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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001][002][003]
甲寅岁莫[004][005]，国维侨居日本[006]，为人虞罗叔言参事[007]作《殷虚书契考释后序》[008]，略述三百年来小学[009]盛衰。嘉兴沈子培方伯[010]见之，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011]也。然国维实未尝从事于此，惟往读昔贤书，颇怪自来讲古音[012]者，详于叠韵[013]，而忽於双声[014]。夫三十六字母[015]，乃唐宋间之字母[016]，不足以律古音。犹二百六部乃隋唐间之韵[017]，不可以律古韵[018]。乃近世言古韵者数家[019]。而言古字母者，除嘉定钱氏[020]论“古无轻唇舌上一音”及番寓陈氏[021]考定“广韵四十字母”，此外无闻焉。因思由陆氏《释文》[022]上溯诸徐邈[023]、李轨[024]、吕忱[025]、孙炎[026]，以求魏晋间之字母，更溯诸汉人读为“读若”之字[027]，与经典异文[028]，以求两汉之字母。更溯诸经传之转注[029]彳假借[030]与篆文[031]、古文[032]之形声[033]以为如此，则三代之字母虽不可确知，殊可得而拟议也。然后
类古字之同声同义者以为一书[034]，古音之学至此乃始完具。
乙卯春归国展墓[035]，谒方伯于上海。以此愿质之方伯。筦然曰:“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因相与大笑。维又请业曰：“近儒[036]皆言古韵明而后诂训[037]明，然古人假借转注多取双声，段、王诸君自定古韵部目[038]，然其言诂训也，亦往往舍其所谓韵，而用双声。其以叠韵说诂训者，往往扞格[039]不得通。然则与其谓古韵明而后诂训明。毋宁谓古双声明而诂训明欤。”方伯曰：“岂直<001>如君言，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君不读刘成国《释名》[040]乎？每字必以其双声诂之，其非双声者，大抵譌<002>字也。”国维因举“天、顯、也”三字以质之。方伯曰：“顯与濕（济漯之漯<003>[041]）俱从[042]声〈004>，濕读他合反[043]，则顯亦当读舌音[044]，故成国云：“以舌腹言之。”维大惊，且自喜亿[045]之偶中也。[046]是夏仍赴日本，稍就陆氏《释文》以反切之弟一字部分诸字及五六卷而中缀[047]。
丙辰春[048]，复来上海，所居距方伯寓所颇近[049]，暇辄诣方伯谈。一日，方伯语维曰：“栖霞郝氏《尔雅义疏》[050]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051]，善矣，然《草》、《木》、《虫》、《鱼》、《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昔人于此似未能观其会通[052]，君盇<005>为部居条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053]。字原之学，由许氏《说文》[054]以上溯诸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辈不获见也。音原之学，自汉魏以溯诸群经，《尔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辈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则知文字之孰为本义，孰为引申假借之义，葢[055]难言之，即以《尔雅》“权舆”二字言。《释诂》之“权舆，始也。”[056]。《释草》之“其萌虇萮”〈006〉[057]，《释虫》之“蠸舆父，守瓜。”[058]三实一名[059]，又《释草》之“权，黄华。”[060]，《释木》之“权，黄英。”[061]，亦与此相关。故谓“权舆”为“虇蕍”之引申可也，谓“虇蕍”、“蠸舆”用“权舆”之义以名之可也。谓此五者同出于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义亦无不可也。要之，
欲得其本义，非综合后起诸义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无可如何者也。”。<007>
国维感是言，乃思为《尔雅声类》，以观其义之通。然部分之法，辄不得其衷，盖但以喉、舌、牙、齿、唇五音分之，则合于《尔雅》之义例[062]，而同义之字、声音之关系苦不甚显。若以字母分之，则声音之关系显矣，然古之字母与某字之属何母[063]，非由魏晋六朝之反切以上溯，汉人读为读若之字，及诸经传异文，与篆文古文之形声，无由得之。即令假定古音为若干母，或即用休宁戴氏古二十字母之说[064]，以部居《尔雅》，则又破《尔雅》之义例。盖古字之假借、转注恒出入于同音诸母中，又疑“泥”、“来”、“日”、“明”诸母字亦互相出入，若此者《尔雅》既类而释之，今欲类之而反分之，傎倒孰甚，因悟此事之不易。乃略推方伯之说为《〈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篇。既名“释例”，遂并其例之无关声音者，亦并释之。虽未必得方伯之意，然方伯老且多疾，未可强以著书，虽以国维犬马之齿[065]弱于方伯者且三十寒暑，然者[066]研求古字母之志，任重道远，间以人事亦未敢期以必偿，而方伯音学上之绝识，与国维一得之见之偶合，于方伯者乃三百年来小学极盛之结果，后此音韵学之进步必由此道。此戋戋小册者，
其论诚无足观，然其指不可以不记也，故书以其首。丙辰仲冬。海宁王国维。<008>
【校记】
<001>直：校者按：“岂直如君言，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岂：犹言宁。难道。用于疑问或反诘句。如：岂有此理。此处按文章表达的意义：不仅仅象你说的，说古人转注假借都用双声也可以，你难道没有读过刘成国《释名》吗？那么，“直”应该做仅仅，只讲。《辞海》“直”有十二个义项，却没有一个义项做“仅仅，只”解。唯一能与此处稍微能挂上一点边的是义项十一：就，即使。韩偓《南浦》诗：“直教笔底有文星，也应难状分明苦。”。杜牧《池州送孟迟先辈》诗：“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与此处意义相差很大，那么，“直”在此处是一误字。与“直”音同，有“止”字，《辞海》（p1536）“止”字第九个义项：只，仅。《庄子·天运》：“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在现代汉语中，“岂止”经常连用。所以，此处“直”应该是“止”。
<002>：校者按：类推简化字应写为“”，许多古籍翻印时都是这样转写。《中华字海》，“譌”字没有简体字，那么这个地方只能用繁体字表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傅杰编选的《王国维论学集·尔雅草木鱼虫鸟兽释例>自序》用“讹”字代替“譌”字。“讹”是“撝”的异体字，为尊重原文，用“讹”不当，所以，用“撝”。譌音é。
