弥足珍贵的辑佚著述——读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3]、卞东波《〈汉唐方志辑佚〉纠误》[4]、何九盈《〈汉唐方志辑佚〉标点商榷》[5]、陈尚君《评〈汉唐方志辑佚〉》[6]、刘跃进《汉唐时期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7]等论文已有评述，在此不再赘述。笔者仅就刘书辑阮籍《秦记》、段龟龙《西河记》、袁滋《云南记》三则进行补正。
一、阮籍《秦记》当为阮籍《奏记》
刘书第29页：《秦记》，阮籍撰。籍，《宜阳记》已著录。《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阮籍《秦记》。丁国均《补晋书艺文志》：《秦记》，阮籍。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通鉴》唐武德七年注及《太平御览》卷474《礼贤》辑得两条，一为“始皇都长安”，一为“子夏处西河之上”。
按：阮籍《秦记》，丁国钧、秦荣光二家《补晋书艺文志》、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甘肃省·通志类》、邵国秀《甘肃省地方志考略》[8]等均据《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及卷474《人事部115·礼贤》引著录。
考：刘书所辑“始皇都长安”条，《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正义、《资治通鉴》卷191《唐纪七·髙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七年”注引作《秦记》。《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附《考证》（四库全书三家注合本）云：“《秦记》，本名《三秦记》，或本作《三秦记》而脱三字。”又《初学记》卷7《地部下·昆明池第四》、《玉海》卷156《宫室·宫二》、《后汉书·郡国志一·弘农郡》注、《长安志》卷3《宫室一·秦》等均引作《三秦记》，故本条实属《三秦记》。“子夏处西河之上”条，《太平御览》卷474《人事部115·礼贤》引作阮籍《秦记》，核校其内容，实为《文选》卷40《奏记》所载阮籍《诣蒋公奏记辞辟命》（诸书或引作《辞蒋太尉辟命奏记》），“秦”与“奏”因形近而误，故《太平御览》所引阮籍《秦记》乃《奏记》之误。
二、段龟龙《西河记》当为谕归《西河记》
刘书第167~168页：《西河记》，东晋时后凉段龟龙撰。龟龙，《凉州记》已著录。《旧唐书·经籍志》：《西河记》二卷，段龟龙撰。《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西河记》。并据《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辑得6条。
按：《西河记》一书，《隋书》卷33《经籍志二·史部霸史类》、《通志》卷65《艺文略第三·史部霸史类》、《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著录作“东晋喻归撰”。《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史部伪国史类》、《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史部伪史类》、《册府》卷555《国史部·采撰》著录作“段龟龙撰”。
考：《隋书·经籍志》在著录“《西河记》二卷，记张重华事，晋侍御史喻归撰。”之后即为“《凉记》十卷，记吕光事，伪凉著作佐郎段龟龙撰。”而《旧唐书·经籍志》仅著录“《西河记》”，无“《凉记》”，《新唐书·艺文志》则在“段龟龙《凉记》十卷”之后即著录“《西河记》二卷”，无撰者，显然两唐志系脱漏而致误。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14《史部四·霸史类》、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卷2《史部·霸史类》、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载记类》等均认为两唐志将喻书误属段氏。从后世注引及两唐志失载的情况来看，《西河记》当为喻归所撰。
另《西河语》，《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著录，且《太平御览》卷842《百谷部六·东蘠》引《西河语》曰：“贷我东蔷，偿我田粱”。考本条内容，又见《纬略》卷4《东蘠》注引。《齐民要术》卷10《五谷果瓜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东蘠》、《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四库全书单行本及中华书局点校本）注引作《河西语》、又同书同卷（四库全书三家注合本）索隐注引作《河西记》、《尔雅翼》卷8《释草·稗》、《证类本草》卷26《东廧》引作《河西人语》。又《重修广韵》卷4《去声·遇韵》载：“东晋有谕归，撰《河西记》二卷。”《通鉴》卷221《唐纪三十七·肃宗文明武徳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上》“乾元二年”注载：“《姓谱》：东晋有喻归，撰《河西记》”。“喻”与“谕”通，故疑《西河语》，又作《河西语》、《河西记》、《河西人语》，与《西河记》为同书异名。
       三、《云南记》并非《云南行记》
