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孙盛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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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裴注“孙盛曰”研究

                                            ——读《三国志》札记之二

2007级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   赵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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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盛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大量引用到了孙盛的著作，其中有一种“孙盛曰”的形式是孙盛对三国历史人物、事件、制度等得评论，不见与它书。“孙盛曰”是研究孙盛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本文通过对“孙盛曰”的研究，认为孙盛的史论有以下三个特点：以合乎儒家礼制与否来评论是非、以先贤之标准来衡量后世统治者之作为、以符合道义与否来评论君臣关系。
关键词：“孙盛曰”
儒家礼制
君臣道义

孙盛字安国，山西中都（今山西平遥县）人，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晋书·孙盛传》说他“著有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1]，一生著述颇多。历史著作有《逸人传》、《魏氏春秋》、《晋阳秋》、《魏世谱》、《蜀世谱》、《魏阳秋异同》等。这些都是研究孙盛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但是因为这些书早就已经散佚，现今只有支离不全辑佚本留世，所以很难从整体上把握孙盛的史学思想。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大量引用到了孙盛的著作。除了以上书籍外，还有一种“孙盛曰”的形式，是孙盛对三国历史人物、事件、制度等得评论即孙盛史论。《三国志》注中“孙盛曰”共有47条，几乎在每卷都有孙盛的评论。笔者认为这些评论组成了一个有系统的体系，相对完整的体现了孙盛的史学思想。笔者通过对“孙盛曰”的研究，认为孙盛的史论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
以合乎儒家礼制与否来评论是非
孙盛惩于礼崩乐坏的世道，极力主张恢复儒学倡导的礼制，在丧葬、祭祀、婚姻、立嗣、分封等问题都有议论。孙盛用儒家的礼制来衡量三国事件，凡是符合礼制的，都会大加提倡，不符合礼制的，一律严加批评。
对于《魏书》记载夏侯惇薨，魏王（曹丕）在邺城东门为其素服发丧的事情，孙盛评论到“在礼，天子哭同姓於宗庙门之外。哭於城门，失其所也。”[2]认为按照礼制来说，天子为同姓宗族发丧，应该在总庙门外，夏侯惇之于曹丕，虽然严格来说，不算同姓，但是曹氏和夏侯氏之间有着难解难分的渊源，曹氏还源于夏侯氏。曹丕为夏侯惇发丧，应该在宗庙门外，而曹丕却在邺城东门发丧，是大大的违反礼制。孙盛认为“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极痛也，人伦之道，於斯莫重。”[3]把为自己的父亲发丧看作是天地人伦的最重要的事情。《魏氏春秋》记载：“明帝将送葬，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乃止。”[4]孙盛对魏明帝和魏群臣都给予了批评，他认为魏明帝不送葬，致使“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5]；孙盛引用春秋华元厚葬的典故，职责“群等之谏，弃孰甚焉！”[6]孙盛认为“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於庶人”[7]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万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8]，不管是天子还是庶人，能够为父母守三年之丧，便能起到“通天地，厚人伦，显至教，敦风俗”[9]的作用。为人子不能为父母守丧三年，或者三年丧内举行宴乐之事，都是“四海散其遏密，义感阙於群后，大化坠於君亲”[10]的事情。《三国志》中记载甲午，军次於谯，（曹丕）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於邑东。此时是延康元年秋七月，曹操就是这年去世的，曹操之死还未满三年，也就是说曹丕为曹操守三年之丧的期限还没有过，曹丕就“设伎乐百戏”[11]“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於邑东”[12]。孙盛对曹丕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他认为曹丕这种“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的行为造成了“居贻厥之始而坠王化之基”[13]的严重后果。孙盛认为曹丕弃先王之典于不顾，是丧心病狂的行为。并把他看做事曹丕短命的理由。说“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14]