<003>济漯之漯：此处王国维用双行小字排版，意思是补充说明，此处的“濕”不是干燥、濕润的“濕”，而是“济漯之漯”。（详见注[041]）。为了和正文有区别，用括号括起，表示原文中，此处是双行小字。傅杰编选的《王国维论学集》对“济漯之漯”采用的也是这种方式。下文中遇见有双行小字的地方，都这样处理，不再说明。
<004>顯、濕、：依次应简写成显、湿、显。把繁体字简化做简体字，有时候往往将异体字或通假字等合并为一个字，如此处的显就有两种，顯是显的繁体字，是显的异体字。在平常的阅读中，不会出现问题，但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如讲解字的变迁等时，为了讲释的方便，用繁体字。此处就这样处理。
<005>盇：《中华字海》：“盇 同‘盍’。见《集韵》。”按：《王国维论学集》这里作“盍”。虽然，“盇”与“盍”相同，都是为何的意思，但从述古今语音等情况时，就会有困难产生，本处就是一例，所以，为了下文讲述的方尊重原文的角度出不能互相代替，所以此处作“盇”。
<006>其萌萮：“萮”，阮元编《十三经注疏·尔雅》作“虇蕍”。又及：《尔雅译注》：“该条郭璞读作‘其萌虇’‘蕍’字下属。王念孙则以“蕍”字上属。《说文》‘’字解云‘“灌渝。读若萌。’王氏《广雅》‘，孽也’疏证‘‘，灌渝’即《尔雅》之‘其萌虇蕍。’也。……当依《说文》读‘其萌虇蕍。’ 虇蕍之言权舆也。《尔雅》云：‘权舆，始也。’始生，故以为名。《大戴礼记·诰志篇》云：‘孟春，百草权舆。’是草之始生，名权舆也。’”。《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下》：“郭音：绻。丘阮反。或作非。音权。《说文》云：‘“弓曲也。’”。
<007>此事之无可如何者也：《王国维论学集·<尔雅·草木鱼虫鸟兽释例>自序》此处无“者”，误。按：下文“国维感是言。”，《王国维论学集·<尔雅·草木鱼虫鸟兽释例>自序》作“余感是言。”，亦误。《王国维遗书·观堂别集·<尔雅·草木鱼虫鸟兽释例>自序》此二处和《王国维论学集·<尔雅·草木鱼虫鸟兽释例>自序》相同，则《王国维论学集·<尔雅·草木鱼虫鸟兽释例>自序》以《王国维遗书·观堂别集·<尔雅·草木鱼虫鸟兽释例>自序》为底本，而《王国维遗书·观堂别集》是赵万里收集的未入《观堂集林》的散篇文章，是根据《释例》抄录，此二处抄录错误。又及下文“以观其义之通”，《王国维论学集·<<尔雅·草木鱼虫鸟兽>释例>自序》作“以观其会通”，亦同此。（校者按：我个人以为“会通”要比“义之通”顺口，且比较精炼。）再如：下文中的“傎倒孰甚”的“傎”，《王国维遗书·观堂别集》作“颠”，《王国维论学集·<尔雅·草木鱼虫鸟兽>释例>自序》亦作“颠”，亦同此。（校者按：傎：《中华字海》“同‘颠’，字见《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
<008>校者按：至此，《释例》做一停顿，此前一段表示做此文的原因，此后为正文的开始，在《学术丛编》发表时，未做任何交待。赵万里整理《观堂别集》时，将其命名为“《<尔雅·草木鱼虫鸟兽释例>自序》”，为了整理的方便，参照王国维自编的《观堂集林》中的《<尔雅·草木鱼虫鸟兽>名释例》时，未收入这一段文字，在此处做一结束，人为的将《<释例》分为两个部分：自序和正文。正文部分的【校记】和【注释】也从头开始计数。
【注释】
[001]《<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脱稿于1916年12月18日，1916年12月19日作《序》一篇。1916年12月24日写好，1916年12月25日改定交出。1917年发表在《学术丛编》第十二册上。1923年编入《观堂集林》时，加以整理，易名为《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卷五，分为上、下两篇，删去书前的《序》。注者按：《<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下均简写为《释例》。
[002]《尔雅》：中国最早的一部训解词义的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尔雅》 3卷20篇。今本19篇。分释诂第一（解释古书中同义词的。“诂”，本指解释古词语，这里指当时已认为是难以通晓的古书中的古语词和因地而异的方言词 。“释诂”，意为用今语释古语，用雅言（合於当时规范的语言）释方言。每条中先列出被解释的同义词，最後用一个常用词来加以解释。）、释言 第二（这一篇和《释诂》一样，也是用今语解释古语，用雅言解释方言。但常用词较多，一条中被释词一般比《释诂》少。）释训第三（主要是解释描写事物情貌的词语。被释词多是叠音词，其中大部分是《诗经》中的词语。“训”，解释词义。这里指需要解释的词语。）、释亲第四（关于亲属称谓的解释，分为宗族、母党、妻婚姻四类。）、释宫第五（关于官室建筑以及与之有联系的道路、桥梁等名称的解释。）、 释器第六（关于器用名称的解释。其中包括一些有关服饰、饮食的名称。）、释乐第七（主要解释五声音阶的名称和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音中一些乐器的名称。）、释天第八（这一篇包括范围很广，主要内容是关於天文和与之有关的历法、气象方面词语的解释，分为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祀；讲武和旌旗等十二类。）、释地第九（关于地理方面一些词语的解释。其中包括九州、十薮、八陵、九府、五方、野、四极等七类。）、释丘第十（关于冬种自然形成的高地名称的解释。分为丘和厓岸两类。）、释山第十一（关于各种山名的解释。古代称大的石山为山，称小的土山、高地为丘。所以《释丘》、《释山》分为两篇。）、释水第十二（关于水的各种名称的解释。分为水泉、水中、河曲、九河四类。）、释草第十三（关于各种草本植物名称、形状特征的说明解释。）、释木第十四（关于木本植物的名称和形体特征的解释说明。）、释虫第十五（关于昆虫的名称和习性的说明解释。）、释鱼第十六（关于各种鱼类名称、形体特征和习性的说明解释。其中包括了一些爬行动物。）、释鸟第十七（关于鸟类名称和形体习性的说明解释。）、释兽第十八（关於各种兽类名称、形体特徵和习性的说明解释。分为寓属、鼠属、银属和须属四类。其中猪为六畜之一，本应归入《释畜篇》，现误与野猪合在一起，放在本篇中。）、释畜第十九（关于各种家畜名称、形体特征和习性的说了明解释。分为马属、牛属、羊属、狗属、鸡属和六畜六类。）。原无作者姓名。后人大都以为是秦汉间人所作，作者又非一人，当是学者采集训诂注释，递相增益而成。“尔雅”是近正的意思。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
[003]释例：罗振玉在《本朝学术源流概述·本朝学者之研究方法》中，列举了清代学者治学的六种方法，释例就是其中的第三种（其余五种为：征经、释词、审音、类考、攗佚。）。罗振玉为这种方法作了说明：“群经周秦间古文法与今不同者，多执今日文法以读古书，每致扦格不同，俞樾撰《古书疑义》举例以明之。盖因王氏撰《经传释目》由比例而知触类而长，因推广其法，举例八十余条，间足为读书之良法，此亦以前经师所未及。”。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有释《尔雅》著作体例之书（王国维之《<尔雅·草木鸟兽虫鱼>释例》甚好，惜仅限于一部分。）。”。释：阐释，注解，加注。例：例证，举例说明。释例：举文章中字句，找出有代表性的例证，加以注解说明，以明了著作体例，方便后来者阅读，避免“扦格不通”。《汉语大词典》：阐释他人或自己著作内容的凡例。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004]甲寅：公历1914年1月26日～1915年2月13日。
