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序源流考论

dielianhuayy

拙文已刊在《文艺理论研究》08年第4期，请指正

    赠序在中国古代众多文体中是较为晚起的一类，也是文体学家较少关注的一类。但在实际创作中，它频频亮相于多种场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功用。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云：“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 ，或曰说。”这是第一次对赠序进行文体学意义上的观察，却失之甚简。今人偶有问津，对其发生与演进也语焉不详。兹就其源流略加爬梳，以期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一、赠序的滥觞：赠答、游宴诗及其序
我国古代文体的产生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文学实践活动之后才趋于成熟。赠序的产生亦是如此。探究赠序之源，我们有必要上溯到汉魏六朝的赠答诗和游宴诗。
赠答诗的产生，一般认为受到先秦时临别赠言活动的影响，“自周秦以来，‘居者’对即将出行之人赠以规箴、期勉性的言辞，乃是一种‘君子’、‘仁人’的表现；久而久之，自然也就形成了凡‘临别’往往就‘赠言’的传统。……‘赠言’的传统不必然与‘赠诗’活动相关，但其‘个人化’的性质，或许对后世诗人从个人立场进行赠答诗的写作，不无启发。”  如《诗·大雅·崧高》：“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又《大雅·烝民》：“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吉甫于申伯和仲山甫之出行，作诵以慰其心，开临别赠言之风。《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见老子，临去，老子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晏子春秋》卷五：“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乎？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于离别之际，老子之赠孔子，晏子之赠曾子，皆不以财而以言，是赠答诗的远源。由赠言到赠答诗的出现，其间必然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丰富的文学实践，而其嬗变之迹，已难详考。
东汉时，始有赠答诗传世。朱穆《与刘伯宗绝交诗》、桓帝时桓驎与客问答之作，蔡邕《答对元式诗》、《答卜元嗣诗》，秦嘉与其妻徐淑之赠答，吉光片羽，已初具赠答诗之规模。复经建安诸子“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之作，赠答诗遂蔚然成风。据统计，建安诸子之赠答诗存世者有三十七首。其勃兴与其时文学集团活动及彼此之间的往来多所关联。 钟嵘《诗品序》云：“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嘉会”与“离群”为作诗之重要缘由，建安暨其后之赠答诗，实亦不出其藩篱。宴集与离别，酒酣耳热之际，“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借谈笑”，或亲或怨之赠答诗遂汩汩而出。据粗略统计，魏晋南北朝现存诗歌中，各类赠答诗竟有1000余首，萧统《文选》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选录了王粲以下至齐梁的“赠答”诗作72首，如算上归入其他门类的如沈约《和谢宣城诗》、《应王中丞思远咏月诗》，谢脁《和王主簿怨情诗》等，实有84首，居《文选》选诗之冠。唐初的类书《艺文类聚》于卷三十一单列“赠答”一门，供学诗者取材，亦可见赠答诗之风行。
