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儒术

胡不归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有些声名的商人，远如先秦之范蠡、计然，近如晚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很多都被后人冠以儒商的称号。对于这样一个名词，我们或已耳熟能详，但从理论上加以条缕剖析，却所见甚少，近读唐力行教授主编之《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获益良多。
商而名儒，实是与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传统中国是建立在一元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一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一元的社会政治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王权至上，而作为统治理论的儒学也终至被抬到了无上的至尊地位。于是自秦始皇在琅琊山刻下那“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八字箴言后，“士农工商”次序由是排定，商人敬陪末席。由此，我们在以后的历史中看到的就是一幅幅商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图景。即使他们腰缠万贯，富埒王侯，也必将“陷于财产和地位的两难境地，为了保守财产，他们必须求取地位，办法就是贾儒结合，以儒商的面目出现”，这就是传统中国儒商存在的根本原因。
这些所谓的儒商们往往与士人酬唱应和，往来交游，更有甚者则以商业为进阶之基，其后世又以读书入仕为通身致显之道，这便是清人沈垚在他那篇有名的文字《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中所提及的“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为士”。商之子为士，一语道破玄机，在传统中国，营商究非正道！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也认为明清时代的盐商表现出了浓厚的政治兴趣，但其政治投资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他还进一步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传统商人“一方面固受君主专制下官僚体系的保护，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构成了他们发展的终极限制”，这正是他们悲剧之所在。
除了与士人合流，儒商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善于利用传统的社会纽带，即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来为自己经商服务。以徽商为例，作为明清时代十大商帮之首，他们的崛起与宗族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从历史的眼光看，宗族制度及由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血缘与地缘关系在最初虽然可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最终却是与资本的人格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在作为江南儒商代表的徽商、洞庭商和宁波商三大群体中，数徽商与封建政权关系最为密切，而它对血缘、地缘关系的运用亦最为纯熟。然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当近代宁波商人在上海叱咤风云时，徽商却已是昨日黄花，过眼云烟。其实徽商仅为一特例，即如今日之日本，各大公司中盛行的家族制管理方式曾经为日本经济的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现在却也已经成为了这些企业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并进而影响到了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其中原委，令人深思。
当然，商人习儒，进而把儒学的一些价值观应用到商业活动中，也可以产生出不少先进的经营理念，如诚实经营、重视信誉、以义为利等，并且重视经商致富后关心社会公益，这在中国古代的儒商身上都有所反映，并且事实上也有助于其商业活动。但所有这些毕竟都只是“术”，在“道”不变的前提下，它们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可惜的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些传统商德，在今日却也使人有江河日下之感，不知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
近读王春瑜先生作《孟子新语》有云“钱，我所欲也；权，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曰舍钱而取权也”，个中三昧，当使人再三致意焉。其实，如果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整合与新生，那么所谓儒商的存在又有多少意义呢？

兰台客

黄宗智关于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很清楚地说明：
商人之经商，最终目的是买田置业，然后由商而士，跻身仕宦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