孙盛对于祭祀之事也认为应该按照儒家礼制来行事。孙盛肯定祭祀先人，认为“荐社汙宅，古之制也”，[15]但是他又反对祭祀那些坏人，认为“尽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饕餮之室，为政之道，於斯踬矣。”[16]如果对逆臣也祭祀哭拜，那就是为政之失，不合礼制了。所以他对曹操祭拜袁绍之墓很不以为然。孙盛认为袁绍是“因世艰危，遂怀逆谋，上议神器，下干国纪。”[17]的逆臣。对于这样的逆臣没有什么好祭拜的，魏武帝祭拜袁绍之墓是一件做错了的事情。太和三年冬十一月，洛阳宗庙建成。魏明帝“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庙。”[18]孙盛对这件事大家肯定，他认为“事亡犹存，祭如神在，迎迁神主，正斯宜矣。”[19]对于魏明帝时有司凑请明帝谥明帝为魏烈祖并为之立庙的事情，孙盛认为很可笑，他认为“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於既没然后著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也。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20]魏有司这样的奏请，孙盛认为是不合礼制的：“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21]
孙盛认为在婚姻制度上也应该符合儒家礼制，效法先王“求令淑以对扬至德。”[22]而从魏武帝直到魏明帝的皇后都是“起自幽贱”[23]所以孙盛认为魏氏之德，“本既卑矣，何以长世？”。[24]在立嗣上，孙盛主张“《春秋》之义，立嫡以长不以贤。”[25]在分封制上他不顾西晋“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声言春秋时的“五等之制，万世不易之典”，对魏国予以严厉攻讦：“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26]所有以上这些，都可以看出孙盛有强烈的恢复儒家礼制的倾向。这在当时玄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东晋，是难能可贵的。

二、
以先王之标准来衡量后世统治者之作为
孙盛在评论三国时君主时，往往以古代先王的标准来衡量后是统治者，在孙盛眼中，古代先王的标准是“建德义之基，恢信顺之宇，制经略之纲，明贵贱之序”[27]三国时期的统治者凡是符合这个标准或者只具有某一方面的，孙盛都给予赞赏，相反，凡是不符合这一标准或某一方面的，孙盛都给予批评。
孙盛认为君王的德行道义的很重要的，国家能否治理好，君王的德行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如果君主没有好的德行，那么就会被奸臣篡权，把持朝政。如果君主的德行很好，那么既是再亲近的人也不会有所企图，还会称为帝王的股肱。孙盛不反对皇后对朝政的参与，认为“周室之盛，有妇人与焉”。[28]孙盛对魏文帝的“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29]诏令虽然不反对，但是并不支持，不认为那是一个帝王应当有的度量。他认为帝王应该“以天下为心，惟德是杖”[30]不必因为是后族就不加重用。因为外戚之乱也是有条件的，如果帝王“时昏道丧”，那么王朝必然会“运祚将移”，即使不出现外戚乱政的情况，也会出现别的祸乱。所以外戚之乱的外戚只是外因，而君主的德行才是内因。也是同样原因，他对魏明帝“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31]而“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32]也非常惋惜！孙盛对于吴主孙权晚年“年老志衰，谗臣在侧，废適立庶，以妾为妻”[33]种种无德的行为很是气愤，把孙权不朽德行而“求福妖邪”[34]是明显的“将亡之兆”。[35]孙盛认为像孙皓这样不仅不修养德行反而 “淫虐是纵，酷被群生”[36]的君主应该“剿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 。[37]
孙盛认为君主治国，应该取信于天下之民。他说“周成不弃桐叶之言，晋文不违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38]相反，如果君主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或者其臣下失信与人，而君主不加惩罚，孙盛认为这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三国志·赵俨传》中记载赵俨是失信于降卒的事情，孙盛评价到：“信义丧矣，何以临民？”[39]对于吴将吕岱先派士匡通使士徽，劝其投降，确保无事。待到士徽兄弟六人肉坦投降后，又杀之以邀功的行为，孙盛是非常气愤的，他评价到：“君子是以知孙权之不能远略，而吕氏之祚不延者也。”[40]对不仅吕岱的评价不高，而且还认为孙权用人不当失信誉于天下。
对于君主对国家大决策的制定，孙盛也是非常关心的。他认为君主应该具有“明略绝群”[41]的能力。陈寿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评曰中，认为孙权对孙坚孙策的子孙们“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义俭矣。”[42]陈寿认为孙策不应该把国家让给其弟孙权，而造成子孙位止侯爵。但是孙盛却对此大加赞赏，认为孙策这样做，使“国无陵肆之责，后嗣罔猜忌之嫌，群情绝异端之论，不逞杜觊觎之心；於情虽违，於事虽俭，至於括囊远图，永保维城，可谓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者也。”[43]认为孙策不愧是“有吴开国之主”[44]。孙盛对吴主孙权的养士的政策方针也是很肯定的。他说“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45]孙盛认为孙权虽然德行不修，但是由于他正确的养士用人的政策，最终也能与魏、蜀鼎立三分。
孙盛还认为君主应该明贵贱之序，以恢王化，致淳风。孙盛赞赏古代先王“必求令淑以对扬至德”，[46]所以他对魏朝自为太祖到魏烈祖的王后都起自卑微，认为是打乱了贵贱之序，并由此对魏氏之祚产生了“何以长世？”[47]的感叹！孙盛认为对于风俗的敦化也应该名贵贱之序，他认为“车服礼秩”[48]应该“贵贱等差”，[49]他对魏朝和洽的那篇关于“奢俭之论”的奏章很是欣赏，认为在奢俭方面应该“使奢不陵肆，俭足中礼，进无蜉蝣之刺，退免采莫之讥；如此则治道隆而颂声作矣。”[50]如果违反了这样的秩序就会“非圣王所以陶化民物，闲邪存诚之道”。[51]

三、
以符合道义与否来评论君臣关系
