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而非首发）谢榛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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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于谢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面四个方面：第一是，对谢榛作为明“后七子”成员的研究；第二，对谢榛生平、行实和交游的探究；第三，对创作情况的考察；第四，分析谢榛的诗歌和诗论。兹依此就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一、对谢榛作为明“后七子”成员的研究
  这一主题关注的焦点是明后“七子”在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其基本特色如何？
明前后七子是明复古运动的中坚。后七子之后，公安派、竟陵派先后起而攻击之，陈子龙等云间派则加以捍卫，清初攻击与维护七子的斗争仍在激烈进行。清初推崇者仍大有人在，如朱彝尊、范大士、王士禛、宋琬、屈大均、申涵光等等。上述人对七子推崇备至，多认为超越宋元、直追盛唐，复兴了诗学。可是贬抑者如钱谦益、吴乔却根本否定七子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钱谦益评其复古的范围太过狭隘：“必曰汉后无问，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书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地再辟乎？”而吴乔更是严加抨击。以“瞎盛唐诗”曰之：“人之惟有好句而不求诗意之所在者，即弘、嘉习气也；瞎盛唐诗泛滥天下而贻祸二百余年，学者以为当然，唐人诗道，自此绝矣。”沈德潜肯定了明诗的复古，更于一代明诗中突出推崇前后七子使“诗道复归于正”的成就。民国对七子有同情论者的有朱东润和钱基博。1949年之后，社科院文学所与游国恩等所编两部《中国文学史》都把复古派作为公安、竟陵的对立面进行论述。茅盾认为“七子的复古运动正是针对当时阿谀粉饰，不痛不痒的文风而发，必须充分估计它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意义”。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提出了李梦阳复古主义文学的“平民性”。 谈蓓芳（1989）认为作为后七子羽翼的末五子之一屠隆的文学思想是从李梦阳过渡到晚明文学思潮的枢纽。冯天瑜、周积明（1985）在批判明代复古主义文学摹古、拟古的同时，也承认前后七子对“台阁体”的批判。陈书录（1988）认为前后七子的审美情感论经历了“因情主格”到“兴、趣、意、理”再到“发抒性灵”的三个阶段，完成了从格调说的旧质到情感论的新质的演变，以性灵悠游的奕奕风神迎接晚明文艺启蒙思潮的曙光。廖可斌（1991）认为明代中晚期通俗文学兴盛的局面，是由前七子始开风气的，明中叶的复古运动虽被后期的进步思潮超越、扬弃，却是它不可缺少的先导。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1994）一书是关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的力作，它把明代复古运动作为三次高潮来叙述，即前七子、后七子和明末陈子龙等三次复古运动，认为复古运动打破了明前期以至整个思想文学领域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郭绍虞、成复旺、蔡仲翔、黄保真、赵永纪、冯天瑜、陈文新、袁震宇等都肯定了前后七子的成就，并反对仅以“拟古论“来评价前后七子。章伟（2003）认为七子重新构筑文学的主情理论，带有鲜明的重人情人性，强调个性人格、反程朱理学的特色。
已有的研究对明复古运动和前后七子的评论，经历了从单方面评论到全面评论的过程。虽其评论的对象并非集中于谢榛，但谢榛属于后七子一员，所以这一些研究，无疑无疑为研究谢榛提供了背景和坐标。
二、对谢榛生平、行实和交游的探究
  谢榛生平的探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谢榛生卒年考和谢榛的交游情况考辩两个方面。
  由于谢榛社会地位低下，传记资料匮乏，生卒年代尚难以确认，历来有下面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谢榛生于1495，卒于1575年。这种观点是国内大多数的辞典、传记、年表、方志、文学史等都赞同的说法。首先提到明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根据《徐天目先生集》记载的内容推断，谢榛应当卒于万历三年，及1575年。明朝潘之恒《亘史》认为，谢榛的逝世于乙亥年冬天，即万历三年十一月。后这种说法被钱谦益以及《明史》所接纳。李庆立在《诗家直说笺注》中，以1575年为基础，并依据《四凕山人全集》中诗歌，得出结论：谢榛的虚岁为八十一岁，生于1495年。第二种说法是，谢榛生于1508年，卒于1588年。此种说法的提出者是陈允衡的《诗慰》。第三种说法是，生于1499年，卒于1575年。此说仅见于毕桂发等主编的《精选历代诗话评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此种说法中的卒年与第一种说法中的看法一致，但是生年是根据谢榛诗句“正德甲戌，年甫十六”而得出其生于1499年的结论。研究谢榛近二十年的专家李庆立赞同这一说法关于生年的看法，认为极为可靠。并且李还准确地推算出谢榛的出生的日和月是四月十八日。但是李庆立认为究竟谢榛是卒于1579年，还是更晚些，现在的内证和外证尚嫌不足，只可暂做1579年。
