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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光体”得名及其内涵考辨
“同光体”作为诗歌流派名称，从其出现形成以至内部各支流的划分，有一个复杂过程。“同光体”一词较早见于陈衍《冬述四首示子培》其三：“往余在京华，郑君过我邸。告言子沈子，诗亦同光体。杂然见赠答，色味若深醍。十年始会面，辍乐正读礼。” (p109)诗作于1899年，记十翠¤闻郑孝胥言，得知沈曾植作诗也属于同光体。陈衍1901年所作《沈乙庵诗序》中说：“余与乙庵相见甚晚。戊戌五月，乙庵（中略）与余同住纺纱局西院。初投刺，乙庵张目视余曰：‘吾走琉璃厂肆，以朱提一流，购君《元诗纪事》者’。余曰：‘吾于癸未（1883）、丙戌（1886）间闻可庄、苏堪诵君诗，相与叹赏，以为同光体之魁杰也。’同光体者，苏堪与余戏称同、光以来称人不墨守盛唐者。”1 (p109)民国元年（1912）陈衍连载于《庸言杂志》的《石遗室诗话》又记：“丙戌（1886）在都门，苏堪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 (p6)以上史料对“同光体”的得名与内涵有所说明，但研究者于此尚有一些模糊不清之处。
第一，钱仲联先生在《论同光体》中认为陈衍诗序与诗话所记有细微差别，诗序“推沈为魁杰，明明是挟沈以自重，是旧时代文人标榜的恶习。” (p191)文中由此引申得来“陈衍以闽中诗派为主体，隐然以自己与郑孝胥为魁杰取代沈曾植，说明了民初同光体几乎成为闽派的代名词”。笔者认为由于《冬述四首示子培》一诗早于诗序，不称沈为魁杰，且点明为郑孝胥所告知，这与他民国元年的说法一样，即知“挟沈以为标榜”的说法并不确切。至于说“民初同光体几乎成为闽派的代名词”，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民初南社内部的那场唐宋诗之大争论，就可以明白同光体内部派系各自的影响程度。从诗歌的影响和传播来看，民初同光体江西派几乎成为“同光体”的代名词，朱玺、姚锡钧与柳亚子曾就“江西派”、“闽派”的区分有过激烈论争，陈三立代表的江西派的地位要逾于郑孝胥闽派，闽派最多只能于江西派并驾雁行。柳亚子《三斥朱玺》中说：“陈、郑之徒，于声名未著之时，先窃附西江，以为标榜之具，犹治古文者之自附于桐城。洎其羽翼已成，乃复欲祧西江而目为宗祖，于是别称闽派，以自异于西江，此一说也。陈郑连鸡俱栖，本隐有两难不并立之势，其孝子顺孙，从而和之，互相标榜，亦互相倾轧。于是宗陈者墨守西江之名，祖郑者别创闽派之号，名从主人，地望各异，此又一说也。” 以上足以证明闽派并非独占吟坛。
第二，“同光体”具体提出的时间说法不一。据《石遗先生年谱》、《郑孝胥日记》、《海藏楼诗》等文献可大致判断陈衍、郑孝胥、王仁堪三人于癸未（1883）参加礼部试，三人可能在京都时相与论诗。但陈衍壬寅（1902）《海藏诗序》记郑孝胥乙酉（1885）年自南京归福州，与陈衍夜谈论诗，未几即往天津，陈衍次年（1886）入都。1 (p508)《石遗先生年谱》所记亦如此，这与《沈乙庵诗序》言丙戊（1886）年会于北京有异。倒是据《冬述四首示子培》上推十年，《郑孝胥年谱》载乙丑（1889）年，郑孝胥在北京考取内阁中书，寓下斜街王可庄仁堪家；《石遗先生年谱》载乙丑陈衍入都，常与王可庄、丁叔衡、郑苏戡、陈幼连、陈弼宸、沈爱苍诸丈往来，契合事实。不过陈衍已经明言，“同光体”的说法是当时友朋之间的戏言。既是戏言，有关言谈的具体时间、情况，作者肯定也未必记忆完全正确，后人也完全没有必要粘着于此，只须明晓“同光体”的命名酝酿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即可。
第三，“同光体”的“同光”二字，有着很强的时代寓意。前此的研究者只将注意力粘着于年代上，对此有所缺失。首先，“同光体”一词，“同”字被认为没有着落，今人已指出依陈衍的说法为“同光以来不墨守盛唐者”。道咸至同治还尚在的曾国藩、祁寯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作家包括在内。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同光体”的时间概念可以上溯道咸而下至民国。林庚白《今诗选自序》就说：“民国诗滥觞所谓同光体，变本加厉” (p56)。 其次，对“同光体”的命名不能仅将其看作流派活动年代的界定，还要体认其命名实际暗含的在特定时代群体性情感而形成的独特流派风格。同光体江西派诗人夏敬观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作《同光诗派》一文，文中提出：“诗兴于衰世，主于讽刺，诗与政治息息相关”；“道咸以后，文网渐疏”，祁、郑、莫、何等人开“同光诗派”，“同光间最为多事之秋”，而诗歌为清代最胜期，如不遭遇这些事变的话，那么“其诗不过以造诣见称，无此特殊之价值也”。