[005]莫：“暮”的本字。《论语·先进》：“莫春者，春服既成。”
[006]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王国维携家眷随罗振玉东渡，寄居日本京都乡效。1916年2月11日，从日本回到上海，结束了五年的侨居生活。
[007]罗叔言参事：罗振玉(1866～1940)， 中国古文字学家、 金石收藏家。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同治五年(1866)六月廿八日生,16岁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起,在上海创办学农社、东文学社，后在湖北等省任农务、教育方面职务。光绪三十三年，到北京任学部咨议。辛亥革命后,他自居遗民,参预了成立满州国的活动。民国二十九年(1940)五月十四日卒于旅顺。罗振玉自青年时爱好金石考订之学,生平著作130余种，刊印书籍超过400种。对晚清以来发现的文物,如殷墟甲骨、西陲简牍、汉魏石经及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他都作过搜集和研究，有重要贡献。 殷墟甲骨发现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两年后罗振玉见到刘鹗所藏，建议刘氏将拓本编为《铁云藏龟》印行。随后探明甲骨出土地点，在卜辞中发现商王名号,于宣统二年(1910)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同时将经古董商搜集的甲骨选编为《殷虚书契前编》。次年，命弟振常等到殷墟收购甲骨等古物。民国四年(1915)，他又亲往殷墟调查。他有关甲骨的著作,还有《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古器物图录》、《殷虚书契待问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等多种。 关于青铜器,罗振玉编有《梦郼草堂吉金图》、《贞松堂集古遗文》、《贞松堂吉金图》等，而《三代吉金文存》20卷，搜集拓本尤为齐备，是最重要的金文汇编。 此外,他与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以及著录敦煌写本的《鸣沙山石室秘录》、 《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等，也有较大的影响。
[008]《殷虚书契考释后序》：《殷虚书契考释》。罗振玉蓍。(1910)，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当时所见甲骨不过数千，本人收藏只有七八百片。随后命古董商到安阳小屯搜集，先后所见达3万片,于是选编为《殷虚书契前编》20卷；辛亥革命，罗振玉到日本，重编《殷虚书契前编》8卷，于1913年以珂罗版印行,共有甲骨 2229片。同时，做《殷虚书契考释》，考订甲骨文字。1914年，王国维为罗振玉校写《殷虚书契考释》，并作《殷虚书契考释后序》（收入《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盛赞“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夫先生之于书契文字，其搜集流通之功，盖不在考释下。即以考释言，其有功于经史诸学者盖不让于小学。以小学言，其有功于篆文者亦不让于古文。” 略述三百年来小学：“顺康之间，昆山顾亭林先生实始为《说文》、音韵之学。《说文》之学至金坛段氏而洞其奥；古韵之学经江、戴诸氏至曲阜孔氏、高邮王氏而尽其微。而王氏父子与栖霞郝氏复运用之，于是诂训之学大明。……古文之学萌芽于乾嘉之际，……近惟瑞安孙氏颇守矩镬，吴县吴氏独具县解。……窃叹先生此书，……创立义例，使后人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
[009]小学：“小学”是袭用汉代人的术语，《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九数。六书者，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也。”由此，汉儒指文字之学为小学。隋唐以后，小学的范围逐步扩大，宋朝朱熹、刘子澄编著的《小学》，对小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文字的三大要素：形、声、义，是小学的主要内容，（形：指字的形体，即六书及历代汉字的演变；声；即字的声音，包含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部分，以及历代字音的演变；义：即词的意义，词的本意、引申义、假借义等，及词的意义的古今差异，词义的演变等等。）小学成为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的总称。清代，小学成为显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小学分成两类：一类叫做“字义学”，研究一个字或一个辞的意义，字义学即是字典之学；一类叫似“字用学”。二十世纪初叶，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几经变革，“小学”一词失去了本义，成了初等教育学校的通称。
[010]沈曾植(1851～1922)：近代学者、诗人、书法家。字子培，别字乙盦，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刑部郎中、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讲席。后官江西广信（今上饶）知府，升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号其楼为“海日”。海内学者王国维等，常往商讨学术。曾参加张勋复辟之役。 沈曾植学识渊博。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又究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余事为诗。早年即与浙人袁昶齐名，郑孝胥、陈衍推他为“同光体之魁杰”。客武昌时，同意陈衍“诗莫盛于开元、元和、元祐”的“三元”之说，意在融通唐、宋；晚年提倡“元嘉、元和、元祐”为“三元”之说，意在上溯晋、宋。他学习谢灵运、韩愈、孟郊、李商隐、黄庭坚诸家，继承同乡朱彝尊、钱载的“秀水派”传统，艰深奇奥，力避平庸，尤喜用佛典、僻典，陆离斑驳，但也有于“聱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诉真宰,泣精灵”(陈衍《沈乙盦诗序》)的作品。名作大篇为《病僧行》、《鬻医篇》、《秋斋杂诗八首》等。他的诗歌内容，有的是悼念戊戌变法的牺牲者，有的反映富国强兵主张，有的发挥哲理、医学、诗论等。清亡以后，作有大量复辟思想的作品。又工书法，由帖入碑，得包世臣法，结体险峻，用笔生辣，古拙有奇趣。著《蒙古源流笺证》8卷，《元秘史笺注》15卷，《海日楼诗集》12卷,《海日楼文集》2卷、《曼陀罗寱词》1卷，《海日楼札丛》8卷,《海日楼题跋》3卷。诗集有钱仲联笺注本。