孙盛在史论中强调儒学的忠孝伦理，以“道义”作为君臣行为是非的标准。他认为“夫帝王之保，唯道与义，道义既建，虽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诈力，虽强必败，秦、项是也。”[52]对于人臣，他同样认为:“夫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53]在孙盛看来，这种道义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君臣互相选择方面，孙盛主张“君贵审才，臣尚量主”[54]，其次在君臣相处方面，孙盛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55]
东汉末年，王室衰微，诸侯割据。割据诸侯多，而乱世人才更多。诸侯们面对如此多的人才应该如何取舍呢？人才们遥想众多诸侯应该怎样原则呢？孙盛主张“君贵审才，臣尚量主”[56]，这两个各方面是互补的，只有明君和贤臣组合到一起，才能达到王霸之业。孙盛说“君用忠良，则伯王之业隆”。[57]东汉末年的“臧霸少有孝烈之称，文聘著垂泣之诚”[58]，魏武帝能够对他们“委之以二方之任”[59]，是能够正确审才的表现。如果君主选择了德行不配或才能不优的臣下，那么德行姣好，才能较优的人才就不会来到君主的身边。孙盛认为蜀先主刘备厚待许靖就是没能做到正确审才。孙盛认为许靖是一个“处室则友于不穆，出身则受位非所，语信则夷险易心，论识则殆为衅首”[60]的人，许靖德行不修，才能不佳，根本不是一个贤臣。许靖这样“浮虚是崇，偷薄斯荣”[61]的人都能得到重用，那么对那些“秉直仗义之士，将何以礼之？”。[62]在臣择君方面，孙盛认为臣下应该选择明君，如果“臣奉闇后，则覆亡之祸至”[63]，而且认为“诸侯之臣，义有去就”[64]，如果一不小心错选了君主，是可以中途离开他的君主的。孙盛对田丰、沮授之死就非常惋惜，他认为此二人没能正确选择君主，不能展示一身经天纬地之才不说，还落了身死魂灭，遗憾终生的下场。
君臣互相选择之后，剩下的就看君臣如何相处了。在这一方面，孙盛认为应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65]臣下“苟有疵衅，刑黜可也”，[66]士可杀而不可辱，臣下犯错误，可以按照刑律来惩罚，但是不可以以私刑来侮辱。因为真正品行高亢的青云之士，是很轻视爵位的，他们留在君主身边，只是为了有一个发挥自己才智的良好平台。所以孙盛对魏太祖经常对其掾属公事贾谊杖刑的做法很反对，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导之以德，齐之以礼”[67]的原则。反之，对何夔“夔知时制，而甘其宠，挟药要君，以避微耻。P380”[68]的做法很欣赏，认为符合《诗经》里的“唯此褊心”[69]的称谓。忠孝义节，一门四全，是古代士人的最高荣誉。而这四点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其君主尽忠了。所以孙盛认为姜维身为魏臣，先投降蜀，为将相多年，最后又投降魏，这种行为就是不忠的表现。所以孙盛对姜维的最终评价是“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70]可以看出孙盛对姜维是很鄙视的，就连姜维唯一的优点“好书而微自藻洁”[71]也被孙盛说成“盗者分财之义”。[72]P1069孙盛认为孙权之所以“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於大国”[73]是因为他不能“固秉臣节”[74]，“
向使权从群臣之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仁感百世哉！”[75]孙盛着眼于巩固王权，提倡儒家的君臣道义，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有以上三个特点可以看出，在东晋玄学思想盛行，皇权衰微，君臣共天下的情况下，孙盛能够摆脱世俗的羁绊，提出恢复儒家礼制的主张，为统治者总结出古代先王的治国之道供其借鉴，并且强调君主与臣下之间的道义，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也是很难能可贵的。总之，孙盛是东晋时期很重要很优秀的史学家，对史学的贡献很大，我们应该对他的历史地位重视起来。














注释：
[1] 《晋书·孙盛传》
[2]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59
[3]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86
[4]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86
[5]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86
[6]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86
[7]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61
[8]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61
[9]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61
[10]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61
[11]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61
[12]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61
[13]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61
[14]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61
[15]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p25
[16]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p25
[17]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p25
[18]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p97
[19]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p97
[20]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p109