文中虽承认“同光诗派”中也含王闿运一派，但他仍以陈三立、郑孝胥为“同光诗派”的代表，在其貌似圆该的论述中，实际上要把“同光体”与同光朝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同光体”诗歌在诗人心目中成为晚清社会风云的象征，甚而宣称诗坛主坛坫者，“乃属之在野之陈郑，此同光之所以异于嘉道以前也” (p34)。夏敬观确实是以“同光体”为时代精神生活氛围所选择的诗风。以同光体诗人的眼光视之，“同光体”即代表同光以来时代意蕴的艺术风格，而不单单是同光时学宋诗人的代称。不然，陈衍未晤沈曾植其面，即称其能为“同光体”，就难以理解。现实社会生活作为一种文学的外部力量，通过对作家的熏习浸润而转化为影响文学风格中的重要因素。从同光三年（1864）到光绪20年（1894），“同光”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清政府的内政大致平安，处于学习模仿西法走向世界的时期。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又迅速使“中兴”梦幻变为泡影。“同光体”正是应同光时局而生。中日甲午战争是同光政局走向大动荡的转折点，以后的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证明封建王朝已无复兴的希望，此后大提“同光体”，鼓吹清寒苦涩的宋诗风符合变风变雅的诗教精神，所以在1901年一经提倡，“同光体”即风行一时。“同光”二字从浅层次来说，已经成为旧派文人抽象出来的封建盛世由盛转衰的精神表象，在深层次上则意蕴着旧派文人对旧文化的留恋。在南社的论争中，柳亚子指斥“同光体”诗反映的是“亡国大夫之性情”，苦语满纸的诗歌适足代表“亡清之社会”，而不宜代表民国之诗 ，倒也从反面体现了“同光体”特有的内涵及其缺陷。
二“同光体”之成因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强烈震荡与深刻变革时期，乾嘉诗风已被彻底清算，爱国诗潮涌动；“诗界革命”旗帜张扬，“同光体”风盛一时。以下略为考察“同光体”诗学活动形成与组织的要素。
第一，时代气运的激发。“同光体”兴起的时代，正是社会大转型时期，与封建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士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态度以至于高度成熟的诗体形式都不可能再凝止不变。如何遘衰求变对旧派诗人来说是一个时代性难题。他们也想要寻求诗歌的新天地。只可惜传统思维定势使他们认为“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自己何不推本宋人而力破宋人余地呢？他们虽然接触过西方思想，却不曾认识到他们所遭逢的社会形态巨变的威力，而理想地把封建制度内部朝代的变更与之类比，以此来变革。始学“同光体”而后猛力抨击它的南社诗人林庚白曾经对柳亚子评说道：“《海藏楼诗》，诗才甚好，意境亦佳，若置同光以前，当为有清一代之冠，惜其生于同、光以后，则价值太差。”5(p3)
民国时有论者在《同光诗派与掌故》中说：“同光时代的诗，其表现时代性最为沉厚”，“他们渐渐不喜欢空洞的客套，总要合于身份，合于时代，这不能不认为是诗的一种进步” (p67)。虽然不免溢美，却指出了同光体诗的精神指向是处乱世、作衰音。直至辛亥以后，由于中华民国并未完成民主革命的重任，陈三立诗集中可见其对军阀混战的批判，诗风仍为清寂枯涩，这为南社柳亚子等人所讥讽，在同光体诗人看来，却是“变风变雅”的结果。既属于变风变雅，那样为诗势必很难取法高古华赡的汉魏，气象浑融的盛唐诗，而趋向于深曲峭折、细密洗炼的宋诗。概而言之，时代风云刺激着诗人寻思学宋，同时时代气运也使诗人在文化心态上必然选择学宋。
第二，家族文化的熏习。同光体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色，而这种特色与家族文化又有紧密关联。闽派头领陈衍九岁时其兄陈书就为其讲授唐诗。陈书与叶大庄、陈琇莹等倡导学习厉鹗、金农、万光泰等人的浙派诗。陈书诗风近于白、苏而出入后山、诚斋。这些对陈衍的诗学观和诗风皆有直接影响。陈宝琛与陈书相契情深，陈衍说他“有作必就商于先伯兄木庵先生。（中略）伯兄既逝，弢庵亦复出山，在都数年，有作则必商定于余。”2(p12)沈瑜庆也受到陈书的影响，在陈书的薰陶下，沈裕庆始致力为诗。其女婿女儿也随陈书学诗词，陈书极其赏知。陈书虽然在同光体诗人中只属普通诗人，不过他作为年辈较长者，陈书依靠姻亲网络推举带动了一批闽派中坚作家，常开社集，唱酬为诗，使闽地学宋成风。
第三，个人倡导的作用。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还需要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大力提倡组织，不然“同光体”就很难由较强的地域性流派成为有着辐射全局能力的流派。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都属本意非以诗鸣世者，对诗派的组织并无热情，唯有陈衍自视为晚清之朱彝尊，思开派以扬名寿世。“同光体”由于陈衍的极力组织推扬才得以成型。