在赠答诗风行六朝之际，一种新的文体——诗序亦随之壮大。一般认为诗序是受到毛诗小序和赋序的双重影响，在东汉时开始出现。 现存最早有主名的诗序是韦孟《讽谏诗序》，其后有张衡《四愁诗序》和《怨诗序》，其真实性皆尚待考究。建安时期，乃有曹丕《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序》、《寡妇诗序》、《叙诗》、曹植《鼙舞歌序》、《赠白马王彪序》、《离友诗序》、《喜雨诗序》、周昭《赠孙奇诗序》。部分序作真实性亦成问题。如吴承学先生就认为《赠白马王彪序》“尚属可疑”。 若所论为实，则周昭《赠孙奇诗序》就成为最早的赠答诗序。序云：“散骑侍郎、武骑都尉孙奇，字仲容，年十七，以秀才入侍帷幄。余作诗一篇，美而讽之。”序文较简略，不出“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 之范围。延及两晋，诗序勃兴，据笔者统计，西晋共有15人创作36篇诗序，东晋共有18人创作36篇诗序。此时诗序的特点即是多用于赠答、宴集诗中，如傅咸存诗序六首、陆云存六首、郑丰存三首皆是赠答诗之序；潘尼三首，两首赠答、一首宴集；陆机存序五首，两首赠答、两首宴集，……可以窥见诗序分布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诗歌创作多是赠答、宴游之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类诗往往皆缘事而发，具有一个明确的创作背景。碍于诗的形式，这些内容又无法在诗歌中清楚地表述，叙事性强的序自然会得到诗人的青睐。赠答诗序的出现，是赠序产生的重要源头。
赠答诗之外，游宴诗于六朝亦极为盛行。“离群托诗”每有序文，“嘉会寄诗”亦常如斯。六朝人在宴饮、游乐之际，常群起而赋诗，或公宴唱和，或同题共作，十分重视诗歌创作的集体性与社会交际功用。 这类诗歌因其创作时间、主题的同一性，往往会有人裒集成册，并命人作序详述其缘由，于是产生了具有“众诗总序”性质的序文。它既不同于文集的序言，又不同于单一的诗序，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类序文，以石崇《金谷诗序》为最早。元康六年（296），石崇与僚属亲故在其别业金谷宴集，此次宴集既是为石崇外任而兴办，又是为送别王诩而举行，具有赠别的性质。序文中说：“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为诗着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序文的意思很明显，在一次宴集活动中，大家即席赋诗，石崇再将诗集结起来，并做序文一篇，述其始末。其后，王羲之踵其步武，于永和九年（353）雅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各赋诗兴怀。羲之作《兰亭诗序》，“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亦是为宴集之后的众诗作序。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云：“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接武石崇、王羲之之迹显而易见。
两晋以来，士人常于三月三日修褉于曲水之滨，宴饮赋诗，形成一种集体作诗的传统，并往往作有总序性质的诗序。这类诗序仅颜延之、王融各一篇完整地保存下来。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末云：“方且排凤阙以髙游，开爵园而广宴。并命在位，展诗发志。则夫诵美有章，陈信无愧者欤？”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末云：“正歌有阕，羽觞无算。上陈景福之赐，下献南山之寿。信凯燕之在藻，知和乐于食苹。桑榆之阴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诏曰：今日嘉会，咸可赋诗。凡四十有五人，其辞云尔。”又，王序李善注云：“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园，褉饮群臣，敕王融为序，文藻富丽，当代称之。”显然，两篇诗序都是曲水赋诗的诸多诗作的总序。与石崇、王羲之之序，同出一辙。略为不同的是，二序已敷演成长文，与诗作没有多大的联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完全骈偶化。游宴诗序的出现，是赠序产生的又一源头。
赠答诗序和游宴诗序作为源头的两股清泉，对赠序的滋养是显而易见的。赠序之名与赠答诗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赠序的创作模式与游宴诗序密不可分。随着创作实践的丰富和文体自身的发展，赠序融合了赠答诗序“赠答”之名和游宴诗序创作模式之实，成为独立的文体。
二、赠序的创体：送别之风与饯送序的兴盛
