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华英通语【清 子卿撰 1860年 和刻本 早稻田藏】

redyoung

【书   名】增订华英通语
【作   者】子卿
【版   本】万延庚申（1860）快堂藏版
【格   式】pdf
【清晰度】清晰
【大   小】31.79MB
【书   影】暂缺
【简   介】
           原书刊于咸丰乙卯年即1855年前后。由何紫庭（其他不详）为之所作之序可知，其人在英国人所办学校学习英文多年。周振鹤教授曾撰文认为该书大约成于广东，因其汉字用粤音注音。该书为日人于桑方西斯科（发音似与“旧金山”相仿）所见，认为于学习英文有益，回国后和刻本出


[ 本帖最后由 redyoung 于 2008-10-8 23:21 编辑 ]

redyoung

《福泽喻吉全集》第一部著作即《增订华英通语》。当时情形是这样的，1860年，福泽随人到旧金山在一中国商人那里看到此书，大为欣喜，带回日本，很快即以《增订华英通语》为名出版。

阿豪

Thanks a lot

胡松弓

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

         载于《读书》1996年第三期


　　中国人是怎么学起英语来的，至今似乎还没有进入到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来。语言接触本是文化交流的先导，但接触的细情却不是容易弄明白的。两个异国人，互相不懂对方的语言，到底是怎样说起话来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从种种迹象看来，多是一方先学好对方的语言，而不是两人同时起步的。在某一方学到一定程度后，就可变成双语人，这时他如果有知识，就可进一步编写双语对照的教材或辞典，给双方的人做工具，达到使更多的人相互理解的结果。譬如基督新教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就因精通汉语，进而编出一部汉英与英汉对照的综合大辞典。但是辞典是备查的工具书，并不能当教本用。在语言接触的初期，最切实用的是词汇集与会话集。尤其是对于急功近利的人来说，死记一些单词与简单的会话，往往就立竿见影，受益非浅。

　　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开放的港口，在这里有少数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商人及通事稍通英语，推想他们应该编写有一些简单的英语读本，但是并未保留下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懂英语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英语读本必然增多，于是就有一些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侥幸得以保留下来。字典、辞书是工具，工具用旧了就得换新的；读本、教材是敲门砖，门开了砖头自然扔掉。即使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洋装英语教材，今天也不能找全，更何况那些比商务还早上数十年的木刻英语读本。这里要介绍的就是几种国人编写的，现在已经颇为罕见的早期英语词汇会话集。

　　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而且是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一本英语单词、会话教材，竟然是间接地保留在日本。所谓“间接”是指原书已经不见，通过福泽谕吉其人的增订本才得知该书的原貌。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前后极负盛名的启蒙思想家，不认识他的人，从日本万圆大钞上也总要经常一睹其风采。打开他的廿一卷本的全集来看，开首的第一部著作却是《增订华英通语》。《华英通语》如何轮到他老先生来作？原来是这样：一八六○年春，福泽随人到了美国，在旧金山一个中国商人那里发现了这本书，大为欣喜，央求着买了下来。其时日本的英语水平还很低，所出英语教本，多是近似荷兰语的讹音，或是流行于横滨一带小范围内的洋泾浜英语，远远不如中国。而这本《华英通语》的作者却是“从学于英人书塾者历有年所，凡英邦文字久深切究”，因此福泽将它带回日本，用假名一方面加注英语发音，另方面加注汉语译义，到秋天就以《增订华英通语》的名义出版了，前后只花了四个月时间。所谓增订指的就是用日语的假名标音与释义，其他则原封不动地保留原著的模样。
　　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增订华英通语》在日本英语学发展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因为它所标示的发音比前此的同类书籍都更接近于正音。在美国时，福泽还买回了一本韦伯斯特大辞典，这是英语辞典第一次进入日本。但这本辞典只能为懂英语的人所用，对初学者来说，只有《华英通语》才是最合适的课本。从福泽为增订本所写的凡例来看，他是很看重该书的水平的，自称“余学英语日犹浅矣，素非其任也。如子卿(《华英通语》作者)则不然，已抱命世之才，而亲炙英人之塾，千磋万切是译之务，是以其著书，音之与义雅正而着实，莫毫可间然矣。”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远比日本彻底，除了俄罗斯语以外，几乎不懂其他西方语言，因此像日本人那样从兰学转型到英学的痛苦倒是没有经历过，于是中国人直接学习英语发音自然也要比从荷兰语辗转而来准确一些。