刘书416~418页：《云南记》，又名《云南行记》，唐袁滋撰。滋，字德深，蔡州郎山（今河南确山）人，官尚书左丞、御史中丞。贞元十年使南诏，归来为记，元和十三年上之。《新唐书·艺文志》：袁滋《云南记》五卷。《太平御览》卷九二四两引《云南行记》，而《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有《云南记》，而无《云南行记》，故当一书二名。并据《太平御览》辑得22条。
按：袁滋《云南记》五卷，又作《云南纪》。《旧唐书》卷185下《良吏传下·袁滋传》、《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史部地理类》、《册府元龟》卷560《国史部·地理类》作《云南记》。《唐会要》卷36《修撰》作《云南纪》。《通志》卷66《艺文略第四·地理蛮夷类》作《云南记》一卷。
考：《云南行记》乃唐韦齐休所撰，又作《云南行纪》。《郡斋读书后志》卷1《史部·伪史类》、《玉海》卷16《地理·异域图书》“唐云南行纪”条作《云南行纪》二卷。《文献通考》卷200《经籍考·史部伪史霸史类》、《宋史》卷104《艺文志三·史部地理类》作《云南行记》二卷。《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史部地理类》、《崇文总目》卷4《史部·地理类》、《通志》卷66《艺文略四·地理行役类》、《玉海》卷16《地理·异域图书》“唐云南志”条作《云南行记》一卷，无撰人。
袁滋《云南记》撰成于贞元十一年（795）至元和十三年（818）之间，韦齐休《云南行记》撰成于长庆三年（823）至太和八年（834）之间。显而易见，从上述历代著录及撰成时间来看，《云南记》与《云南行记》并不是一书二名，而是完全不同的两部书。
刘书叙录之所以认为《云南记》与《云南行记》为同书异名，可能是因为受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太平御览》所引《云南记》为韦齐休《云南行记》而非袁滋书这一观点的影响。首倡此说者为向达先生，他认为“《御览》引《云南记》，有三条已著明韦齐休姓名，故其书之为韦齐休的《云南行记》，而非袁滋书，大概可以无疑。”[9]此后，王叔武、方国瑜、徐子圣等均从此说[10]。然据笔者考定，《太平御览》所引《云南记》应为袁滋之书，并非韦齐休《云南行记》。《太平御览》所引《云南记》，其中有三条著明韦齐休姓名，应为樊绰《云南记》，也不是韦齐休《云南行记》的省称。樊绰之书，群书著录或引用，名称纷繁不一，主要有《云南记》、《云南志》、《云南史记》、《蛮书》、《蛮记》、《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等。方国瑜先生认为樊绰之书，虽然“名称繁多，实为一书异名”[11]。向达、方国瑜等前辈学者已经确考袁滋《云南记》被樊绰之书大量采入，而群书在引用樊绰书时也多作《云南记》，故而出现同名异书之混误。
[1]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

[2] 傅振伦：《汉唐方志辑佚·序》，该文先后发表在《中围地方志》1996年第3-4期，第99页，又《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6年第4期，第97页。

[3] 刘伯伦：《一部弥足珍贵的辑佚著述——读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第66~67页。

[4] 卞东波：《〈汉唐方志辑佚〉纠误》，《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59~163页。

[5] 何九盈：《〈汉唐方志辑佚〉标点商榷》，《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年第5期，第567~571页

[6]
陈尚君：《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唐研究》第5卷《书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540~544页，又《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7期以《评〈汉唐方志辑佚〉》之题名转载，第27~29页。

[7] 刘跃进：《汉唐时期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1期，第17~21页。

[8] 邵国秀：《甘肃省地方志考略》，《图书与情报》1994年第1期，第61页。

[9] 参见向达：《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文集》，香港：龙门书店，1951年，第109~127页，后收入向氏《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9~154页。

[10] 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21页。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2《唐宋（隋唐至南宋）时期撰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6~177页。徐子圣：《南诏史料的辑佚与整理》，《大理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第130~132页。

[11] 方国瑜：《樊绰〈云南志〉考说》，《思想战线》1981年第1期，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