褚斌杰认为：“每种文体都有一个发生、发展，以及相互渗透、流变和演化的过程。每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和形成，往往既是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语言发展变化、作家创作经验的日渐积累的结果。”  的确，每一种新文体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作家创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六朝人在先秦两汉作家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诗序”一体的话，唐人则在六朝诗序创作的基础上开疆拓土，创造了“赠序”体，极大丰富了古代文学的品类。
曾国藩《易问斋之母寿诗序》：“古者以言相赠处，至六朝唐人，朋知分割，为饯送诗，动累卷帙，于是别为序以冠其端。昌黎韩氏为此体尤繁，间或无诗而徒有序，于义为已乖矣。”在曾氏眼中，序之正体是赠送类的“众诗总序”，韩愈创作的具有独立意义的赠序，反而是“于义为已乖矣”。这当然是拘执之见。不过，从赠序的发生学来说，他却敏锐地指出了赠序发生的模式：唐人赠序是由“动累卷帙”的饯送诗总序发展而来的。当然它的远源还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六朝赠答诗序和游宴诗总序。
游宴活动在唐代十分繁盛，并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云：“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游宴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游宴赋诗，促成了唐诗的繁荣，六朝宴集赋诗的旗帜得以大张，作序的传统也得以延续。王勃《仲氏宅宴序》：“思传胜饯，敢振文锋。盖同席者高人薛曜等耳。盍各赋诗，放怀叙志，俾山川获伸于知已，烟霞受制于吾徒也。”《春日孙学士宅宴序》：“侠客时有，且倾鹦鹉之杯；文人代兴，聊举麒麟之笔。人采一字。四韵成篇。”这显然和六朝游宴诗总序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此类游宴活动所作的诗歌大都已经亡佚，序文却单独流传了下来，显现出序文甩掉作为诗歌附属品的包袱而走向独立的历程。这对赠序的影响自不待言。
唐代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交通的发达和文化的交流，文人漫游之风盛行于世。此外，“由于科举、铨选、边帅可自辟佐吏等制度的推行，又产生了士子入国子学、赴京应试以及应试前广谒名流、失利后‘举粮’州郡等现象，加上官吏的赴选、迁转、出使，士人的出塞谋职等等，共同造成了文人的旅食各地、以四海为家的风气。” 这种文人的大规模流动，必然会掀起送别之风。官吏的流动亦十分频繁，举凡量移、左迁、右迁、出使、征戍、致仕、丁忧、省亲、归葬等，无不波扇其风。再加上方外人士和文人官吏的广泛交游及其云游四方，唐人的出行与送别实已蔚然成风。于是彼此之间的饯送活动便十分普遍了。先秦时临别赠言的传统得以发扬，在“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荀子·非相》）的风尚下，宴集饯送、即席赋诗成为官吏、文人、僧道乐此不疲的活动，“虽相思有赠，终结想于华滋；而素赏无暌，盍申情于丽藻” ，“群公赋诗，以光荣饯” ，于邵《送王郎中赴蕲州序》亦云：“赋诗追饯者，翰林之故事。”六朝人赋诗结集作序的传统得以绍述。杨炯《送并州旻上人诗序》：“群贤佥议，咸可赋诗，题其爵里，编之简牍。”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羣公嘉之，赋诗以赠，凡四十五人，具题爵里。” 柳宗元《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赵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备，词旨甚当。……于是编其饯诗若干篇，纪于末简，以贶行李，遂抗手而别。” 于邵《送峡州刘使君忠州李使君序》：“以不腆斯文，遂冠于篇首。总南宫之赋者，凡四十有六章，次之爵里，亦当使君之佳传云。”从这些序文来看，他们饯别赋诗的作品应当已结集，序文是为众多诗作而作的总序，这和《金谷诗序》、《兰亭集序》等是一脉相承的。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曾辑录唐人“送别集”十二种，可见唐人送别赋诗结集已成为风气。其中有萧昕《送邢桂州诗》一卷，《唐文粹》卷九八另有萧昕《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送诗仅存王维《送邢桂州》诗一首。 萧昕的赠序即承接六朝游宴诗总序而来，为《送邢桂州诗》而作。可以想见这类诗歌总集和赠序文在当时应该十分普遍。