[011]汉语音韵学：也叫声韵学，在普通语言学里叫历史语音学，它是研究汉语史上语音情况和它的发展的学科。历史语音学大致可以划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是研究一组历史上的材料,推求它当时代表的音。比如研究《诗经》押韵音、《切韵》音等等。这有时候需要从现代方言材料倒着往上推求。第二是就某一个或一组音，把它从某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变成现代某些音的历史叙述清楚。这两个方面经常是互相交叉，互相验证，互相辅助的。 学术研究的方法、结论是从材料产生的。音韵学的材料不幸有残缺的。有什么样的材料，就有什么样的方法和结论。底下以材料为纲，把过去研究家采用的方法举例讲出来。也就是介绍音韵研究“做什么”、“怎么做”。这两样讲明白了，音韵学“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012]古音： 指中国周秦两汉时期的汉语语音，这是与隋唐语音通称今音相对而言。从20世纪20年代起，人们称周秦两汉语音为上古音，称隋唐语音为中古音。广义的古音包括上古音的声、韵、调,狭义的古音指以《诗经》、《楚辞》押韵为中心的周秦两汉韵，等于古韵。
[013]叠韵：指两个汉字的韵部相同。如现代汉语普通话“苗条”[miau tiau]，是叠韵,韵母都是[iau]。所谓韵部相同，指韵腹韵尾相同，韵头的有无或有什么样的韵头可以不论，如普通话“蓝天”[lan tian]两字中，一个有韵头 ，一个没有韵头，可是韵腹和韵尾相同，也是叠韵。两个字是不是叠韵，不同方言区或不同时代的人认识并不完全一样。如闽南方言“屡次” [lu tsu],“轮船”[lun tsun] 都是叠韵,普通话则不是叠韵。又如“拙劣”，从《广韵》音系来说，拙，职悦切，劣，力辍切，都在薛韵，两个字是叠韵，但现代汉语则不是叠韵。
[014]双声：指两个汉字的声母相同。 如普通话“大地”[ta ti]是双声,两个字的声母都是 [t]。两个字是不是双声,不同方言区或不同时代的人认识并不完全一样 。 如闽南方言“农林” [loɡ lim],“无面” (闽南话“没趣儿”)[bo bin]都是双声。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则不是双声。又如“五牛”两个字,从《广韵》音系看,五，疑古切；牛，语求切，是双声，但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则不是双声。 双声常常与叠韵连说。较早为双声叠韵下定义的是清代李汝珍(约1763～约1828)。他在《音鉴》中说：“双声者，两字同归一母,叠韵者,两字同归一韵也。”而双声叠韵的实际运用早在南北朝时代就开始了。刘勰（约465～约532）《文心雕龙·声律》：“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可见，在那时候双声叠韵即已被文人认识到了。《南史·谢庄传》记载：“王玄谟问谢庄：‘何谓双声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璈碻为叠韵’。”王玄谟和桓护曾率兵北伐，在璈碻打过败仗，谢庄用解释什么叫双声叠韵来跟他们开玩笑（当时“玄”、“护”双声，“璈”、“碻”叠韵，在今天普通话里既非双声，又非叠韵）。这说明在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中也已开始应用双声叠韵。
[015]三十六字母：汉代，文字学兴起。同时，独尊儒术，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国家设立小学、太学传授儒学。蔡伦造纸，扩大了书籍传播途径，人们不再满足于固守师承，希望通过阅读，来增长自已的才能，可是在阅读过程中有许多不能认识的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产生了“读若”、“读为”等方法，以字音注同音字容易产生循环注音、声音不准等问题，就出现了“反切法”。劳乃宣在《等韵一得外编》中说：“反切始於魏世，在双声、叠韵之前。双声、叠韵始於六朝，在等韵之前。由反切而为双声、叠韵，由双声、叠韵而为等韵；渐推渐密，皆以明反切之理。故等韵之学，为反切设也。”《玉篇》，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太学博士顾野王著，元刊本收入《切字要法》：“一因烟 二人然 三新鲜 四饬诞 五迎妍 六零连 七清千 八宾边 九经坚 十神禅 秦前 宁连 寅延 真毡 娉偏 亭田 陈缠 平便 擎虔 轻牵 称燀 丁颠 兴掀 汀天 精笺 民眠 声羶 刑贤”。唐代，从武则天时代起,密教大量流行。密教掺杂着巫术,得大量念咒;咒音不准,引来恶果。人们就开始学悉昙。悉昙就是梵文的识字发音的入门读本,包括字母、拼读、连音规矩等等，这时侯藏文三十字母也传入了中国。汉族和尚学了它们,得到分析语音的能力和术语。他们也利用这些知识分析汉语语音。于是，以反切为基础，参照梵文，增入知、彻二类，创造出“三十字母”。敦煌出的“南梁汉比丘”《韵学残卷》里列举了这30个字母，抄录如下：“唇音：不芳并明；舌音：端透定泥是舌头音，知微澄日是舌上音；牙音：见溪群来疑等是也；齿音：精清从是齿头音，审穿禅照是正齿音；喉音：心邪晓是喉中音清，匣喻影亦是喉中浊。”由于实际语音的演变，譬如：唐宋问，往往把唇音“类隔”的反切改为“音和”。到了宋代，演变为“三十六字母”。南宋时期的等韵著作就已经按三十六字母排列了。宋人三十六字母抄录如下：“重唇音：帮滂并明；轻唇音：非敷奉微；舌头音：端透定泥；舌上音：知彻澄娘；牙音：见溪群疑；齿头音：精清从心邪。正齿音：照穿床审禅；喉音：影晓匣喻；半舌音：来；半齿音：日。”。“三十六字母”的出现，是中国音韵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宋元明清四代的韵学书籍大都以此为基础，如：《中原音韵》、《集韵》等。
[016]字母：汉语音韵学家用来称呼音节开头的辅音（包括零辅音）的名字，相当于现代说的声母。这是悉昙、等韵从印度输入的术语。梵文摩多māta或mātrka本来指元音说的,后来词义扩大到连辅音也包括了。传入中国以来,又只限用在开头辅音上。敦煌出土守温字母残卷列“不芳并明……”三十字母，后来有人“益以‘娘床邦滂微奉’六母”，就有三十六字母。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说：“卅六字母据中华之音……次第与《涅槃》同,可见其依仿涅槃也……其谓之‘字母’,则沿袭于《华严》也。”陈澧《切韵考·外篇》说：“每类以一字为标目：便于指说。”即每类声母用一个汉字为代表。
