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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学在中国晋代经历了多方面多形式的发展。史论作为晋代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展现了晋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层面。无论是其形式方面的继承和创新,还是内容方面与社会政治形势相结合，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由史论所折射出的以史为鉴、提倡儒家伦理道德的特点则增强了晋代史论的时代特征。因此,晋代史论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史论
《三国志》
裴松之注
晋代是封建正统史学在汉代形成之后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史学名家，编撰了大量史学著作。这些史学著作种类繁多，表现形式丰富，史论是就是其中一个表现形式。史论是指人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他历史现象所作出的分析结论,是对历史具有总结性的理性认识。[1]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史论这一历史认识的形式,几乎与史学的萌芽同时出现,亦随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在晋代时,史论已经不局限于结合史书而发出的就事论事的评论，而更加发展成具有理论层面的历史评论专书。晋代时期的史论，承前启后，丰富多彩，时代特色鲜明，值得研究。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共引用了130名史家或学者的258篇文章或著作，其中晋代史家或学者像王沈、司马彪、郭颁、虞溥、王隐等共57名，晋代文章或著作共116篇，总数量将近其注书的1/2，明显引用的史论有“孙盛曰”、“习凿齿曰”、“鱼豢曰”、“袁子曰”、徐众《评》曰等形式。因此对《三国志》及其裴注的研究，完全可以管窥晋代史论的倪端。
一、晋代史论的形式
晋代史论分为两类,一是附于史书之篇末或篇中随事就人而发的史论,二是脱离记事的史书单独成篇和单独成书的史论。相对来说,前者多于后者,原因可能在于前者史论形式上较为灵活,作者可以自由发表见解,判断是非,起到“辨疑惑、释凝滞”[2]的作用。
1.篇中或篇末立论
附于史书中的史论以《左传》的“君子曰”发端,而后经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曰”、班固《汉书》的“赞曰”及荀悦《汉纪》的“荀悦曰”日渐完善。这种史论形式在晋代有所继承，主要表现在表现在史论名目增多,出现了陈寿《三国志》的“评曰”、王隐《晋书》的“议曰”；干宝《晋纪》的“干宝曰”、孙盛《晋阳秋》的“孙盛曰”、习凿齿《汉晋春秋》的“习凿齿”、袁宏《后汉纪》的“袁子曰”、鱼豢《典略》的“鱼豢曰”等自显姓名的形式以及皇甫谧《帝王世纪》的“玄宴先生曰”列其所号等名目。这中史论形式被后人继续传承，如萧子显《南齐书》的“史臣曰”、裴松之注《三国志》时的“臣松之以为”、李延寿《南史》、《北史》的“论曰”、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呜呼”、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等。
2.专篇或专书立论
脱离史书单独成篇的史论,采用文章的形式评论历史，相对于那种寓于史著中的史论,更便利于集中发表对历史的评论。单独成篇的史论在西汉初便已大量出现,陆贾的《新语》、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削藩”之论即是。晋代单独成篇的史论,其性质与汉代单独成篇的史论有相似之处,也多是立足于现实问题,寻求历代相关经验教训之论。如西晋傅玄的《信直》、《仁论》篇和《马先生序》[3]；刘颂、段灼言“封建”制优于郡县制之论；陆机论孙吴政权所以兴亡的《辩亡论》[4]和评价陆逊一生的《陆逊铭》[5]；江统的《徙戎论》以及东晋习凿齿的正统论等等。相对于汉代来说,晋代的单篇史论涉及现实问题更为全面,许多理论观点对当代乃至后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脱离史书单独成书的史论形式,在晋代最大的成就就是出现了历史评论专书,即东晋徐众所著《三国评》[6]。历史评论专书的出现,摆脱了史论对记事性史书的依附,也打破了专题单篇内容上的局限,为作者提供了发表见解的广阔空间,无论对于宏观大局,亦或是微末细节,皆可在专书中予以评析,使历史评论这一形式真正具备了独立而系统著述的学术地位,成为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三国评》虽然佚失,但其首创之功不可隐没。到唐、宋这种历史评论专书逐渐增多,唐代主要有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宋有胡寅的《读史管见》；明清之际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的问世则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专书发展的完善、成熟。
二、晋代史论的内容
晋代不仅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分裂动荡的乱世，而且又是皇权衰微、权臣干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极为尖锐的衰世。这种又衰又乱的坏境使得晋代君主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大为松弛。思想禁锢的松弛又使得他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因此晋代许多史家、学者以史论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对这些问题予以了关注,体现了他们的历史观点和史学思想。
1.