[21]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p109
[22]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p168
[23]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p168
[24]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p168
[25] 《三国志·魏书·曹植传》裴注p580
[26] 《三国志·魏书·曹植传》裴注p577
[27] 《三国志·吴书·凌统传》裴注p1279
[28]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81
[29]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p81
[30]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p81
[31]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p115
[32]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p115
[33]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注p1148
[34]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注p1148
[35]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注p1148
[36] 《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裴注p1179
[37] 《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裴注p1179
[38] 《三国志·吴书·赵俨传》裴注p670
[39] 《三国志·吴书·赵俨传》裴注p670
[40] 《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裴注p1193
[41]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注p1148
[42]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p1148
[43]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注p1148
[44]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注p1148
[45] 《三国志·吴书·凌统传》裴注p1279
[46]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p168
[47]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p168
[48]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p168
[49]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p168
[50] 《三国志·魏书·和洽传》裴注p656
[51] 《三国志·魏书·和洽传》裴注p656
[52] 《三国志·蜀书·宗预传》裴注p1076
[53]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p918
[54]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p201
[55] 《三国志·魏书·何夔传》裴注p380
[56]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p201
[57]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p201
[58] 《三国志·魏书·文聘传》裴注p540
[59] 《三国志·魏书·文聘传》裴注p540
[60]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裴注p960
[61]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裴注p960
[62]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裴注p960
[63]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p201
[64]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p201
[65] 《三国志·魏书·何夔传》裴注p380
[66] 《三国志·魏书·何夔传》裴注p380
[67] 《三国志·魏书·何夔传》裴注p380
[68] 《三国志·魏书·何夔传》裴注p380
[69] 《三国志·魏书·何夔传》裴注p380
[70]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裴注p380
[71]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裴注p380
[72]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裴注p380
[73]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注p1123
[74]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注p1123
[75]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注p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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