很难说清第一篇赠序诞生于何时，目前所见到的赠序应以骆宾王的作品为最早。 《全唐文》收骆宾王赠序四篇 ，《全唐诗》另有其饯送诗序三篇，各举一篇如下：
《秋日饯曲录事使西州序》：“曲录事务切皇华，指轮台而凤举；群公等情敦素赏，临别馆而凫分。促樽酒而邀欢，望山川而起恨。于时露团龙湿，云敛雁天，落叶响而庭树寒，残花疏而兰皋晚。闻秋声之乱水，已怆分沟；对零雨之飘风，倍伤岐路。五日之趣，未淹兰藉之娱；二星之辉，行照葱河之境。清飙朗月，我则相思；陇水秦川，君方呜咽。行歌不驻，遽惊班马之嘶；赠言可申，聊振飞鱼之藻。人探一字，一韵一篇。”
《秋日饯陆道士陈文林诗序》：“陆道士将游西辅，康庄指浮气之关；陈文林言返东吴，修途走落星之蒲。于是维舟镜水，藉兰叶以开筵；绁骑金堤，泛榴花而祖道。于时赤熛纪节，青女司辰，霜雁衔芦，举宾行而候气；寒蝉噪柳，带凉序以含情。加以山接太行，耸羊肠而飞盖；河通少海，疏马颊以开澜。登高切送归之情，临水感逝川之叹。既而嗟别路之难驻，惜离樽之易倾。虽漆园筌蹄，已忘言于道术；而陟阳风雨，贵抒情于咏歌。各赋一言，俱成四韵，庶几别后用畅离忧云尔。”（诗略）
两篇序文从命意到结构，都难分轩轾，区别仅在于后者还拖着一条诗歌的大尾巴。《文苑英华》就直接把《秋日饯陆道士陈文林》的诗歌和序文分开，将序文收入卷七百十八“饯送一”，即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赠序 。又，《全唐文》收录陈子昂赠序六篇，《全唐诗》另有五篇饯送诗序。二者体类皆相同，《文苑英华》曾将两篇饯送诗序与诗歌分开，收入“饯送”类。可见，在初唐时，赠序基本上是饯送诗歌的总序，且往往还和饯送诗联属在一起，显现出赠序和赠答诗序的渊源关系。至于“人探一字，一韵一篇”、“各赋一言，俱成四韵”云云，又显然可见六朝游宴诗总序的影子。“赠序可以说是由诗序演变而来。古代文人在亲朋师友离别之际，常常设宴饯别，在别宴上又往往饮酒赋诗，诗成，则由在场的某人为之作序。后来，则发展到虽无饯别聚会或赠诗，而送别者也写一篇表示惜别、祝愿与劝勉之词相赠，这样，赠序就割断了与序跋之序的关系。” 这大体上就是赠序产生的模式。   
三、赠序的文体形态探析
赠序的名称一般认为始于姚鼐《古文辞类纂》，如褚斌杰云：“在文体分类上，过去把它（指赠序）与序跋合为一类，直到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才把它单独列出，称为赠序类。” 薛峰进一步认为：“‘赠序’之名最早出自姚鼐《古文辞类纂》。姚鼐……单独列‘赠序’作为一类，这在前代诸家文体著作和文章总集、选本等著作中也是不曾有过的。” 这与事实略有出入。
赠序，《唐文粹》入“饯别”类，《文苑英华》入“饯送”类，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十四、十五选韩、柳赠序若干，谓为“书序之辞”。宋人虽然大量创作赠序，并编选赠序类文章，却没有提出赠序的概念。至迟在明初，即有了“赠送序”的名称，如洪武初苏伯衡编成的元代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一就单列“赠送序”，后归有光《震川集》卷九—十一亦列“赠送序”条目，所收文章即赠序。同时，赠序的名称在明初亦出现。由元入明的林弼有《林登州集》，集中卷八至十一为“送序”，卷十二为“赠序”。虽是赠序与送序并列，内涵比我们讨论的赠序要小，但这是在文集类目中第一次出现“赠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黄宗羲编《明文海》应是取法于此，该书卷二百七十八至二百八十四为“赠序”，卷二百八十五至二百九十六为“送序”，也是把赠序与送序并列的。这是在文集编选中，赠序早就出现的例子。明代专门的文体著作也注意到赠序，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序”条云：“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吴讷认为赠送序作为“序事之文”，近世盛行，应“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并举韩愈作品为赠送序之典范，已具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在作品中，已有“赠序”之名出现，如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四十《跋陈愧斋送傅曰会诗序》云：“方山谓予曰：‘曰会之来讲《毛诗》于师召先生者数月，故其赠序，师召独慨然为之。’