首先，陈衍在同光体代表作家的学诗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沈曾植光绪戊戌（1898）年任教于两湖书院时与陈衍首次相见，此前沈曾植与李文田、袁昶论学甚契，在词章方面不曾用意。陈衍劝他多作诗说：“写诗是自己的性情语言，且能时时发明哲理。”沈曾植以诗人闻名，纯属陈衍的有促成；曾植诗本专宗山谷，陈衍又劝其读宛陵诗开拓诗境，遂造就了“学人之诗”的代表诗人。
其次，陈衍喜好结社，宣统庚戌（1910）年陈衍与赵尧生、胡庚唐、江叔海、江逸云、曾刚甫、罗掞东、胡铁华在陈衍北京寓所小秀野堂立社。次年陈宝琛、郑孝胥、林纾、黄浚、梁鸿志等人也加入进来。诗人之间的唱酬虽然不纯属诗派内部成员的行为，但这种更有利于不同诗学主张的诗人交流，扩展诗派的影响，当然这种作用对诗派的形成只是辅助性的。民国九年（1920）陈衍在福建编辑福建通志，林翰、江古怀、林葆炘、董子良、林宗泽、沈觐冕等人结“说诗社”从陈衍学诗，所作诗后刻成《说诗社诗录》三十八卷。“说诗社”成员后期发展到43人，在民国福建旧体诗坛有着很大影响。
再次，宣传诗歌理论主张的诗选、诗话是诗派张树旗帜、扩大声名的重要条件。梁启超后期思想趋于保守，崇向宋诗，1912年创办《庸言》杂志，邀请陈衍撰作诗话，借此契机，陈衍撰修了篇幅巨大的《石遗室诗话》，《诗话》成为同光体诗人扬名逞誉的工具，民国十八年（1929）年诗话刊行后，由于影响巨大，想借陈衍品评其诗歌而传世者，麕至而鳞萃，后又刻成《石遗室诗话续编》。《诗话》正续篇的刊行，无疑使“同光体”声势气焰高涨，也意味着诗派阵营具有了辐射整个民国诗坛的影响力。陈衍又在民国12年（1923）应季拔可之请求，编《近代诗钞》，收录咸同至民初诗人369人，存诗5000余首，并附作家小传及评语，集中收录了大量同光体作家，而且以“同光体”标准选择诗家诗作，在没有更为全面精当的近代诗总集以前，《近代诗钞》以其选评眼光左右着旧体诗人的近代诗史观念与诗歌美学观念，为“同光体”旗帜再次增彩。
第四，“同光体”作为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流派，地域诗歌传统对其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明代闽地诗风以盛唐为宗，至近代闽地反转为学宋之邦，其中有个复杂的过程。从明代郑善夫、黄道周肇始，经清初李世熊、黎士弘、许珌、许友、张远等人倡导，由郑方坤兄弟扬波于前，乾嘉间以陈寿祺为中心，萨王衡、谢震、郑振图、郑洛英、郑杰等辅翼的闽地“学人之诗”群体的形成。到近代林寿图受广西诗人孙衣言、王拯影响甚大，刻意学习黄山谷诗歌，闽地学宋诗风大盛。可见“同光体”的形成与地域诗学风气也有莫大关系。以上从时代风云的促动、家族文化的陶养和个人的组织推动论述了“同光体”兴起的原因，“同光体”的形成当然还有自清初至道咸以来学宋风气的高涨等因素，因学界关注较多，此不赘言。
三 同光体与诗界革命派、南社
长期以来的文学史书写中，“同光体”常常被冠以“腐朽落后”的标签，而在晚清民国诗坛上与之并峙的为“诗界革命派”与“南社”始终占据着光辉的一面。然而历史的轨迹未免令人惊诧与发笑：“诗界革命”在1905翠¤后就已经结束了；”南社”也因社中的唐宋诗之争于1923年解散；而“同光体”后辈诗人一直活跃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何以对这对立阵营的诗歌现象的认识，史家的评判与历史斗争的结局存在如此落差呢？
一 ） 同光体与诗界革命派关系考辨
首先，柳亚子等人认为“诗界革命”的出现正是对于“同光体”的直接反响 ，这一命题为许多人所接受，实际上很不确切。“诗界革命”溶新理想入旧风格的代表黄遵宪在光绪已亥（1899）年所作《刘甔庵诗序》中说：“国朝诗人，流别至多，几至无体之可言，无派之可言。然百余年来，或矜神韵，或诩性灵，幕客游士，涉其藩而猎其华，上之供诗话之标榜，下则取于尺牍之应酬，其弊极于肤浅浮滑，人人能为诗，人人口异而声同” (p383)。他对清代诗坛的批语类似于宋诗派批评“神韵”“性灵”的论调。今检黄遵宪集不见他批驳“同光体”的文字，而“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郑孝胥、俞明震、范当世乙未（1895）年为《人境庐诗草》做跋，陈三立评其诗为：“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 (p1083)由此可知黄遵宪从理论倡导到创作实践，并无与“同光体”针锋相对之意。反观”同光体”诗人如袁昶密荐黄遵宪于薛福成，集中有《送黄公度再游欧西绝句十首》等诗；这都说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诗界革命”很难认为是反对“同光体”而兴起。