　　遗憾的是，这本被日本人看成是具有标志意义的英语教科书，在中国却找不到，如果不是由于福泽谕吉无意中的保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本重要著作了。《华英通语》的作者连姓什么也不清楚，只能从序中所引知其名为子卿而已。作序的人倒是有名有姓，叫何紫庭，但也不知其为何方土地了。序作于咸丰乙卯(一八五五)，大概出版时间与此相去不远。子卿其人我们虽不知其姓，但却可推知他为广东人，因为书中是以粤方言来为英语注音的。观其将summer注音为“心孖”，将four注音为“科”，就可明白。这里的“孖”是粤方言常用土字，但一度流行全国，如将商人叫做“孖毡(merchant)”，就连官修的《道光筹办夷务始末》也概莫能外。正有如今日粤语的吃香，甚至粤腔国语的流行一样。日本学者虽也知道《华英通语》的注音不是北京官话，但有人却进而认为是以浙江方言注音的，这就错了，但这也难怪，中国的方言是太复杂了点。

　　中国人所编写的，比《华英通语》更早的英语词汇集我们已经一本也看不到。但是从美国人亨特(William C.Hunter)所著The Fankwaeat Canton(广州番鬼录)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广州，还流传着一本取名Devils Talk(鬼话)的英语词汇会话集。广州人称外国人为番鬼，番鬼所讲的话自然是鬼话了。亨特说：

　　这本小册子才卖一两个便士，常见于仆役、苦力与店主手上。该书的作者是一个中国人，他独具匠心，应该名垂千古。我常常想，是谁最先把“外国话”创化成为一种当地的语言？为了纪念他，应该在他的祭坛上点起红烛，献上清茶。他的遗像还应当供奉于文字之神的庙宇中。

　　这本小册子自然也是用汉字注音，如用“土地”来标注today，同时释义为“今日”。这个方法与《华英通语》是一样的，也为以后数十年中出现的其他英语词汇集所沿用。所不同的只是编写者采用不同的方音来标注而已。当广州是唯一的对外开放港口时，最早掌握英语的自然是广州人。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也开始跟洋人打起交道来。厦门与福州属闽语，宁波与上海属吴语，吴、闽、粤三种方言差异太大，用广东话注音的英语词汇会话集不能适应于其他四个港口使用。不但如此，就是同属闽语的厦门方言与福州方言之间也不能互相通话，上海话与宁波话也有差异，因此各地自然要产生当地方言来注音的英语读本。今天能看到的这类书，最早的一种是用宁波话标音的《英语注解》，是数名宁波人合作编写，并集资刊刻的。该书我在国内未发现，但在日本友人处有一册，据说也仅见此一册(而且不是初刻本)，因此特为复印了送给我。

　　书前有序及箴言各一，均作于咸丰庚申(一八六○)仲冬，估计初版当刻于此时。初版今已不可得，日本所存是光绪辛巳(一八八一)的重刻本，所幸重刻无有增删，仍保持原貌。此书并非独创之著作，据书前的序言所说，只是将粤语注音的《英话》一书改以宁波话注音而已。至于英语的汉文译义则似全照原译，如“你添些多少”，“我减些有限”，都是粤语的句式。然而原编者虽粤人，除注粤音外，译义已尽量官话化，除上述一些特殊句式外，既无《华英通语》的粤语字如“孖”，也无“晤该”这样地道的粤语词。到底是《英语》原书如此，以求更加广泛的读者，还是《英话注解》的作者加以改造，就不得而知了。

