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札记

yushanbinru

《史通》札记
——史学研究之借鉴
引言：
      本札记旨在为自己明确平日学习的规则与入门学问的路数。谚语云：多疑大悟，少疑小悟，不疑无悟可见只有怀疑方能悟出道理或者说发现问题，而学问就在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然而要容身于此过程并且使三个环节衔接的天衣无缝且相得益彰却并非易事，尤其是对我们初学史学的后生而言。笔者认为至少要具备客观的态度、批评的意识、发展的眼光三方面的因素使自己步入学术的正轨乃至最终登上学术的殿堂。而在这方面，刘知畿的《史通》恰恰给了我们很大的借鉴。
正文：
一、 对待史书、史家的客观态度
      提到客观我们或许能够想到德国的兰克，他对真实史料的服膺和对客观精神的追求似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以至成为客观主义学派的圭臬。刘知畿或许没有达到如此地步，然而他的客观态度也不能小觑。主要表现在他对待史书、史家的客观态度，这种客观态度在《史通》中可窥见一斑。
（一）对史书的评价
    1、对《春秋》的评价
    刘知畿在《史通六家》中评价《春秋》说：
“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仅此数句便道出《春秋》的概貌，包括其笔法、体裁、内容以及影响并且给《春秋》以很高的评价；
    在《史通二体》中对《春秋》的长短进行合理了论说：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中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此论道出编年论事“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理尽一言，语无重出”的优点以及“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粗细不均的缺陷；在《史通叙事》中谈论到《春秋》的叙事美包括语言的简洁、精练、语不重复，“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也”对《春秋》的微言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关于对《春秋》的评价，《左传》有这样的论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訏”、司马迁对《春秋》有以下评价：“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之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又《太史公自序》:“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王道之大者也”《左传》、《史记》均对《春秋》做了文辞、内容、影响等方面的评价，可见刘知畿对《春秋》的评价基本客观。
      2、对《史记》的评价
      刘知畿对《史记》的评价，主要表现在他对《史记》的体裁、体例以及史论的长短优劣等几个方面上，刘知畿在《史通二体》中说到：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纪、传、表、书、世家五体并立，各司其载且互相参照，不失为纪传体的首创之力作；至于同记一件事情则“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一类人物则“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这又是它的不足。此辨证的评价不无道理。又在《史通六家》中说：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指出《史记》体裁的不足与撰录的繁琐，在《论赞》中：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点明了《史记》中史论的不成系统。
      刘知畿对《春秋》、《史记》的评价中无不渗透着客观的态度与辨证的思维，这种理念尤其值得我们秉承并发扬。
（二）、对史家的评价
      刘知畿在评价司马迁时说：“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自秦汉以下，条贯有伦，则炳炳可观，有足称者。”（《史通论赞》）概年代久远，时过境迁，又历经秦火，史料缺失。“言不该”，“文阔略”在所难免，故作者难及，无可厚非；至于叙述秦汉以下事迹则不然，“条贯有伦”，“炳炳可观”足以称道。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到然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见刘知畿对司马迁“条贯有伦”，“炳炳可观”，“足以称道”的品评也是基本客观合理的。
      刘知畿在评价当代史家时更表现出冷峻的客观主义，他在《史通论赞》中说：大唐修《晋史》，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马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以及《史官建置》：“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即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祸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以“轻薄之句”将史料“编为史籍”在刘知畿看来是“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这种以浮词叙述历史的作法对于反应历史面貌或许缺乏真实性。“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的“当代词人”及至“ 爵赏即行”，“则攘袂争受”。以致“是非无准，真伪相杂”，使得是非没有标准，史事真伪相混，而最终将导致“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祸来代。”的后果。在《忤时》中说，顷史官注记多取禀临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上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由此可见当时众说纷纭而没有统一的标准。《新唐书刘知畿本传》载“后嘉其直，不能用也”、“子玄悼士无良而甘于祸，作《思慎赋》以刺时”，“子玄与徐坚、元行中、吴兢等善，尝曰：海内知我者数子而”说明当时修史过程中应该存在着一定的浮词风盛、是非莫准的问题的。
二、明确的批评意识
      有了客观的态度还不够，因为客观的态度只是学问形成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还需要在客观态度的基础上进行批判，这就要求具有怀疑的精神，刘知畿在怀疑方面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刘知几的批判意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胆的怀疑精神
      刘知畿的怀疑精神、批判意识在史通中随处可见，现略举两例，在史通自叙中他这样说：“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也。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他明确且大胆的提出“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可见作者的宗旨即在于怀疑与批判。“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诚恳而谦虚的希望能够有“知音者”来阅览几说。刘知畿以孔子作春秋子比，又与司马迁“藏之名山，附于京城”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史通采撰》中有“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善宜思之”“学者博闻，概在择之而已”之说，对“违理”的“道听途说”以及“损实”的“街谈巷议”的厌恶与鄙视；对“异辞疑事”的思考；对史料的选择以及学者的警戒等谨慎的采传思想尤其值得称道。又“史文有阙”、“辨其旨归”，均说明刘氏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
（二）独特的批评视角
      刘之畿对史学评论独特的批评视角表现在恰当的高度与微妙的细节。他论史是从一定的高度着眼的，有似旁观者清的感觉，如处高屋建瓴的境界。正因为如此，《史通》成为继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以来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刘知畿在《史通六家》中论述各家的源流、在《史通史官建置》中阐述史官的流变均为凌然站在理论的高度审视史学发展趋势，鸟瞰史氏因袭概貌。
      如果说刘知畿在宏观的角度基本把握了史书、史家以及史学的发展概貌，那么在微观角度也是很值得称推重的，关于《史通》中微妙的细节略举例置于下：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 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
《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概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史通叙事》）
      此说对言辞的省烦给与细微的评述与笔削。这种追求用词、用字简介精炼的精神，无论是在编辑学的角度还是著述学的角度给予我们的写作方法借鉴是不无裨益的。
三、发展史学的眼光
      学问不止于批评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刘知畿在因袭前人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创新的表现。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以出新成绩为己任，以发展史学为目的的使命，而这个使命以及由它产生出来的一切新成果正是我们每个人做学问的最关键环节，他的使命以及成绩是我们尤其值得继承的，更是我们最需要重视的，否则没有成果还谈什么学问？
      刘知畿的旨趣在于商榷、怀疑、批判。但并非一味的批判，在批判之中有诸多创新。《史通》这一系统史学理论著作在撰史原则、史书的体裁体例、文字表述、史书内容的范围、史官建置等问题多方面提出批评并直抒己见，而笔者认为史家三长论、史书内容范围的增科以及史学的功用与史观的更新犹能表现他发展史学的眼光。
      史家三才的论说贯穿与《史通》全书，但是刘知畿关于这一理论概括性的说明则是在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时予以阐发的：
      吏部尚书郑惟中尝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经营，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廉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 ，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毕书，使娇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如虎传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唐会要》卷63、《旧唐书刘子玄传》）
      这一波及千年的名对即著名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此论断一直为后人所继承并发展。如诗歌评论家袁枚将此三长说运用到诗学中：“做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具误用矣。”（《随园诗话》卷三）；章学诚也高度评价史家三长论，并且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史德”说。
      刘知畿关于史书内容范围的论说，也是很具发展的眼光的。他在《史通书事》中提出“增科”：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日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退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徽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刘知畿在荀悦“立典五志”以及干宝解释五志的基础上“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三科与五志相互补充，如此史书内容的范围几乎没有什么可缺失的。
关于史学的功用，刘知畿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阐述了史学的社会功用。孟子在评价《春秋》时有这样说法“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是处出于“世道衰微”的社会考虑，并且起到了“乱臣贼子惧”的社会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关于史学功用的论述“贯乎百世，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章善瘅恶，树之风声”。刘知畿在此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主张：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史通直书》）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史通史官建置》）
      刘知畿继承前人又有新义，如果说孟子、刘勰的论说带有某种被动的色彩的话，那么刘知畿的论说则更偏重于史学作用的主动性。他提出“君子之德”“小人之道”的区别以及众人对他们的态度；并倡导“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的直书精神；重视“史之为用，其利甚博”，“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垂训作用并推崇 “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的史学以及史学在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必要作用。
      关于史观的更新。刘知几反对天命观，反对谶纬之学，主张本于人事。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又语曰：“太岁在酉，乞浆得酒；太岁在巳，贩妻鬻子。”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应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
      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鹏集贾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均出自《史通书志》）
      由“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以及“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应而人失其事？”可见刘知畿主张天道与人事不相干；又“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看出刘知畿对谶纬之学的否定，认为历史上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史通杂说》篇等文中也有所论述。
      他还反对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观，他说：“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七雄力战，齐、秦俱曰帝王。期间虽胜负有殊，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为屈者乃成寇贼也。”在《史通编次》中对此问题也有所论述；刘知畿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如：“其陷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语必不轻，名为骇物”。又如不主张称外族曰“岛夷”、“索虏”等均能说明此问题，
      天人相分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清除天命史观在历史撰述中的不良影响是有积极作用的，对后来如柳宗元等人彻底否定天命史观起到了发凡的作用，而对于各民族等量齐观、一视同仁的看法则对于多民族的和谐相处、民族的统一与发展在理论上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纵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名教义理的束缚，刘知畿能够写出前无古人的系统史学著作，并且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史学评论是难能可贵的。徐坚读《史通》曾叹言：“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对《史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结语：
      基于客观的态度，加之批判的意识，附以怀疑的精神，并之创新的实践，学问可作，成果可出。为学难易何足道哉？后生出入学门，功底甚薄，敢不自量、妄论大作，以求其借鉴。俟学人批正。
参考书目：
刘知畿《史通》上海古籍浦起龙通释本