予未始信也，及观序中有‘论诗知学’之语，乃知其言不诬。”所言赠序，即陈愧斋《送傅曰会诗序》。又清施闰章《学余堂文集》卷八《送孙豹人归扬州序》：“关中孙豹人先生召试博学宏词，被放将归，复有内阁中书舍人之命，同荐诸人奇其遇，高其志行，属施子为赠序。”清沈彤《果堂集》卷八《方望溪先生曰陈言务去近退之书翁霁堂六序册后》：“霁堂先生以其两集序并赠序之册示余，……余展阅之，其集序则家少宗伯李聘君、彭少宰家观察作也，赠序则惠征君之作。”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明确提出了“赠序”这一名称。无论是文集、总集的编选，文体的辨析，还是文学创作中的用词，赠序已被多次使用，并具有文体的意义。可见，在姚鼐之前，赠序之名已经存在。姚鼐的功绩在于，他把应用于文集、总集编选中的“赠送序”、“赠序”、“送序”统一起来，正式冠之以“赠序”之名，并作为古代文体中的一类，在《古文辞类纂》中选录了韩愈等人的名作，为赠序大张其体。赠序之名是在姚鼐手中得以最后确立，若说是始于姚鼐则不符合事实。
从现存唐人赠序来看，赠序创作的主要形态是饯别赋诗作序。韩愈《送石洪处士赴河阳参谋序》：“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柳宗元《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群公追饯于霸陵，列筵而觞。送远之赋，珪璋交映，或授首简于予……予受而书之，编于群玉之右。”于邵《送赵评事赴东都序》：“金樽叙离，群公当筵，相顾不足。白日陶暑，青槐好阴，牙幢宴如，亦既醉止。左右欢甚，诗人兴全，争论逸价，特以饷赵。故拜命之辱，辄冠于首篇。”凡此皆可显见于送别之际赋诗作序之迹。这种赠序是和饯别赠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性质还类似于序跋。在官员胜流酒酣耳热、赋诗作序之际，往往有不参与赋诗而只负责作序的情况。柳宗元《送幸南荣归使联句诗序》：“群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阙其述，命系而序焉。”《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觐省序》：“陇西辛殆庶猥称吾文宜叙事，晨持缣素，以班孝廉之行为请，且曰：‘……我与河南独孤申叔、赵郡李行纯、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作序者不再参与赋诗，甚或赋诗与作序已不在同时，显现出赠序挣脱赠诗的努力。也有并未宴集赋诗，只因朋友私交或受人请托而作序，韩愈《送孟秀才序》：“今将去是而随举于京师，虽有不请，犹将强而授之，以就其志，况其请之烦邪？”《送陈密序》：“太学生陈密请于余，曰：‘密承训于先生，今将归觐其亲，不得朝夕见，愿先生赐之言。’”《送浮屠文畅师序》：“文畅喜为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请于缙绅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贞元十九年春，将行，东南柳君宗元为之请，解其装，得所叙诗累百余篇，非至笃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余既重柳请，又嘉浮屠能喜文辞，于是乎言。” 任华《送姜司户赴宣州序》：“仆与斯人，曾未觏止，其友人姜正范与余善，邀余序之。”可以看出，韩愈、任华都是因为受人请托而作序赠别，既没有饯别的场面，也没有赋诗的盛举。这是赠序摆脱束缚，自由抒写的一个契机，亦即是赠序由附庸到蔚为大国的重要转变。 柳宗元《送澥序》、《送内弟卢遵游桂州序》、《送从弟谋归江陵序》，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孟东野序》、《送廖道士序》等等，皆不再宴集赋诗，只是单纯地作序赠别。赠序基本完成了赠诗附序到众诗总序再到独立赠序的演变，具有独立文体意义的赠序诞生了。
四、赠序的别体：后序、别序、字序、寿序
文体学家认为，在文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问题。据我的理解，共时性，主要指一种文体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形成定体的关键时期，往往存在一些与之相类、相近的文体，亦即是该文体还没有完全定型时会有一些比较接近的文体同时存在；历时性，主要指文体的发生、发展、流变、演化的过程。这有定体前后的区别。定体前，可能是相关文体融合渗透产生新的文体；定体后，则是该文体衍生、裂变出新的种类。以此来观照赠序，共时性的体类有后序与别序，历时性的体类有赠答诗序、游宴、饯送诗序、字序、寿序等等。赠答、游宴、饯送诗序在前文已经述及，在此就对后序、别序、字序、寿序再略作讨论。