[017]二百零六部韵：产生年代约在隋唐时期，《韵镜》（现存的最早两部韵书之一，约写于五代。）列有二百零六部韵：平：东冬钟江支脂之微鱼模虞咍灰皆齐佳痕魂臻谆真欣文寒桓山删元仙先豪爻宵萧歌戈麻唐阳庚清青侯尤幽侵覃谈咸衔盐严添凡登蒸；上：董〇肿讲纸旨止尾语姥麌海贿骇荠蟹很混准轸隐吻旱缓产潜阮獮铣皓巧小篠舒果马荡养梗耿静迥厚有黝寝感敢豏槛琰俨忝范等拯；去：送宋用绛寘至志未废御暮遇代队怪夬霁祭卦泰恨慁稕震焮问翰换裥谏愿线霰号效笑啸过祃宕漾敬睁劲径候宥幼沁勘阚陷鉴艳酽梵嶝证；入声：屋沃烛觉没栉术质迄物曷末鎋黠月薛宵铎药陌麦昔锡缉合盍洽狎叶业帖乏德职。
[018]古韵： 指以《诗经》为主的先秦两汉韵文的韵。这些韵，从早就有人发现有些不大顺口，到宋代，出了一种叶音说：凡字用到韵文里，可以按不同的上下文随便改变平时的念法，好叫它顺嘴。比方虞字，在《驺虞》一章，上文韵脚是葭豝，就念yá； 在二章， 上文是蓬、豵,就念Wéng。 明代陈第开始提出古音不同于今音的见解，反对叶音。明末清初顾炎武写了《音学五书》，开始认真研究先秦的音。因为唐以下科举要求作诗，人们都记熟了诗韵有哪些韵，每个韵里有哪些字；这些早期研究者也把注意力集中到先秦韵文里的韵该分多少类，每类收哪些字这两个问题上去。 顾炎武 《音学五书》里的 《音论》是理论性总结，他在那里强调过“什之七”、“什之三”。这反映出来他可能以为现代音跟《诗经》音不同的不过3/10，只要根据7/10的音来改这少数，就功行圆满了。他在“琴瑟友之”的“友”字下说：“古音‘以’”。可见他没拟音, 只是从现存甲音改成乙音。他的分类(不按原次序)是: ①之职支锡脂微质术祭月。②幽沃侯屋宵药。③鱼铎。④歌。⑤东冬。⑥蒸。⑦阳。⑧耕。⑨真谆元。⑩侵缉谈盍。他的入声是放在阴声底下（⑩是例外）。 段玉裁在顾炎武的基础上再分类，得17部：①之职。②宵药。③幽沃屋。④侯。⑤鱼铎。⑥蒸。⑦侵缉。⑧谈盍。⑨东冬。 ⑩阳。○11耕。○12真质。○13谆。○14元。○15脂微术祭月。○16支锡。○17歌。可见, 除了屋沃不分，质放在阳声底下,东冬不分,脂微术祭月不分这4点以外,别的地方都得出和现代人一样的结果了。只是入声还放在阴声下是沿用顾炎武的办法。除了分部以外，段玉裁还把《诗经》和“群经”用来押韵的字列了谱,便于查看,更突出的是他把谐声字分类也跟古韵联系起来了,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除了不该用全称肯定以外，大致是正确的。这是因为谐声字大量产生的时代，大致和《诗经》产生年代相合，他除了列韵谱以外,还列了《古十七部谐声表》。比方他的第6部就列了:瞢声、梦声、蝇声、朋声、弓声…… 他还把本不在一部偶然借来押韵的字叫“合韵”，列在每部韵谱后头。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出来以后,引起极大的反响。钱大昕说他“凿破混沌”。后来的人再取得进展，差不多都只是补他的不足。 段书写成以后，请他老师戴震作序。戴震回了一封长信。信里说祭、泰、夬、废、月、曷、末、黠、鎋、薛这些韵里的字，如《芣苡》的掇、捋，《草虫》的蕨、惙、说等偏旁是、孚、厥、兑的字可以单成一组。用上文段氏的17部来说，就是祭、月应该从15部单分出来独立。分出以后算几类呢？从后来戴震的著作看，他立过霭、遏两部，只有去入。这是戴震的一个特点，他自己的创新是用影纽字代表一个韵部。比方他的东、侯、屋3类就叫翁、讴、屋。这是比较科学化的。因为他除了分部以外，还管拟音。他的缺点是拘泥等韵：凡是等韵一摄里的字，如尤、侯，他拒绝分开。所以他不听从段把尤、幽从侯分开的主张。凡是这样的学者都用“审音”作借口，坚持某些论点，有时候妨碍他们接受别人的正确主张。 王念孙曾当面纠正段玉裁的失误。在他写给江有诰的信里说：“段君以事入都，始获把晤，商订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声；月曷以下非脂之入，当别为一部；质亦非真之入；又质月二部皆有去而无平上；缉盍二部则无平上而并无去。段君从者二（谓侯部有入声、及分术月为二部），不从者三。”请复察上文段玉裁的17部。若是依了王念孙的意见，他的屋沃不分、质附真下、脂微术祭月不分，缉盍附侵谈下就可以说全改过来了。只要再分东冬、脂微、把入声全独立，就是现代人的格局了（只有祭月合成一类）。 孔广森(1752～1786)，也是戴震的学生。他在《诗声类》里说：“唐韵一东三钟四江……合为一部。其偏旁见《诗》者有从东……同……丰……充……公……工……冢……囱……从……龙……容……用……封……凶……邕……共……送……双……尨……。”又说：“凡从冬、中、农、弓、宫、虫、宗、众、戎、梦、夅等声者不得阑入。”除弓、梦是蒸部字以外，剩下的就是冬部了。 孔广森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把各部分成阴、阳两大类（他主张古无入声）。本来戴震已经有“两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的话，孔广森把它彻底实现出来，为后代研究部与部的关系作了个准备。不过他只图对得整齐，把分部倒弄得粗疏了，竟把真谆又合成一部（见阴阳对转）。他还写了《诗声分例》,把《诗经》各种押韵的格式罗列出来，能使读者打破从近体诗里养成的成见。 继承并且发展了孔广森成就的是章炳麟。他在分部、拟音两方面都有贡献。 在分部方面，他把术部从脂微底下分出来，算只有去入韵的 队部，说：“脂队二部同居而旁转，旧不别出。”在拟音方面，他有《二十三部音准》专讲拟音。章炳麟的话比较清楚，比方说“东当从支韵之江(江南呼‘ 江 ’穹口而大……江西尤碻)”。能让人懂他说的是用 []元音。他是个佛教徒，通些梵文，拟音常用梵文作模式。所以他的分部和拟音都比较清楚。现在把他的《韵目表》注上音标列到底下：自注：“上列阳声、下列阴声、为‘对转’。其数部同居者同一对转。”对转就是韵前半个大体相同，后头加不加鼻音收尾的问题。他还有旁转。就是韵的介音收尾音不动（有些也有收尾音变化），主元音变化的问题。他的改进是把部与部的关系整理得比较有条理，所以他说：“孔氏所表……以审旁转则疐。”他的旁转安排得合理得多。章炳麟的拟音引起人们认为怪的是把青、 东、 冬、蒸不算收-卜，可改到收-n、-m类里去。这是受梵文影响。梵文元音本有 14个。有一派学者只用10个，外加a、a，一共12个。本是个表示元音鼻化的附加号，在摩擦音前用，在 k、t、p前头它就变成[]、n、m。有一派和尚把在擦音前的也念，这就是章炳麟的模式。他说：“印度音摩那皆在体文，而姎独在声势”，就是他学的那派梵文。 章炳麟的学生黄侃立28部。除了“幽沃”不分,“脂微”不分，“祭月”不分外，所有入声全独立。他在每部里找出等韵家叫一、四等的韵，叫古本韵，剩下的叫今变韵。一、四等韵虽然从古到今的确变化少，但是没说今变韵因为什么条件才变。比方“元”部有寒、桓两个古本韵，在长沙话里就用两种元音念。光说“寒桓”是古本韵，各地人看了，意思不明白。所以他的拟音学说反不如章炳麟的可以译成音标。 现代人钱玄同(1887～1939)把“幽沃”分立，王力把文开头举的31部了。 分类是中国学者研究古韵的最大贡献，不过有一点要指出：部大字多，押韵容易守规矩。部小字少，押韵难，免不了从别部借用。有些“脂微”分开，所以一共有30部。要是把“祭月”依戴震意见分开，那就是本分类犬牙交错，象侵谈分立，屋沃……几部入声独立不独立，意见分歧就从这里产生。这里免不了有些个人爱好起作用。