[ 本帖最后由 yushanbinru 于 2008-12-15 22:29 编辑 ]

zhaochong8

yushanbinru的这部大作，真是难得的史学札记，可谓能与刘知几神交！

zhaochong8

我觉得还是尾注比较好！注释会比较清晰！

yushanbinru

此“几”非彼“畿”，当改之！
神交实不敢当，
彦和《文心》有“腾褒裁贬，万古魂动”之言
吾侪只向往之，接近之！
加注之建议不无道理！

zhaochong8

应该是这个“幾”

yushanbinru

单从人名角度讲，我确实错了。
但是我是有想法的，自从上次老师说我之后，我就对这几个字尤其重视。畿者，天子千里地，以远近言之，则言畿也；幾者，从戍，边也；又知幾字子玄，玄者，幽远也！又《子玄传》有远离政治之意向；又《史通·忤时》篇史，推子玄之远离尘世之趋向！几者合一均取“远”之意！此角度而言，岂不通用亦可知子玄之心也？！
史氏有“化约”“化简”说，孰不知一些东西简约的面目全非！今化繁以求本志！
吾推古人之心，求精神之自由，非附会也！仁兄亦当推吾之心，如此同情理解之事可成也！

纪委

刘知几的《史通》固然有一定的独到见解，但刘本人恃才傲物，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常常盛气凌人，我对该人没有好感！

yushanbinru

我们对一些问题，应该辩证的看。
纵然盛气凌人，巧于批判。
毕竟这是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著作！
其中也不乏同情理解的地方。
只不过我们很少有人推心置腹地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