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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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成三个部份，上篇探讨中唐以来的新禅宗以及宋以后的新道教，论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中篇论儒家伦理的新发展，起于韩愈，迄于王阳明，重点在追寻儒家伦理与禅宗的复杂关系。下篇则论商人和传统宗教伦理的关系，论述的范围大致以16至18世纪为限，以中国商人的精神思维为主要的论述中心。此书的中心思想，是探求中国的儒、释、道三教的观念，是否曾经对中国的商业发展产生过推动的力量。而此书写作的外缘背景有二，其一是195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对于 “资本主义萌芽”的热切关心；其二是1985年代前后，西方社会学家企图用韦伯(Max Weber)以宗教理论，其中特别有关于 “新教伦理”的说法解释东亚经济现代化的突出现象。因此，余英时书中尝试用韦伯的观点对中国历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宗教理论对中国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因此书中从中国自中唐以来宗教的入式转向，以及十六世纪以来商业的与商人阶级的重要发展出发，企图探索此二者之间的关连。

本书的讨论亦以韦伯对于中国宗教理论的看法为焦点：其一是韦伯注意到新教的崛起与北欧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相一致的，他强调新教伦理中的劳动天职观与禁欲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工人和企业家都注入了更多的活力，最终带来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二是韦伯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正因为缺乏西方新教伦理 “入世苦行”的文化动因，而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儒家伦理在价值取向上与新教伦理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1]然而余英时教授此书对于此观点正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没有出现 “资本主义”的原因，应不在于中国缺乏 “入世苦行”的伦理，而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和法律还没有经历过 “理性化的过程”(the process of rationalization)。[2]同时，本书亦针对韦伯的说法，提出了修正。书中指出中唐以后的新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存在着 “入世转向”的历史事实。例如 “唐代中国佛教的变化，从社会史的观点看，其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从出世转向入世。惠能(638-713)所创立的新禅宗在这一发展上尤其具有突破性和革命性的成就。”[3]而儒家本是经世致用的入世思想，但是到了南北朝时已经转向成为贵族世家中的门第礼法，经由中唐韩愈的倡导，为宋明以来强调人伦日用的 “新儒学”的发展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而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亦正为新儒家入世苦行，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代表人物。[4]以上他们所提倡的处世原则，如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自食其力”， “勤”、 “俭”等，而这些思想实与韦伯所提到的新教伦理中的 “天职”(calling)应有其相通之处。

[1]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页67-68。

[2]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页71。

[3]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页17。

[4]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页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