[019]近世：“近”在字典中意为：空间、时间或关系上距离小（与“远”相对）和靠拢，接近等几层意思。其实是个没有定量化的模糊用词，用数学上的坐标打个比方，若将零设为坐标零点，再设定坐标上有三点：5、7、10，那么7和坐标零点的距离要比5到坐标零点的距离要远，却比10和坐标零点的距离要近。此处，王国维根据自已生活的年代（1916年）而言，近世言古韵的学者，是指[017]提到的顾、段、王、孔等人。若以2000年为坐标零点，则顾、段等人离现在已经比较远了。现在有些历史书记载的是一百年以前的历史，书名却叫《中国近代史》！钱基博在二十世纪初叶，写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记载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术成就。现在读这本书，会有时间错位的滑稽感。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再谈什么“现代”，就象一些科幻小说描写的那样，由时空隧道回到了过去。
[020]钱氏：钱大昕(1728～1804)中国清代史学家、考据学家。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嘉定（今上海嘉定）人。乾隆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山东、浙江等地乡试主考官，广东学政。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主讲于江南诸学院。对西北地理、元史、年代谱牒、金石铭文等均有研究；于音韵、训诂更有许多创见。主要著作有《二十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元史氏族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对古纽的考证。在钱大昕以前,研究古音的人,只注意古韵。最先注意到古纽问题的就是钱大昕。关于古纽问题，他提出 4点：①古无轻唇音。认为中古轻唇音声纽在先秦一律读作重唇。②古无舌上音。认为中古知、彻、澄声纽,在先秦属于端、透、定声纽。③古人多舌音。认为中古照、穿、神等声纽（所举例字都是三等字）,在先秦也属于端、透、定声纽。④古影、喻、晓、匣双声。认为中古喉音4个声纽在先秦基本属于同一类声纽。这4点都很有道理,特别是前两点,得到了后来学者的普遍承认。钱大昕没有关于音韵学的专著，对音韵学的一些论述收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和《潜研堂文集》卷十五。
[021]陈氏：陈澧(1810～1882) 中国清代音韵学家。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今广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曾任河源县训导,作学海堂学长数十年，晚年主讲菊坡精舍。主要学术著作有《东塾读书记》、《切韵考》、《说文声表》、《东塾集》等，内容涉及经学、小学、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等；又善作诗文，有《忆江南馆词》。《切韵考》是研究隋唐声韵的重要著作。作者创造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反切系联法,用以考证《切韵》的声类、韵类。系联法有两条原则，一是正例，一是变例。所谓正例，即凡是反切用字同用、互用、递用的，必属同类。所谓变例，指实际同类而不能直接系联，由别的字可以推求同类。陈澧用这种方法通过《广韵》考定出《切韵》有40声类，311韵类，就三十六字母说,多出4类,即照、穿、床、审、喻各分两类,又把明、微合为一类。
[022]陆氏《释文》：陆德明(约550～约630)，中国唐代经学家。名元朗，字德明，苏州吴（今江苏省吴县）人。生于梁承圣年间，卒于唐贞观初年。陈后主时任左常侍，隋炀帝时为国子助教，贞观初年任国子博士，封吴县男。他编写的《经典释文》是注释先秦古书的重要著作，共30卷。先秦经典文献的文字和意义，几经演变，后人理解发生困难，汉魏以来很多学者除了为古书作注以外还作音义。陆德明采集230多家说法,考辨异同,写出《经典释文》。陆书注释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 《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经文和注解里难字的音义。《经典释文》既是阅读古书的工具书，又为研究音韵训诂的学者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材料。
[023]徐邈：徐邈（公元344年---397年）字仙民，东莞姑幕人。生于晋康帝建元二年，卒于安帝隆安元年，年五十四岁。家居京口。勤行励学，博涉多闻，下帏读书，不游城邑。及孝武帝招揽儒学之士，谢安举邈应选：年四十四，始补中书舍人。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迁散骑常侍。常改削帝手诏诗章，皆使可观。帝复始邈授太子经。邈达于从政。晚遭父忧，先遘疾患，因毁遂卒。州里伤之。邈所注《谷梁传》，见重于时。又著有文集九卷，（《唐书·志》作八卷。此从《隋书·志》）传于世。
[024]李轨：李轨（约公元317年前后在世）字弘范，江夏人。生卒年不详，约晋元帝建武元年前后在世。仕至尚书郎。著有文集八卷，（《隋书·经籍志注》）传於世。
[025]吕忱：魏晋时人，作《字林》。《字林》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 《隋书·经籍志》题晋弦令吕忱撰，七卷。《魏书·江式传》说：“宣武帝延昌三年 (514)式上表曰：‘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上《字林》六卷，寻其沉趣，附托许慎《说文》……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又唐代封演《闻见记》说：“晋吕忱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由此可知《字林》即仿《说文解字》而作，收字比《说文》多3000多字，兼有异体，不过仍分为540部，全书7卷。在刘宋时扬州都护吴恭曾撰《字林音义》 5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唐代《字林》与《说文》并重，而且以此考取书学博士。宋代书中多称此书为5卷,可能传本不同。《字林》是《说文》与《玉篇》之间的一部字书,在字书发展史上很重要,可惜宋末以后就亡佚不存了。清乾隆间任大椿著有《字林考逸》8卷,对研究文字训诂很有用。光绪间陶方琦又有《字林考逸补本》,据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等书补任书所未录。
