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庚的《问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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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林庚的《问路集》
——谈新诗的格律

三联书店出了一本小书，丰华瞻的《中西诗歌比较》，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谈建立新诗格律的人，全都是以外国诗为基础，以西洋诗的格律为‘模特儿’；据我所见，无一例外。”（P204）读到这吃惊不小。不过，“据我所见”，也有例外的，林庚就是一位。

新诗格律备受责难由来已久。一方面，新格律不成熟；另一方面，则有点感情用事了。一九四八年，郭沫若先生在《开拓新诗歌的路》一文中说道：“有些从事诗歌活动的人，想把外国诗的形式借些来使诗歌定型化，也还是南辕北辙的走法。不写五律七律而写外国商籁，是脱掉中国枷锁而戴上外国枷锁而已。新诗歌之所以最无成绩，认真说，这要求定型化的内外交迫，倒要负主要的责任。”批评有道理，但责难太过了。要求固定的形式没有错，因为这是诗歌成熟的基础；只是不应该去外国语言文字里找答案。随之而来的批评以“形式主义”为靶子，新诗格律体遭受了各方面的过分批评。艾青也在他的《诗论》中批评了格律体，理由是不要“一种固定的格式”。名家的责难，多少影响了目前诗坛一边倒的形势。虽然也还有其它原因，但新诗格律体给人的印象仿佛真该扔进垃圾箱里了。

林庚先生从三十年代起，在创作和理论两个领域艰辛摸索，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问路集》诗、论合编，从研究中国传统诗歌的发展规律出发，以诗歌格律“建行”为基点，收获了相当的成果。

建立新诗格律，突破五七言是肯定的。那么，建立新的诗行就是关键。林庚先生曾收罗自由诗集作过统计，“在这统计里发现了一件事实，就是凡念得上口的诗行，其中多含有以五个字为基础的节奏单位。”（P218）在总结了古典格律诗具有“半逗律”特点以后（即五七言都能逗分作二，三和四，三的形式），提出了新格律诗的建行可从“五四”、“五五”、“五六”三方面尝试。即每首诗每行的字数为九字、十字或十一字，行数和韵脚都可自由一些，从而形成九言、十言和十一言的新格律体。

“五四”运动以后，从闻一多开始，以“顿”作为节奏基本单位，走了新诗格律体的另一条道路。其后，有卞之琳，何其芳诸诗人。他们认为，新格律诗以每行“顿”数相等为原则，而每一“顿”的读音音长大致相等；每一“顿”可以是一个字或者二个字三个字，所以每一行字数不必相等。

致此，新格律诗探索出现了两种矛盾的观点，即建行的字数问题。林庚认为：“诗的形式真正的命意，在于在一切语言形式上获取最普遍的形式。……我们从一切形式上获取这普遍的形式，我们也就是从一切特殊的形式里解放出来。”（P205）这普遍的语言形式，就是有待成熟的九言、十言或十一言，并都以五个字为基本节奏单位。

我认为，汉语诗所以要求字数整齐，与诗的创作特点以及方块汉字的特点有关系。诗歌创作思维的高度形象化，以及与直觉心理密不可分的特点，和建立特殊的诗行有矛盾，它需要移情的专一。以“顿”定格律，由于每“顿”字数有时不同，而又要求每“顿”读音时间大致相等；难办的是，字的音长往往不固定，具有随字义、上下文、前后音影响而变化的性质，即字音具有物理的和人文的两方面属性。（参看《朱光潜美学文集》二卷P145——P152）由此可见，以“顿”定格律，有很大的随意性，也达不到“从一切特殊的形式里解放出来”的目的。若字数整齐而又能够容纳现代汉语的造句规律，我们便能够专心致志，便也可希望出现大量优秀诗篇，不然的话，五七言盛于唐朝，而且诗才辈出，就无法解释了。

从诗歌节奏角度说，整齐的诗行只起辅助节奏的作用，体现语言的物理属性；从语言的人文角度看，诗的真正节奏来源于随情流动的音韵组成。这组成方式在诗行内是五彩缤纷，多种多样的。这里，可以澄清一个事实，即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究竟怎么一回事。

林庚先生认为，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即“诗歌内容——诗歌语言——诗歌形式。”（P236）他把诗歌语言抽出来，作为联结诗歌内容和诗歌形式的环节。在《问路集》中，他是从形式与内容相适应的角度提出上述观点的。我认为，仍有可商榷之处。其实，诗歌的形式和诗歌的语言无法分而论之，这容易让人把诗歌的形式误解成干瘪的僵尸。具体说，诗歌的形式是什么呢？朱光潜先生有如下一段话：“一首诗有凡诗的共同性，有它所特有的个性，共同性为七律，商籁之类模型，个性为特殊情趣所表现的声音节奏。这两个成分合起来才是一首诗的形式。”（《朱光潜美学文集》二卷P227）这个观点，成功地说明了诗歌的形式内涵，成功地打破了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教条解释，也证明了内容决定形式的普遍道理。

新诗格律有待创作实践不断去修正和完善，也决不排斥自由诗，这也没必要也不可能。《问路集》在这一方面显得有点薄弱。但既然是“问路”，就难免艰辛。作为后来者都应该用血汗去铺路，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