  对谢榛的行实和交游的研究主要是对谢榛生平的探讨和谢榛交游的考辩。李庆立在其著作《谢榛研究》中对谢榛从出生到逝世期间主要事迹进行了精妙地考论。朱荣所的硕士论文《谢榛行实交游考论》中，亦作了专门的论述。邵传永在其硕士论文《谢榛论》中，认为谢榛的一生以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两次游京为主，后期以两次游晋为主。而对交游的考辩中，以《谢榛研究》和《谢榛行实交游考论》的论述最为完备。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谢榛交游的几个重要的问题的考论上。其一，谢榛与李攀龙“绝交”事件。这一事件是五百年来文学史家一直关注的事件。对于事件的始末，学界无太多争议。而关于谢、李交恶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周潇在其文《谢榛与李攀龙绝交始末辨析》中，将学界的观点概括为五种。周还认为诸子与谢之间的交往在交恶之后，并没有中断，这一观点颇为新颖。其二，力拯卢楠于狱考。李庆立对此事的考证非常详细，包括卢楠为何入狱、入狱和出狱的时间、谢榛如何救卢出狱等。其三，赵王赠姬考。李庆立对赵王系何人、事情发生的时间和过程做了一番考证。其四，李庆立对谢定居安阳时间的考证。
三、对创作情况的考察
  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对谢榛主要作品的考察，主要包括对《谢榛全集》的整理、校笺、讹误，对《诗家直说》的考证、笺注，关于《四溟山人全集》和《四凕诗话》的校订和考辩，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的争论以及围绕李庆立《谢榛全集》所作的一些讨论。
  赵伯陶的一篇文章《〈四溟诗话〉考补》中针对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点校本《四溟诗话》作了一个辑补，并对《四溟诗话》的版本源流进行了一番考证。李庆立、孙谨之的《诗家直说法笺注》，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谢榛乃至把握前后七子的诗论和明朝的诗歌风气，有着积极的作用。全书资料翔实、校勘精确，注释详明精当，笺语采集广博，其中不缺自己独到的见解。李庆立在《〈诗家直说〉四考》中对《诗家直说》的四个问题进行了考证。一是以《诗家直说》的各个版本为基础对《诗家直说》是否与《四溟诗话》为同一书进行了考证。二是关于成书时间的考证。三是《诗家直说》的辩伪。四是对“海山本”及其他版本中《王渔洋序》作者的考辩。
  李庆立的一系列文章《四溟山人全集_诗作补遗》、《四溟山人全集_诗作补遗_续》、《<四溟山人全集>再辑补》、《<四溟山人全集>第三次辑补》是在作者自己以前的研究基础上对现存赵府冰玉堂刻《四溟山人全集》万历三十六年修订本（善本）的辑补，因李庆立人为《四溟山人全集》只是谢榛作品的一部分。
  王连洲的观点“《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谢榛”引发了一场争论。在《〈金瓶梅〉作者之谜》、《〈金瓶梅〉考论第一缉》、《〈金瓶梅〉—作者乃谢榛》等文中，王通过多次的考证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就是谢榛。对于这一说法，李庆立撰问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辩误，鲁歌、马征矣撰文与王商榷。他们都认为王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观点与论证过程都不能令人信服。
  朱其铠、王恒展、王少华在2000年编校的《谢榛全集》是往近对谢榛作品整理的又一力作。但美中不足的是这本书的评介、编校讹误甚多。为此李庆立先后写了《〈谢榛全集〉辩误》、《〈谢榛全集〉辩误续一》、《〈谢榛全集〉辩误续二》已及《〈谢榛全集〉讹误举要》，检讨出《前言》、序跋编辑、字体辩识、断句，正文及附录的校勘、标点，误作佚诗重收，佚诗而漏收， 佚文校勘不省等讹误。李庆立所作的《谢榛全集校笺》则是李对自己研究谢榛的成果的总结。《谢榛全集校笺》以《四溟山人全集》为基础，由几乎现存所有谢榛著述的版本和选本，并根据明清前有关别集、总集、方志、丛书等补辑而成，仅校勘集里所列书籍就达60余种。
四、分析谢榛的诗和诗论
