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非首发)试探魏晋士人饮酒风气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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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对于魏晋士人来说，酒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须品。由于他们处于这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之中，使到饮酒蔚为成风。在《世说》中也记载不少魏晋士人对饮酒的着迷，近乎沉溺。而随着时代的转变，名士饮酒的目的也有所改变。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段：魏晋之交和东晋中后期。而本文将会以刘伶、阮籍及陶潜为例，分述这两个时期，探讨魏晋士人在饮酒风气的变化。

二、魏晋之交的饮酒风气

　　魏晋之交，士人饮酒风气极为盛行，「竹林七贤」最为著名，而七人之中，尤以阮籍、刘伶为代表。而刘伶的嗜酒，在《世说新语》及《晋书》皆有多篇记载，好像在《晋书‧刘伶传》中曰：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1]

　　其中，在《世说新语‧任诞》第三则记载刘伶对酒的喜爱，近乎病态：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2]

　　刘伶嗜酒如此，更使他日后与杜康并列为酒仙。至于其好友阮籍也不遑多让，在《晋书‧阮籍传》曾记载：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3]

　　在《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则中更记载阮籍甚至在母丧之时，大破守丧期间不得酒肉的礼教传统：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
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
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噉不辍，神色自若。[4]
　　二人的嗜酒并不是单纯爱好杯中之物，这与当时的险恶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魏晋之交，政治极为动荡不安。先后当政的曹氏与司马氏，在政治上大肆诛除异己，[5]都使士人噤若寒蝉，政风委靡。不少士人都想尽办法去安生保命，而饮酒便是其中一个最多人使用的保命之法。沈约在《七贤论》中对「竹林七贤」的嗜酒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慢形之具，非酒莫可」。[6]而「慢之形具」，即是用酒精作为隐藏自己直实面孔，以酒醉逃避政治上的灾祸。

　　阮刘二人正是利用饮酒避祸全身，所以二人的嗜酒是有相当的苦衷，其痛苦并非其它人可以轻易了解。由于阮籍因为父辈的关系，与曹氏的关系密切，因而与司马氏有明显的鸿沟存在，在《晋书‧阮籍传》中曾记载：

　　　　（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7]

　　可见，阮籍的酣醉并非为了享乐，而是有实际需要，就是藉醉酒避开政治上的祸害，《晋书‧阮籍传》记阮籍「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8]可见当然政治气氛的险恶，使阮籍也不得不慎言行事，而《晋书》记了另一则有关阮籍以酒醉躲避政治上的种种是非：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9]

　　结果最后司马昭取消了这个打算，而阮籍成功地避开婚事。所以，鲁迅才说：「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10]足见醉酒在当时的政治功效。

　　至于刘伶方面，虽然在史书中没有言明他与司马氏的不和，不过根据宁稼雨的分析，他认为刘氏和阮籍、嵇康相识后便「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足可证明这一猜测，因为嵇康是曹氏集团的人。[11]

　　因此，刘伶饮酒，其意未必真在于酒，而是以酒「粗远世故」，以保己身。《晋书‧刘伶传》中载刘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及「虽陶兀昏政，而机应不差」，暗示刘伶的「陶兀昏放」为佯装，以及他慎言谨行，处事小心翼翼。而在《酒德颂》中的他以大人先生自况，尤其后部的「兀然而醉，豁尔而醒」，[12]说明饮酒乃为逃避扰攘之世的途径。表面上，刘伶醉死方休，肆意放浪形骸，但旷达的背后充满不少不能言喻的悲情。所以，张叔宁才说：「名士如阮籍、刘伶之辈遂以狂饮逃世，以远离政治斗争之漩涡，从而保全自己。」[13]因此，在魏晋之交的士人多以饮酒作为一种全身的方法。

三、东晋中后期的饮酒风气

　　到了东晋的中后期，由于东晋政权渐确立，加上南北对立的胶着状态也已经成形，政局也相对地稳定下来。这给予了东晋士人的空间，可以从战乱、死亡之中解放出来，并开始思考一些形而上的哲理问题，尤其是人生在世的目的。

　　其中，在魏晋之交，已经渐渐成为主流的老庄学说，也由原先的学术研究与清谈材料，转化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其中以「逍遥论」及「渔父论」的影响最为明显。「逍遥论」主要是主张人应该看破功名利禄的束缚，而使精神臻于自由境界的人生论；「渔父论」则是批评儒家礼乐人伦对人性的束缚，主张保真思想的观念。而朴美龄认为这些思想的兴起，主要是「当时人士大部分厌烦尘世之虚诈险恶，纷扰无常，避居山野，超脱礼法，以求一己身心之安适。」[14]

　　张叔宁则认为，由于老庄思想的影响，使到当时士人的心态由过往的狂狷放诞之气，慢慢由宁静潇洒所取代。因此，当时的士人皆视世事为俗务，而废务遗事遂成为他们的认可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15]

　　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饮酒便成为一种忘忧、遗事的手段。而士人饮酒目的也由魏晋之交的避祸全身，演变为追求逍遥化境。在东晋一众饮酒士人之中，以陶潜对后世的影响最大。陶潜与前代的阮籍、刘伶一样也以善饮闻名于世。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自称自己生性好酒：