柳宗元《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天水赵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备，词旨甚当。余谓《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终义；大《易》之制，序卦处末，然则后序之设不为非经也。于是编其饯诗若干篇，纪于末简，以贶行李，遂抗手而别。”《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礼部郎中许公以宏才奥学已任文字，顾倡在席咸断章而赋焉。谓工部郎中崔公文为时雄，允宜首序。谓小子预离觞之余沥，俾撰后序，编以继之。”两序题目即称为后序，文中再交待了为后序的原因，是因为赵佶、崔群各有序文在前，作者受托编辑饯送诗，再作序文，只能称为后序。这是赠序中比较特殊的例子，于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赠序是直接由饯送诗总序发展而来的。柳宗元另有《送从兄偁罢选归江淮诗序》云：“于是赋而序之，继其声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从侄立编为后序终焉。”柳立的后序不传，寻绎子厚语气，乃是柳立编完饯送柳偁的诗后再作序，与子厚前两篇后序同出一辙。又权德舆《送崔十七叔胄曹判官赴义武军序》：“至于道观离宴，歌诗感激，则备于右拾遗独孤郁前叙云。”文中并无编集之语，又称独孤郁之文为“前叙”，则权氏之文似为后序。可见唐人赠序往往并不只是一事一篇，还存在不同作者的前后序之别。另外于邵有《送穆司法赴剑州序二首》，是同一作者针对同一事件而作的两篇序文，这是唐人赠序仅见的特例。
吴承学先生在《唐诗中的留别与赠别》一文中认为：“所有别离诗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送别，一是告别。这是从诗人在离别时的身份来划分的。‘送别诗’类是诗人送别他人离开此地而写的；‘告别诗’类是诗人离开某地而向他人告别所写的。”送别即为赠别，告别为留别，“在唐诗中，‘留别’与‘赠别’通常是相对的离别类型。‘留别’是留诗而告别，‘赠别’是赠诗而送别。” 这对我们考察赠序中的留别与赠别深有启发。一般而言，赠序是指赠别序，即赠序而送别，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实在赠序中也存在着留序而别的情形，我们姑且称之为别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三十四于“饯送序”后单列“别”序，收序文15篇，应当说编者是体察到饯送与别——亦即赠别与留别的区别的。先看王勃《还冀州别洛下知己序》，题目的意思很明显，是王勃留别洛下知己而回冀州。《春夜桑泉别王少府序》，题目看不出来是谁离去，但文意还是很明白，“下官以穷途万里，动脂辖以长驱；王公以倾饯百壶，别芳筵而促兴。”是王勃离开桑泉，与王少府作别。骆宾王《夏初别宋三少府之丰城序》云：“亲友俳徊，缔欢言于促膝；故人樽酒，掩离涕于交颐。”显然是骆宾王告别宋三到丰城而作。陈子昻《别冀侍御崔司议序》：“所恨酒未醉，琴方清，王事靡盬，驿骑遄连……暌阔良会，我心惄然。请以此酣寄谢诸子，为巴山别引也。”这也是陈子昂告别诸人而作。可见，在赠序中确实存在留别之作，而不仅仅只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全为赠别。应当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留别诗的影响而产生的。
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三十三“赠序类”收录欧阳修《郑荀改名序》、苏洵《仲兄文甫说》（又名《仲兄郎中字序》）、《名二子说》、归有光《守耕说》、《二石说》、《张雄字说》、《二子字说》，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赠序完全不同。翻检宋人文集，这类文章非常普遍。以“字序”、“字说”名篇，实际上是一篇杂说。 欧阳修《郑荀改名序》：“（郑昊）将更其名，数以请，予使之自择，遂改曰‘荀’。”文章就紧紧围绕荀子“为说最近于圣人”和“世之学者，苟如荀卿，可谓学矣，而又进焉，则孰能御哉”立论。石介《吕虞部士龙字序》为吕士龙改字兼济而论“兼济”之义，苏轼《江子静字序》字江存之曰子静而论动静之义。