强调君主才略
西晋自司马宣王、景王、文王三世到武帝统一中国以来，至惠帝仅仅二世就亡国东渡。而东晋皇权衰微期，朝廷权力自始至终控制在权臣手中，先有王敦、苏峻之乱，后有桓温、桓玄之逆。王、庾、桓、谢四大家族先后执掌朝政，史谓“时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7]。因此晋代史家大都强调君主的才略。这种才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君主自己本身要有治国的才能，二是君主要有能任用臣下的才能。
陈寿在《三国志》中中肯地评价了魏、蜀、吴三国君主，他所理想的君主应该具有“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雄才，“博闻强识、才艺兼该”的文采，“弘毅宽厚、沉毅断识”的策略。孙盛心目中帝王的标准应该是能够“建德义之基，恢信顺之宇，制经略之纲，明贵贱之序”。[8]习凿齿认为君王必须“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9]仁、义、信、顺四者缺一不可。陆机在《辩亡论》中分析说,孙坚、孙策、孙权之所以能够把握时局、叱咤风云,主要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才能,孙坚“权略纷纭,忠勇伯世”,孙策“逸才命世”,孙权则“好谋善断”。他们之所以强调君主的才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君主若英明旷达、有统国之才,其统治必兴盛。反之,君主若昏庸无道、残暴淫虐,其统治必然衰亡。
君主能否正确用人，也是不少史家所强调的。王沈《魏书》认为魏武帝曹操之所以能统御海内，创造大业，是因为曹操能够“知人善查，难眩以伪。”[10]曹操用人，不拘一格，往往独具慧眼，令人不可捉摸。他“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11]，而这些人都成了济世佐命之将。而其他从细微之职提拔为郡守的人更是不可胜数。傅玄也把孙权能够守江南而鼎足天下的原因归因于孙权的正确用人。他说孙权“有张子布以为腹心，有陆议、诸葛瑾、步骘以为股肱，有吕范、硃然以为爪牙，分任授职，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12]孙盛则认为曹操在合肥之战中取胜是由于他做到了“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13]
晋惠帝即位后，由于惠帝痴呆，所以朝廷权力控制在悍后与外戚手中，皇帝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傀儡，终至演化为宗室诸王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因此，不少史家还对后妃、外戚的作用表示了关注。虽然陈寿并不知道“八王之乱”的发生，但是其对后妃和外戚的作用都作了评价。陈寿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中对魏后妃没有像汉朝那样宰割朝政做了赞赏。他非常同意陈群、栈潜的关于抑制后妃外戚的奏疏，认为是百王之规典，后世之宪范。
而孙盛则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评价了后妃、外戚的作用,认为周室之兴有后妃、外戚的功劳,而汉世之衰败,并不完全是后妃、外戚干政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王道陵迟。孙盛不反对皇后对朝政的参与，认为“周室之盛，有妇人与焉”。[14]孙盛对魏文帝的“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15]诏令虽然不反对，但是并不支持，不认为那是一个帝王应当有的度量。他认为帝王应该“以天下为心，惟德是杖”[16]不必因为是后族就不加重用。因为外戚之乱也是有条件的，如果帝王“时昏道丧”，那么王朝必然会“运祚将移”，即使不出现外戚乱政的情况，也会出现别的祸乱。所以外戚之乱的外戚只是外因，而君主的德行才是内因。
3.贬抑“封建”制度
曹魏政权实行郡县制而不实行分封制，导致了司马氏篡国而同姓家族无能为力。西晋政权吸取了曹魏的教训，大搞分封制，结果却引起了“八王之乱”。到底郡县制和分封制谁优谁劣，引起了晋代史家和学者的极大兴趣。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优劣的争论,可以说是从晋代开始兴盛的,这个争论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聚讼不休，至北宋时人们还在热烈讨论，其余波则至明清而未了，延续的时间长达千年以上，称为古代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
这个争论在《三国志》及裴注中的主要表现是贬抑魏朝的“封建”制度。陈寿认为，曹魏的同姓王公，徒有王爵之称，而无土地之实。而皇帝对他们的限制又很严厉，以至于同姓兄弟间弄得情谊全无，因此，陈寿对曹魏这种没有实权的分封制给了很严厉的批评，认为“为法之弊，一至于此”。[17]袁宏的看法和陈寿是一样的。袁宏认为曹魏的诸侯王“空名而无其实”，[18]虽然有诸侯王的名号，但是实际上却和普通百姓一样。皇帝又限制诸侯游猎不得超过封地三十里，又设防辅监国之官去监督诸侯，这样一来，诸侯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想过上平民百姓的日子都不能。最后，袁宏也对这种虚分封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说它是“既违宗国籓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19]孙盛也同样认同这样的看法，所以他批评曹魏之分封,“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并认为曹魏的败亡乃是由“雕剪枝干”、“委权异族”造成的。（陈思王传）孙盛《魏氏春秋》更是直接载曹魏宗室的论述分封制优良的《六代论》，以表明自己赞同真正分封制的观点。
由上而知，晋代史家在“封建”制实行的程度问题上,多数人反对虚封诸侯,要求给予诸侯相应的实权。其原因有以下两点：一,士族势力的兴起使社会意识并不赞同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晋惠帝的痴呆无能,更促使晋人不大从皇帝一人巩固其统治这一角度上考虑问题,实行“封建”制,在很大程度上更能满足士族势力发展的需要。二,晋人无法摆脱中国“家天下”传统政治思维的影响,他们希望司马氏政权永远稳固,国祚不移他人之手,所以在情感上自然倾向于具有藩辅帝室之功的“封建”制。
4.提倡儒家伦理