其次，“同光体”诗人与“诗界革命”派的政治倾向多有相同之处。如林旭为“戊戌六君子”之一、陈三立襄助湖南新政、沈曾植列名“强学会”、陈衍作《戊戌变法榷议》、郑孝胥戊戌上呈《敬陈变法大要疏》。“同光体”代表诗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这也是“诗界革命”派与“同光体”作家交好的政治基础。“同光体”作家虽然也有比较保守的人物，如金蓉镜，但大半还是倾向于维新的，只不过其个人的主张又有保守、激进之分。如沈曾植主张改革，但不大赞成康有为，属维新中的右派。林旭、俞明震就激进一些。
再次，“诗界革命”在未彻底打破旧诗形式的情况下，要求诗歌能够容纳一定民主主义内容，宣扬种种外来新思想，就只得类似“同光体”而利用旧风格。虽然“诗界革命”提倡“新语句”，但是新语句在旧有的诗体中，往往显得格格不入。要想诗意美兼具，还必须在旧风格上下功夫，这就免不了受传统诗影响。黄遵宪作诗“以单行之排，复古人比兴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11 (p3)，“受曾文正影响至大，集中用文正诗处颇多” (p293)；在丘逢甲则崇拜“少陵、青莲、昌黎、王右丞、东坡及西昆体（中略），而尤倾心于放翁” (p13332)；夏曾佑“喜以哲理入诗” (p203)；金天羽“浸淫于宋苏、黄、欧、王四家”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宋诗影响。正因为“诗界革命”派在旧风格的师承取向上，并不排斥宋诗，他们与“同光体”诗人有共同的一面，因而在”诗界革命”退潮后，康有为和沈曾植唱酬，梁启超则一意学宋人。
二 ） “同光体”与”南社”关系考辨
首先，“南社”与“同光体”在文化观方面基本一致。“南社与南社文学运动的近代革命性的文学作品”，“有革命的破坏，而无革命的建设”；“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自始至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 (p231)。这表现在学术思想与文化理路上是“南社”与晚清国粹派有着亲缘关系，国学保存会会员23人，“南社”会员有14人。约占60%，且“南社”三杰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皆隶属其中。在数十年的国粹思潮中，南社始终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表现出持续不断的国粹情结。与此类似，”同光体”浙派头领沈曾植1911年致罗振玉的书信中，促成他创办《国学丛刊》，主张“要当以世界眼光扩张我至深、至完善、至圆明之国粹，不独保存而已。” 沈曾植一方面认为近代学者背弃了自己的价值理想，而“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 (p20) (李翊灼《海日楼诗补编序》)表现出对古学的偏爱。一方面在1906年访日时“深契日本穗积博士之学说及伊滕博文之宪法新解，自是直欲治新旧思想于一炉矣” ，主张以国学为本位而参酌西学。同光体江西派陈三立、胡朝梁、胡先驌等人也强调传统精华不可摒弃，须汲纳西学，比照开新。可以说”南社”的文化学术思想中也有其文化守成主义的一面，而这与”同光体”诗人的文化思想有契合的地方。
其次，“南社”借助遗民文化，凭依三唐诗风来宣传号召种族革命，与“同光体”诗人遥慕追怀宋代文人品格（“同光体”诗人拜祭黄山谷、陈后山的诗很多），以清逸寒涩的宋诗风来寄寓其苦闷忧愤相类似，两者皆希冀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社会功能。“同光体”诗人陈衍就说：“道光之际，盛谈经济之学。未几，世乱蜂起，朝廷文禁日驰，诗学乃盛。故《近代诗钞》断自咸丰之初年，是时之诗，渐有敢言之精神耳。”这表明对宋诗的推崇，也源于对宋人气节人格、济世精神的景仰。众所周知，“南社”诗人有着浓重的遗民情结，借此严夷夏之辨，表彰易代之际遗烈抗击异族的功业，鼓吹抗争精神与种族革命。 “南社” 文学创作上张扬遗民精神、推重“布衣之诗”，但在本质上并不具有现代文学观念。可以说“同光体”诗人追慕宋人风骨与“南社”诗人的明遗情结都还属于传统士人淑世精神的体现。虽然“同光体”诗人与“南社”作家的政治态度、思想取向、诗歌风格区别较大，但“南社”主流诗人和”同光体”诗人一样，还有着浓重的士大夫气息，难以称得上完全意义的近代知识分子，已有研究者论及“同光体”诗派颇为人所非议的诗酒结社与“南社”雅集同样显示了其名士风流习气 ，因而虽然胡适指斥“南社”诗作学唐“浮滥”、“同光体”学宋为赝鼎，两者却同样出于淑世情怀的选择，也是他们以诗文承担政治使命的一种自觉追求。由此角度透视，就能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南社”和“同光体”的诗学路线是不同政治态度的士人发挥他们淑世情怀的武器，有相似的动机而取得的效果迥异。