凡此皆在赠人以字的同时，申说其含义，以致“丁宁训诫之义” 。归有光《守耕说》是为沈翁之居室“守耕”而阐明耕稼之义，虽然人换成了居室，也不出此体之藩篱。这类文章在宋以后大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就有“字说”一体，总括“字说”、“字序”、“字解”、“字辞”、“祝辞”、“名说”、“名序”、“女子名字说”等，且以为“近世多尚字说” 。由上述可见，字序与赠序相去甚远，何以姚鼐会把它们归入“赠序类”呢？一方面是明代以来文体分类极为繁杂，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就将文体分为一百二十七类，而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仅列十三类，这就必须要删繁去复，囊括众体，尽量让每一体类包容更多的内容；另一方面，字序、字说具有赠言的意义，和赠序赖以产生的“赠人以言”的传统相关。如归有光《张雄字说》：“张雄既冠，请字于余。余辱为宾，不可以辞，则字之曰‘子溪’。”这和上文所说的独立赠序受人请托而作者是极为相似的。又王庭珪《送刘天游字序》：“刘太虚诸孙皆俊秀，名九垓者时从余游，方冠时，请字于余，余字之曰天游。”单是题目就和赠序相类，请字则和请序如出一辙。应当说姚鼐正是看到了字序和赠序之间的这些相似性，才将之合二为一的。不过，我们今天讨论赠序时，大可不必再遵照姚鼐的旧例，应当把字序单列出去，毕竟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古文辞类纂》“赠序类”选归有光寿序4篇，《续古文辞类纂》“赠序类”选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等寿序5篇，可见在选家心目中，寿序是赠序的别体。寿序具体产生于何时已不可详考，清方苞《张母吴孺人七十寿序》云：“以文为寿，明之人始有之。”《汪孺人六十寿序》云：“尤病以文为寿之非古也。”毛奇龄《古今无庆生日文》：“唐后作序者，无所不序，而独不序寿，近即俨然有生日序见文集间，则非古法端可验也。”“此明代恶习，亟宜屏绝！”在清人看来，寿序产生于明代。又明高拱《本语》卷五谓翰林，“今也止教诗文，更无一言及于君徳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贺寿以为文。”高拱为明万历时人，可见寿序在彼时已较为兴盛。其实，寿序可以溯源到南宋，南宋末俞德邻《佩韦斋集》卷十二中就有《李侍郎母夫人庆寿诗序》，乃为恒山李侯之母八十寿辰而作，文中说“学士大夫相率为歌诗庆羡之”，“因为之序，且系以诗”，这和赠序初起时之诗序相连是一致的。至元代时，贺寿作诗作序就非常普遍了，元同恕《榘庵集》卷二《寿吉太夫人八十诗序》：“今年夏月上旬日之四，御史昆弟以夫人年开八袠，将率族人展庆初度，愿得名公硕人形诸咏歌，以侑奉觞之喜，而俾某也道其所以然者为之先云。”元刘岳申《申斋集》卷二《陈母魏国太夫人寿诗序》：“总管陈侯为庐陵之明年二月，以元统甲戌南北诸贤所为魏国太夫人寿诗视余子曰：‘盍为我序之？’”这时的寿序仍然是贺寿诗总序。明李时勉《古廉文集》卷四《庆寿诗序》：“作为庆寿之诗以遗之，俾归而歌之以侑觞，所以发其爱亲孝养之情，以为其亲长生久视之祝。凡得诗若干篇，牧受而辑之为一卷，以来征予序。”至明季亦往往如是。如同赠序从饯送诗总序中脱胎而出一样，寿序亦从贺寿诗总序发展演变而来。明郑文康《平桥稿》卷九《张教谕寿序》：“岁辛巳春正月，先生登六袠，群弟子欢然执爵称南山寿，求余文侑觞。” 这或许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寿序”名篇的作品。后归有光《震川集》卷十二——十四收录“寿序”76篇，为明人寿序的大家，黄宗羲《明文海》卷三百一十九——三百二十一也专列“寿序”，收录明人作品20篇，寿序也就成为一种具有专有用途的实用性文体。寿序是赠序由赠人出行到赠人贺寿这样一个模式转变而孕育出来的，其体例与唐宋人的赠序大体一致，因此姚鼐就将它归入赠序一类。确实，从文体意义来看，寿序就是赠序的别体。

总上观之，赠序经过赠答诗序和游宴诗序的滋养，于初唐萌生。再经唐人的大量创作，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实用性非常强的应用文体。并于宋以后滋生出字序、寿序等体类，几乎充斥于各家别集中。对赠序源流的考察，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文体的实用性特征，又能加深对文体发展的聚变与裂变过程的认识，为当前方兴未艾的文体论研究增加一点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