　　《英语注解》的序言为作者冯泽夫自撰，叙述了著书之缘起及宁波的英语水平等，不无可观之处，故移录如下：

　　窃维中外通商，始于乾隆年间，广东之香港斯时皆用粤人为通事，以通其言语，即我帮业广号者，均与十三行交易，不知外国之商情也。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贸易日盛，而以上海为大宗。初通之际，通事者仍系粤人居多，迩年以来，两江所属府县亦不乏人，而吾邑惟尹紫芳、郑久也、姜敦五诸君而已。兹奉谕旨，准于各口通商，中外交易，自必更加蕃盛，但言语不通，

　　虽善于经营者，未免龃龉。吾邑籍于此者十居七八，自宜互相习学，然亟欲习学英话者，亦苦无门可入耳。向有《英语》一书，所注均系广音，好学者仍无把握，今余会商宝楚张君、对山冯君、紫芳尹君、久也郑君、叙五姜君等，汇资著《英话注解》一书，注以勾章乡音，分门别类，使初学者便于记诵，其中细微曲折，虽不能悉载其辞，而英商之方言已具大略。是书也或亦吾邑懋迁之一助云尔。

　　序中所说“两江”，乃指江苏、安徽与江西三省。实则其时堪任通事之“两江所属府县”至多亦仅沿长江一线而已，三省之内地懂英语者仍旧乏人，而且至今尚未发现两江籍人著有比《英话注解》更早的英语教材。说不定正是宁波人最先打破了粤人通事的一统天下。又所谓“勾章”即宁波的古称。

　　此书另一有趣处是会话所用例句是洋泾浜语，而不是规范的英语。如与“你几时走”相应的英语作You go what　time，“看对不对”作Seelike　no　like，“不要忘记”作No　want　forget，“不能进城”作no　caninter　city等。这大概是《英语》原本的模样，明显比《华英通语》落后，然对于研究洋泾浜英语不无用处。

　　箴言之作颇有意味，似当时学英语遭人诟病，不得不略表心迹，非如今天不但光明正大，且能叽哩咕噜者，乃略当高等华人也。箴言云：“是书之作，原为学习英语，与外国贸易之便，特以开导吾邑之后学也。切思洋商进出较大，入其门者，得亦易，失亦易，吾不敢谓读是书者尽皆得利也，亦不敢谓读是书者尽皆失利也。要之，眼界既宽，挥霍不免。我乡风气向崇节俭，恐一与洋商交易，顿易其节俭之操，饮食之旨甘，服御之华美，犹其小焉者也，甚且呼卢喝雉，一掷千金也。问柳评花，一唤千金也，始则助夸长夜之欢，继遂擅专房之宠，初不过倾囊之戏，终则贻荡产之悲。习俗移人，贤者所惑，况其下者乎？犹有甚者，莫如鸦片之害，吸之精神渐衰，志气旋颓，一日只为半日之人，无病常带有病之容，费虽有限，稒实无穷，全不思作客为商，父母倚闾而望，妻子孤帏而守，背井离乡，所为何事。不在得意之时，成家立业，乃在失业之时徒然悔叹也哉。书成恐无以益后人，而反以误后人也，复志数言于篇末云。”

　　在《英话注解》初版两年后的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广州又出版了一部同类著作《英语集全》。这是“英语”一词的首次面世(不过据该书序言所说前此尚有《英语撮要》一书，然未见)。不像上面两书的作者是无籍籍名，本书的编写者是赫赫有名的买办唐廷枢。唐是粤人，本书自然还是以粤音标注。书前有张玉堂序，介绍该书的成书经过说：“唐子生长铁城，赋性灵敏，少游镜澳，从师习英国语言文字，因留心时务，立志辑成一书，以便通商之稽考，但分门别类，卷帙浩繁，一时未能卒业。迨壮游闽浙，见四方习英语者谬不胜指，而执业请讲解者户限为穿。唐子厌其烦而怜其误也，于是决志取前未竟之书，急续成之，凡阅二年而脱稿，题曰《华英音释》。”