再次，“南社”在艺术形式上比“同光体”还守旧。由于在文化观念上“南社”成员认为“若不发扬国光，以振起民族之自觉，恢复其自信力，则必日即于沉沦。故整理国故，当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并行。” (p73)所以高旭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 (p544)他甚至认为诗中不当用新名词。因“南社”诗人在诗歌形式上相当保守，胡适批评“南社”诗歌说：“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庵之流为高矣。” (p16)由上可知 “南社”诗歌在形式方面的新创不足。
“同光体”与“南社”、“诗界革命”在政治倾向、文化观念、诗学路线等方面皆有共同点，两者可谓“异中相通”。我们认为近代诗歌拯衰图新的途径无非是情趣思想上求解放与艺术形式上求新变两大方向。近代宋诗派偏重于艺术复古以求新创，而诗界革命派、南社则以表现新思想、新事物为动力，两者都企图寻觅出重振古典诗歌命脉的良方；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至最后阶段，艺术体式与思想内容皆要求摆脱自身的桎梏，在涅槃中求新生。无论是南社以旧风格抒写政治追求，还是同光体诗人以生新险奥之体诉说其末世悲情，他们都不能辩证地处理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能真正寻求出中国诗歌发展的前路，但始终求“变”的诗学追求是一致的。将近代宋诗派对诗艺上的追求贬为形式主义，依托政治功用来评价文学，高度突出“南社”、“诗界革命”的历史地位，显然忽略了近代诗歌具有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双向复变的特点。总之，在文学史的书写中，我们如果抱单一的政治批评方式，对他们的对立之处夸大其辞，就会扭曲、遮蔽历史事实，失却对历史表象下的本质作公正、客观判断的理性，“同光体”等文学现象的历史地位就会被不适当的贬低或拔高。
1 陈衍．陈石遗集［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2 陈衍．陈石遗诗论合集［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3 钱仲联．当代学者自选文集.钱仲联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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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庚白．丽白楼文剩[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Z].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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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柳亚子.斥朱鸳雏[N].民国日报，1917-07-27.
8 白堕．同光诗派与掌故[J].京沪周刊,1947(第一卷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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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遵宪．黄遵宪集［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1 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2 钱仲联．梦茹庵诗话［Ｍ］．民国诗话丛编[Z].上海:上海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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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旭.愿无尽斋诗话［A］.高旭集［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
23 胡适,寄陈独秀［A］．胡适学术文存［C］. 北京:中华书局,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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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21 17: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