  对谢榛诗以及诗论的分析，当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谢榛是诗歌的特点；另一方面是谢榛诗歌理论的内容。当然首先得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学界对谢榛的诗歌和诗论的评价不统一。前人多赞其诗而贬抑其诗论，今称赞其诗者少，对《四溟诗话》，评价很高。孙学堂（2000年）认为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视角不同，而造成结论不同。
  在谢榛的诗中，古人认为律诗成就最高。王世贞曾经这样说：“仆尝谓其七言不如五言，绝句不如律，古体不如绝句。”明代复古派许学夷认为，谢榛的诗在格力、气象方面“高壮雄丽”，“冠冕雄壮”，在这些方面他的诗是效仿盛唐诗法的。但孙学堂（2000年）认为，学盛唐诗并不是判断诗歌成就高低的标准。谢榛的诗虽然气象格调逼象盛唐，但殊难见它的情性。郭波（2002年）在对谢榛的诗歌语言观研究时，认为谢榛的诗歌创作实践表明了谢榛的诗歌并不是拟古主义。游国恩在研究谢榛的诗歌创作实践时指出“他（谢榛似乎并不主张以拟古为目的，而是要通过拟古自成一家。”
  同时对谢榛诗歌主题的认识也存在着差异。王夫之之论诗推崇“灵府”的“微风远韵”，他很讨厌后七子诗歌，而尤其讨厌的是谢榛的诗歌。如许学夷所说，谢榛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草率之作，有些诗可以明显看凑韵的痕迹，有些诗结尾处感情没有着落，特别是有些诗出之分外容易，而了无意义。而郭波（2002年）却认为，谢榛以一介布衣，能广泛地接触社会，他敢于把战争带来的灾难归咎于“肉食者”。邵传永在其硕士论文中总结了谢榛诗歌三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对羁旅情状的控诉、对友情的珍视。可见谢榛的诗并不是空无意义
  关于谢榛诗歌的争论主要来自于对其诗论的理解的不同。对谢榛诗沦的研究，主要的根据是《四溟诗话》，围绕一些核心范畴和术语展开，主要包括“以盛唐为法”“格调”，“性灵”，“兴”，“悟”“养”，“情与景”。
  学界一般把谢榛看做是复古者，把他的理论看作是复古理论。李庆立（1996年）认为谢榛倡言“以盛唐为法”，但“以盛唐为法”只不过是师法李白、杜甫的活泛说法而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虽然师法盛唐，但是他并不匍匐于盛唐之下。这一点是得到学界很多人的肯定的。李义天（2006年）认为谢榛同样强调辨析格调。谢榛既希望锻造雄浑矫健、奔放超脱的气质品格，同时也不忽略悦耳流畅的音律韵致。在具体操作上，谢榛强调遣词、用字、用韵上的一些规则。可见谢榛的“格调”理论既上承李东阳等，同时也有所突破。范建明（1988年）认为，谢榛的“格调论”中带有严重的“性灵论”因素。“形体虽具，不可无啼声也”则是带有性灵论的观点。主性灵论者，往往看重“兴”。谢榛把兴冠于诗格之首，他说：“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四溟诗话》对“兴”的阐述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兴”系诗歌审美创作运动的认识上。第二表现在“兴”系审美创作运动的内在规律的揭示以及“以兴为衡”的创作原则上。第三，对“兴”的阐述表现在以情、景为二原质，以“情景相因”的辩证认识来精辟地揭示“兴”，揭示诗歌审美创作运动中的运动机理和和多变形态（徐文茂，2002年）。对于情景相因，徐文茂亦有自己的见解。情景相依蕴涵着情景相生相克、相互依存之意思；以为着情景相互顺应、相互促发之意；包含着情景之间相互扬弃整合，进而在彼此整合中实现辩证统一。王伟的研究发现，谢榛认为作诗必具者有四：“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质雄浑，韵贵隽永。”而这四者的根本在于养与悟。惟有养可以发其真，惟有悟才可以入其妙。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学者对谢榛的美学观点进行了论证（李庆立，1987年；李庆立，1992年；王顺贵，2000年）。并从文学批判理论角度对谢榛的理论进行了总结（李庆立，2002年）。
五、小结
  研究谢榛，当然是想给谢榛的诗歌以及诗歌理论一个准确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却不是诸如名分之说、座位排名之争。谢榛的诗，甚至后七子的诗，整个明朝的诗，成就的确不高，但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中，自然有它的地位，我们承认这个地位，自然需要充分的证据，这样才能不夸大，也不贬低。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仅仅限于考证、校勘、文学价值等方面，这还是小小的一步。正如研究谢榛长达二十几年的李庆立所说：“学海无边，即使面对谢榛一个人著述的整理与研究，亦时感窘迫，孜孜十余年难以毕其功，殷切期待方家、智者进一步匡补，以臻其善美。”笔者斗胆于胡言乱语指出以往对谢榛的研究存在的缺陷，妄议之处，还等以后的研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