[026]孙炎：中国三国时期经学家。字叔然，乐安(今山东博兴)人。受业于郑玄,时人称为“东州大儒”。曾著《周易·春秋例》，为《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 语》、《尔雅》和《尚书》作过注，所著《尔雅音义》影响较大。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说：“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后人据此以为孙炎首创反切,但后来发现,开始使用反切的时间早于孙炎。孙炎的《尔雅音义》今已失传。《经典释文》、《集韵》、《初学记》、《晋书音义》、《诗经正义》、《文选》李善注和《太平御览》等书里引用过孙炎《尔雅音义》的反切一百多例，从这所存不多的逸文里可以窥见它所反映的一些汉末语音现象。例如《尔雅·释诂》□字下：“沈旋蒲板反、此依诗读也。孙、郭方满反”，箌字下：“郭陟孝反……孙都耗反”，《释虫》嚷字之际下：“音壤，孙音囊”，等等，成为研究汉魏之际古音的可贵材料。
[027]读若： 又作“读如”、“读若某同”、“读与某同”。为汉代训诂学家所创术语，并被历代沿用。传注多用“读如”,其余则见于《说文解字》。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说：“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清代学者对此多持异议。钱大昕认为:“许氏书所云‘读若’、云‘读与同’,皆古书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义，音同而义亦随之，非后世譬况为音者可同日而语也。”（《潜研堂文集·古同音假借说》）王筠《说文释例》和张行孚《 说文发疑 》都认为，明音、明假借二者兼有，不可一概而论。洪颐煊《说文读例》则认为“读若”除释字音、通假借外，还有训字义的作用。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说文》中“读若”的基本作用是比况被释字的读音；读若字与被释字既然音同或音近，而用以比况的字又往往是比较通行的字或人所易晓的成语方言，因此读若字就有可能是被释字的假借字,或与被释字意义相通。例如：“龢，调也，读与‘和’同”;“雁，鸟也。读若鴈”。古代文献中，“龢”与“和”、“雁”与“鴈”，古多通用。对传注中的“读如”，意见较为一致，即：不但拟音，而且指明假借。例如《周礼·春官·男巫》：“春招弭。”郑玄注：“杜子春读弭如弥兵之弥。”《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若‘屈伸’之‘伸’, 假借字也。”杜、郑即以“弭”、“信”为“弥”、“伸”的假借。 读若、读如等都有以本字相释的情况。有时是该字一音数义,用读若、读如等指出该字在此处应是某义;有时该字虽然只有一音一义，也用读若、读如引出常语俗词明确该字的音义。前者如《周礼·天官、大宰》:“六曰主, 以利得民。” 郑玄注:“ 利读如上思利民之利。”。后者如《周礼·考工记·陶人》：“ 庾实二觳。 ”郑玄注：“庾读如‘请益,与之庾’之‘庾’。” 在传注中，读如与读为有时混乱。例如《周礼·天官》：“胥十有二人。”郑玄注：“胥，读如諝，谓其有才知为什长。”而在《大行人》“七岁属象胥”下又说“胥，读为諝。”
[028]异文：一部书传抄久了，不能保证一字不走样。秦始皇烧书,《诗》因为好背,汉初就又流行了。离烧书时间不过十几二十年。可是就有齐、鲁、韩三家，字句不完全一样。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写石经,《公羊春秋》碑后有“颜氏言……”等字样,记下异文。世传《春秋经》三家文字就有差异。左氏《经》隐公元年：“三月，公邾仪父盟于蔑。”“邾”金文作“鼄”，《公羊》作“邾娄”。看来这个地名在《公羊》家是念[*tro]一类音。清代钱大昕利用古书异文证明古代没有某几个声母,比方《诗·邶·谷风》“匍匐救之”,《礼记·檀弓》引作“扶服”,结论说“古无奉纽”,扩大了说“古无轻唇”。这些异文里多数可以反映先秦两汉文字通借的情况,间接反映古代一些语音情况。《左传》昭公十五年“费无极”，《汉书·古今人表》作“费亡极”：这就是“鱼阳对转”的好例子，可以给讲“通转”的人提供旁证。清代人用得多。不过异文有起得比较晚的。不都可靠。
[029][030][033]转注、假借、形声：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 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 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于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而转注重在字义， 假借重在字音， 对当时的文字分析极为清楚，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可以说是很大的贡献。许慎受到刘歆的启示,费几十年的精力整理汉字,编成《说文解字》一书，叙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对刘歆学说有所发展：①排定六书次第；②修正四象之名，使意义更明显；③六书下分别加以界说，并举例以明之。从此六书成为专门之学，千余年间学者研究古文字都没能超出它的范围。 许慎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不足之处是受资料的局限，探索中国文字之原始构造却没能见最早的文字资料。《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100年,所根据的文字资料是秦汉时期的篆书，也采用了先秦时期秦国籀文和儒家壁中经上的古文，没见到更早的文字资料，分析解说自然不免有不够或错误的地方。今日有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秦汉竹简帛书等大量资料，对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回头看许慎的六书说自然不免有意见。试为简介如下： ①“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视而可识”是说人们直觉看得出来。这和象形相似，所不同者，形体是实，易于描画，事理是虚，表现出来就要委宛得多（如上、下）。“察而见意”和会意相近，要区别则靠分析偏旁。会意字是两个或更多几个字拼凑在一起，以表现一个意，指事字拆开不成字，或者是拆出一个字而仍有不成字的各种符号（如刃、末）。 ②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犹言屈曲。极言重视物体之状，不敢省简。 ③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基本上由两个字组成，一个作为形的符号，一个作为声的符号。怎样产生也有两种情况。甲骨文中的象形字有的笔划多、区别大，写起来不免有困难。后来简化加一个声符，便成了形声字，例如凤、鸡二字, 形体不同,而凡、奚二声符是后加的;也有先用假借字后加形符的,如启明的启后加日旁作晵,昱日的昱先假借羽字，后加形符而有和翌。由于时间地域之推移,语音不同,文义变异，形声字又有增加声符或形符之例。形符、声符不限于象形字，指事、会意、形声字都可以作形符也都可以作声符。中国古籍很多,历史上经过几次整理,“飞禽即须安鸟，水族便应着鱼，虫属要作虫旁，草类皆从两屮(《经典释文·条理》),这也增加了形声字。