　　唐廷枢自序著书之意图则曰：“因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故复将此书校正，自思不足以济世，不过为洋务中人稍方便耳。此书系仿照本国书式，分别以便查览，与别英语书不同，且不但华人能学英语，即英美人亦可学华语也。……外国人到我国贸易，最大莫如英美两国，而别国人到来亦无一不晓英语，是与外国人交易总以英语通行，粤东通商百有余载，中国人与外国人交易者，莫如广东最多，是以此书系照广东省城字音较准，以便利于通用。”

　　此书比前两书篇幅大，有六卷之多。从序言中看出，该书原定名《华英音释》，大概临出版时又更名《英语集全》。此书且有英文序，有详细的《切字论》与《读法》说明，比前两书又进了一步。

　　在《英语集全》之后，又过了十二年(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才有《英字入门》一书问世。此书为上海人曹骧(润黼)所著，比起来，上海人赶时髦的速度似乎不但比广东人而且也比宁波人慢多了。

　　此书之特点在讲究拼法，虽以汉字标音，但不像此前诸书是以汉字谐音死记，再长的句子都只能死背。此书先教音节的拼法，音节既熟，单词即可自行拼出，单词既熟，则句子稍易，已接近于现代教学法，只差注音符号而已。而且此书不采过去先分门别类罗列单词，而是分课教学，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此书在上海大约流行甚广，流行时间亦颇长，据说北京图书馆藏有九十年代的翻刻本，距其初刻已二十来年矣。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编写模范英语课本闻名的周越然，称其幼时自习所用书为一曹姓所著之木刻本，但已记不得书名和作者大名了，看来说的就是这本《英字入门》。同时也可见《英字入门》一书在距今六七十年前已相当稀罕，当时周氏已找不到原书查证了。我自己藏有此书初版，日久已忘，前此在《书同文与广方言》一文中，反而怀疑周氏幼时所读为《英字指南》，真是错怪了他。

　　《英字指南》一书要比《英字入门》晚出，初版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去《英字入门》面世又有五年了。此书为杨勋(少坪)所著。杨是科班出身，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在同治年间，该馆是北京同文馆齐名的外国语专门学校。杨在广方言馆亲受林乐知等西洋人之教育，发音释义自然正宗。故杨氏对其书颇为自负，在编末附有一段识语曰：“是编所译各条字义煞费心思，颇为较量，以为翻译字义止能如是，无复有遗义矣。”自负诚自负矣，然并非夸口，确是已出各英语教本中在语音、译义和语法三方面都最为出色者。而且所言“中外字义有可译亦有不可译”一语，诚为译事之至理明言。

　　杨勋为常州人，其注音不似前此仅用一地之方音，如广州，如宁波，如上海，而是以江浙地区通用的吴语语音标注。此书亦有六卷之多，后被商务以半洋装、洋装再版过数次，以《增广英字指南》名义推出。所谓增广，其实十分有限，仅在卷六《通商要语》末尾加上文规(即文法)译略及英文尺牍两节，并在同卷<交易>一节中加上十来句会话例句而已。

　　此书亦讲究拼法，同时分类词汇与会话句型亦比前加多，更重要的是所教是正规英语，不是洋泾浜。如“你不要忘了”，就作Do　notforget，比前面之《英话注解》，明显进步。杨勋因为是科班出身，能洞悉洋泾浜英语的缺点，故采取正确之教学法，不图一月通之虚名。他并曾在《申报》上发表过《比琴竹枝词》一百首，“比琴”即Pidgin(Eng－lish)的谐音，这些竹枝词是今天研究洋泾浜英语的绝好材料。杨勋未曾应科举，而一度入盛宣怀幕，协助其办理汉冶萍公司，故其书亦由盛宣怀等人解囊助刻。此书所见有两个版本，另本多出光绪六年刘瑞芬及光绪七年黄建序，显见是光绪七年以后之再版，版片亦见老化。又作者在该书凡例之末云：“另辑《英文指掌》一编，梓行海内，以公同好，姑以俟诸异日焉。”不知后来究竟付梓与否。