由于经过两汉四百余年的经学统治，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统治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再加上两晋统治者始终是以儒学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即使道教，玄学，佛教盛行，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局限性，决定这些思想流派在国家治理中难以发挥统治思想的功能，因而无法取代儒学的地位。所以儒学在晋代社会中虽然丧失了独尊的地位，但仍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史学领域中，是许多史家作为儒家学说的维护者,立足现实,重倡有修齐治平之功的儒家学说,试图通过儒家学说来匡时救世,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应予以肯定的。
仁、义、信、忠、孝等这些儒家的道德伦理对于规范人的修养、整饬社会秩序,在许多朝代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证明了其调整功能的有效性。晋代史家对儒家道德伦理的维护、提倡主要体现在他们多以此作为评人论事的准则,在社会上发挥了导向作用。如关于仁,傅玄便将其作为判断贤人君子的标准之一,认为曹魏的荀攸因有仁有智,作到了“仁以立德,明以举贤”[20]；袁涣、华歆能够“事上以忠,济下以仁”[21],所以都可称为当世的贤人君子。对于仁的理解,东晋徐众采纳了孔子“恶不仁者其为仁”[22]的说法,认为孙吴的钟离牧替盗米之人开脱,非“恶不仁者”,所以是为不仁。再如关于信、义、道义。孙盛反复强调统治者要坚守信、义,他称:“柔远能迩,莫善于信;保大定功,莫善于义”[23]；“信义丧矣,何以临民?”[24]针对晋代“君不君,臣不臣”尊卑失序的混乱秩序,孙盛还提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关系的完美模式,并对君、臣分别提出了尽“道义”的要求[25]。相对来说,习凿齿对于君臣之义的看法更接近于汉儒,即强调人臣要无条件地忠君,他因此高度评价屡次上谏的高堂隆说:“高堂隆可为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可不谓忠且智乎!”[26]却对屡谏不用、忿而拒命的张昭大为不满,称:“张昭于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谏不从则奉身而退,身苟不绝,何忿怼之有?”[27]
由以上可知，晋代史论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注重以史为鉴。晋人在探讨许多问题时,都非常注意从历史中寻找依据、吸取经验教训。无论谈君主的才略，后妃的作用，还是儒家伦理道德，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利弊都是如此。第二,在玄、佛、道盛行的晋代,儒学思想仍深刻地影响着史学。晋代许多史家在面对混乱的社会状态时,积极地维护、倡导儒学的道德伦理以匡时救世,从而使晋代史学在特殊的环境下仍然带有较浓厚的儒学色彩。
注释：
[1] 宋志英：《晋代史论初探》，《南开学报》，2001第3期。
[2] 刘知畿：《史通》卷四《论赞》。
[3] 陈寿：《三国志》卷29《方技传》，裴松之注引。
[4] 陈寿：《三国志》卷48《士燮传》，裴松之注引，第1179页。
[5] 陈寿：《三国志》卷58《陆逊传》，裴松之注引，第1357页。
[6] 宋志英：《徐众<三国评>考辨》，《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7] 房玄龄等：《晋书·王导传》。
[8] 陈寿：《三国志》卷55《凌统传》，裴松之注引，第1297页。
[9] 陈寿：《三国志》卷37《庞统传》，裴松之注引，第956页。
[10] 陈寿：《三国志》卷1《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第54页。
[11] 陈寿：《三国志》卷1《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第54页。
[12] 陈寿：《三国志》卷47《吴主传》，裴松之注引，第1149页。
[13] 陈寿：《三国志》卷17《张辽传》，裴松之注引，第519页。
[14] 陈寿：《三国志》卷2《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第81页。
[15] 陈寿：《三国志》卷2《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第81页。
[16] 陈寿：《三国志》卷2《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第81页。
[17] 陈寿：《三国志》卷20《武文世王公传》，第591页。
[18] 陈寿：《三国志》卷20《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引，第591页。
[19] 陈寿：《三国志》卷20《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引，第591页。
[20] 陈寿：《三国志》卷10《荀攸传》，裴松之注引，第325页。
[21] 陈寿：《三国志》卷13《华歆传》，裴松之注引，第398页。
[22] 陈寿：《三国志》卷60《钟离牧传》，裴松之注引，第1393页。
[23] 陈寿：《三国志》卷49《士燮传》，裴松之注引，第1193页。
[24] 陈寿：《三国志》卷23《赵俨传》，裴松之注引，第670页。
[25] 陈寿：《三国志》卷45《宗预传》，裴松之注引，第1076页。
[26] 陈寿：《三国志》卷25《高堂隆传》，裴松之注引，第717页。
[27] 陈寿：《三国志》卷52《张昭传》，裴松之注引，第1223页。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宋志英.晋代史论探析[J].史学史研究,2000,(3).
[3] 庞天佑.论晋代的史学与政治[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04,(4)
[4] 高敏.《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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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5 21:4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