　　　　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16]

而《宋书》也记载了陶潜其中一件有关饮酒的事：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17]

　　生活穷困的陶潜竟以别人接济他的赠钱，悉数买酒，表现出他对酒的强烈渴求。在他的作品之中，也反映出这种倾向。根据逯钦立的统计，现存陶潜的诗有百分之四十是咏酒诗，充分表现他无酒不欢，这是中国古代文人中罕见的。[18]而方祖燊也统计，其诗文中跟饮酒有关的文字达十多个，标明与酒有关的作品共二十三首。[19]可见，陶潜嗜酒的程度，并不比刘伶等前人低。

　　这反映陶潜希望藉酒精的催化作用，使他能够逃脱俗务的缠身，忘怀得失，并追求逍遥的化境。在《归去来辞并序》之中，可见这种心态：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以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仗而耘耔。……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20]

　　这表达了作者对「心为形役」的唾弃，厌倦世间的种种杂务，宁愿退隐田园，「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过着这种终日与酒为伴的逍遥生活。其中，「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及「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两段中，反映出陶潜那种自然率性的人生观是深受老庄自然思想的「逍遥论」与「渔父论」影响，因而有淡泊名利的人生观。

　　在《神释》之中，更反映出他信乎自然的生死观：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21]

　　他在其它作品之中也有类似的，以酒为媒介来追求逍遥的表达，所以林敬文认为饮酒有助陶潜「领悟宇宙人生的至理，挥洒出至情至性的美妙诗篇，更是他饮酒的重要收获。」[22]从陶潜的例子之中，不难看出东晋士人以饮酒去追求逍遥化境的目的，与前代作为一种避祸的工具有所不同。

四、结论

　　从阮籍、刘伶到陶潜的例子之中，可以窥见魏晋时期的士人对饮酒态度的演化过程：由魏晋之交，把酒视为避祸的「慢形之具」，到东晋时期演化为一种追求逍遥化境的媒介。但是细察之下，不论目的如何，魏晋士人嗜酒的风气一直未有间断，这反映魏晋时期的政治黑暗，以及主导思想的变化对他们都有深刻的影响。因此，魏晋士人遂成为中国古代之中最为嗜酒的一群人物。
[1] 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1376。

[2] 朱铸禹：《世说新语彚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610-611。

[3] 同注1，页1360。

[4] 同注2，页610。

[5] 曹操以便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株杀孔融全家。至于，继后的司马氏也以背叛礼教之名杀掉反对他们的吕安，并诛连及嵇康。

[6] 梁‧沈约：《七贤论》，转引自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硏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238。

[7] 同注1，页1360。

[8] 同注1，页1361。

[9] 同注1，页1360。

[10]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11] 宁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石家庄：河北敎育出版社，1994年），页200。

[12] 同注1，页1376。

[13] 张叔宁：《世说新语整体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页213-214。

[14] 朴美龄：《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页66。

[15] 张叔宁：〈从阮籍到陶潜──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南京理一大学学报》，第16卷第1 期（2003年2月），页33。

[16] 陶潜：《五柳先生传》，转引自同注1，页2460。

[17] 梁‧沈约等：《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2288。

[18] 逯钦立的统计，转引自同注6，页34。

[19] 方祖燊：《陶渊明》（台北市：国家出版社，1995年），页145。

[20] 陶潜：《归去来辞》，转引自同注1，页2461。

[21]
陶潜撰、宋李公焕笺注：《笺注陶渊明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1年)，页57-58。

[22]
林敬文：〈陶渊明为人及其诗文里蕴藏的哲理之探索〉，《运筹研究集刊》，2002年第1期（2002年6月），页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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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梁‧沈约等：《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李长植：《陶渊明评传》（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朴美龄：《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
6.陶潜撰、宋李公焕笺注：《笺注陶渊明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1年)
7.张叔宁：《世说新语整体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
8.方祖燊：《陶渊明》（台北市：国家出版社，1995年）
9.宁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石家庄：河北敎育出版社，1994年）
10.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11.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12.李建中：《乱世苦魂－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悲剧》（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
13.李清筠：《魏晋名士人格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14.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15.鲁金波、刘耕路：《佯狂任自然─竹林七贤》 （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16.朱铸禹：《世说新语彚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7.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硏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参考论文


1.孙明君：〈酒与魏晋咏怀诗〉，《清华大学学报》，第14卷第1期（199年），页24-28。
2.林敬文：〈陶渊明为人及其诗文里蕴藏的哲理之探索〉，《运筹研究集刊》，2002年第1期（2002年6月），页67-100。
3.张叔宁：〈从阮籍到陶潜──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南京理一大学学报》，第16卷第1 期（2003年2月），页30-34。
4.梁怀超：〈阮籍、陶渊明与酒〉，《廷安大学学报》，第25卷第6 期（2003年12月），页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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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魏晋有饮酒之风，唐宋又何尝没有？  只不过是魏晋早于唐宋，而且记载文献中，如《世说新语》特别凸显了与饮酒有关的典故，使之成为后代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