　　在该书各册的封面题签上以“今天下书同文”六字排列六册之顺序，可窥见时人之心态。书前某余氏之序更加说明问题：“窃维我朝幅员，广长超越前代，嘉道咸同以来，通商各国，皇上御极之二年，简派大臣分驻泰西，声教所迄，异俗同风。夫天下车同轨而欲行同伦必先书同文，是西国文字不可不亟讲求也。”讲求西国文字是为了“行同伦”，派遣驻外使节是为了远播声教，换句话说，是要将中国文化输向全世界，而不是为了急起直追，赶上世界潮流，无怪乎无论是改良主义还是咸与维新，都无法改变当时中国的命运。中国不从幻觉中的天朝大国着陆到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是永远也发展不了的。不幸的是那种幻觉在皇帝倒台以后，辫子剪掉以后还缠绕了我们很久。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人所编的英语词汇及会话集不会只有上面介绍的几种，但是可以说，以线装木刻本的传统方式出版，而且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英话注解》、《英语集全》、《英字入门》与《英字指南》四种。一八八一年，扫叶山房在重刊《英话注解》的识语中就写道：“英话注解一书，久已脍炙人口，厥后续出英字指南，英语集全，英字入门等书，八紘四夷语言文字可谓搜罗大备，抉尽精微，学者必不可少之书也。”值得庆幸的是这四种书今日还全部可以看到，其中《英语集全》大约流行最广，故传世尚有若干，《英字入门》与《英字指南》的初版已经罕见，至《英话注解》一书初刻本则至今未见。

　　以上所介绍的都是以汉语的某一南方方言来为英语注音的，无疑最早学习英语的主要都是南方人。以北方官话来注音的读本，国人编的尚未见过，外国人编的倒是有很典型的一种，那就是英国人罗伯聃(RobertThom)所著之《华英通用杂话》(Chinese and　EnglishVocabulary)。此书只见上卷，也是词汇会话集。下卷计划介绍如何写英语作文，但不知到底出版与否。书前有序云：“余寓粤东多年，颇通汉语，然计汉人畅晓英语者，不过洋务中百十人而已。……余故选其贸易中必须之句，译出汉字英语，纂成书本，使学者有所头绪，乃能用心，不至诿之无路也。”该序不署年月，但该书上卷末尾另有一段识语，请读者原谅木刻英字之不佳，落款是一八四三年八月十日于广州，书当著于其时，与前述《鬼话》大约相去不远。当是时，南京条约虽已签订，但厦门、上海、福州、宁波均尚未正式开埠，国人自编的《华英通语》等书还远未问世。《华英通用杂话》的形式与《华英通语》等词汇集无异，但注音用的是官话。在该书的凡例中还将英语的拼法与汉语和满语相比较，有一定的科学性。罗伯聃聪明过人，一八三四年来华，很快就学会并精通汉语。在先已把Aesop　Fables译成《意拾喻言》(即今通称之《伊索寓言》)，当时编写的目的是为英国人学习汉语之用，今天却成了研究中英语言接触的经典材料。

　　中英语言接触初期所编的这些英语词汇与会话集，对于英语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如何接受西方的新事物与新概念很有参考价值。单单把词汇集里的词语按年代排列出来，就可以看出译语是如何变迁的，新词是如何进入汉语词汇的。例如以“海股”来译gulf，从《华英通语》起直至民国十五年教育部审定的世界地理教科书一成不变，说明在中国此词至少已经使用一甲子有余。然稍后即“海股”与“海湾”并用，再后即仅用“海湾”一语，以至于今。但用“海湾”并不见得高明，因为bay也早就译成“海湾”，两者在中文的表达上没有区别，而在英语里的不同却是明显的，一封闭，一开放(试比较Gulf　of　Mexico墨西哥湾与Bay　of　Bengal孟加拉湾)，说明汉译者思想的贫乏，使译语至今尚未臻于至善。

安徽大悟

属于洋泾浜之类的英语吗？

吴安明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