从商、周起，形声字成为汉字滋育之主要部门，在《说文》中形声约占文字总数的9/10。形声字既是形和声各占一半的地位，制造或整理文字者应当对形和声的部位有所规定却未注意及此，于是左形右声、左声右形、上形下声、上声下形、内形外声、内声外形种种结构任意泛滥，使学习者诸多不便。 ④“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比类是说把两个字拼在一起。合谊即会意。指即指挥。“以见指”是表现出目的和要求。文字上的形和声都有客观存在以为依据，只有意不容易表现，造字者可以有造字的意图，学字者可以有自己的理会，容易分歧。即以武、信而论，甲骨文有武字，上戈下止构造分明，也有止和戈两个字，但是怎么样能得出“止戈为武”这个意思？商、周文字中不见信字，战国文字中才有，作从言千声、从言身声各体,乃以讯为信。小篆中有信字,《说文》列入言部，是从言人声的形声字。信根本不是会意字。可见会意字的造字本义是很难理清楚的，学习文字的人只有承认现实，按照旧传的音义继续解说和使用下去。 ⑤“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许慎把转注排在会意之后,说明它是以意为主。“同意相受”戴震解为“互训”,因为《说文》说:“老,考也”,“考，老也”。考老互训。“建类一首”则指部首而言。有些学者主张必须同部互训才是转注,例如草部有“,葍也”，“葍，也”;“条，苗也”,“苗,条也”；即同意相受。从情理上讲是可以说得通的。 ⑥“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假借字之发生有几种情况,一是字义不容易在字形上表现,取同音之字代用，不作新字，如我、汝、其、来之类。一是文字当使用时不够用，借字来顶替。许慎所举令长是秦、汉官制，令是施令，长是首长,皆属字义的引申,虽非本义，但不能称为假借。另一种情况是本有其字，写字的人提笔忘字，用同音字代替,只要音同便可假借,但是不免“人用其乡, 同言异字,同字异言”(郑玄语),古籍中这种现象很多，学习文字的人应当理解。 总起来讲，《周礼·地官·保氏》的六书，内容模糊，究竟是什么，学者间有不同见解,一时不能解决,也不必急于解决，这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名词的争论，没有实际用处。 刘歆六书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是六书具体名目的最初形式,在不足100年内经过他的弟子杜子春，再传弟子郑众、贾逵，三传弟子许慎等人的宣传和修正。从创意到建立，成为一门学问，即古老的中国文字学，在中国学术界存在1800多年。 刘歆以为六书是“造字之本”，这是托古改制，其实决不是先有人制定条例而后造字，六书是刘歆根据当时已有的文字知识归纳出来的名目，许慎通过整理文字的实践加以修正，才使内容明确。 许慎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他的六书说还不够精密。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近代考古资料聚集日多，研究其文字从分析偏旁入手，取得很好的成绩，都是由于许慎的启示。中古时期学者崇拜许慎太过，揣摩傅会，作茧自缚，产生许多恶果。例如郑樵《六书略》，支离破碎，毫无用处，可以存而不论。
[031]篆文：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有大篆、小篆之分。大篆本名籀文，起于周末，后来行使于秦国。小篆又名秦篆，指秦始皇帝统一文字所用的书体，汉代沿用。后世称篆书，一般皆指小篆。,而篆体却不尽相同,后世称为秦篆,又称小篆，而把籀文称为大篆。秦代小篆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峄山刻石(见图秦李斯书峄山刻石上的小篆)、会稽刻石等，以及无数秦量、秦权、诏版。文字确已规范化，偏旁都有固定的形式和位置,形体竖长方,其空虚不足之处尽量用笔划填满，不顾象形、指事、会意等意义的体现。 许慎作《说文解字》，本意想说明中国文字的原始构造，但是他见不到很早的文字资料，所以用小篆9353字作主要资料。小篆年代虽然不早，数量却很大，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洪流，是千百年不断产生而汇集在一起的，解释文义，编造字典自然应当用此为根据。《说文》列出籀文200多字，古文500多字，作为重文，这是古代文字发展中由于某些原因而发生的，一般都是异体字，从分析字形探求文义看确乎不如小篆可信。 汉承秦制，文字方面也不例外，篆书仍旧是国家的标准书体。当时的高级文件没流传下来。而从皇帝玉玺、皇后玉玺、诸王金玉印、货币、虎符等郑重的文物可以看到，其文字虽各有类名（如刻符、摹印），书体皆属小篆。王莽时的货币和权衡度量铭文也用小篆，不过笔划更加方正。许慎作《说文解字》目的是为了应用，其子许冲说：“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说文》这书也就是因为有用所以一直流传到今日。魏正始四年 (243)刻三体石经，其中古文出自壁中经，隶书是已经流行了 400年的通俗字体，而小篆则是作为传统的标准字体被重视而刻出。
[032]古文：指小篆以前的文字形体，妣：籀文、甲骨文之类。不是指韩愈、柳宗元等人提倡的古文（古代散文）。
[034]然后类古字之同声、同义者以为一书。 同声：声音相同（声母、韵母、声调均相同。）或相近。 同义：意义相同或相近。 类：名词动用，分类。 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语序应该是：然后把同声、同义者分类成为一本书。
[035]乙卯春归国展墓：乙卯：即1915年，本年的3月中旬王国维从日本回国至海宁扫墓，4月中旬，在罗振玉的引荐下，王国维在上海拜见了沈曾植，与之讨论学术，非常融洽。下旬随罗振玉再度东渡日本。回到临时寄居地----日本京都市田中村。展墓：《汉语大词典》：省视坟墓。《礼记·檀弓下》：“吾闻之也，去国则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宋司马光《哭坟》诗：“十年一展墓，旬浃复东旋。”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胡四娘》：“程假归展墓，车马扈从如云。”。
[036]近儒：指清乾嘉诸老，如钱大昕、郝懿行，王念孙、段玉裁等人。详见[037]。
[037]诂训：中国语言文字学中一门传统的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科。“训”是说明解释的意思，“诂”本义是古言的意思，引申也作解说古语讲。“训诂”的原意是用通行的语言解释不易为人所懂的古字古义，目的在于疏通古书的文义，讲明字义。后来就作为解释词语音义的泛称。“训诂 ” 一词在班固《汉书》里多写为“训故”。“故”就是古语。如《刘歆传》说：“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又《扬雄传》说:“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训故”与“训诂”同义。章句是分章析句,解释一章一句的意思,训诂是专指讲明文字的音义，两者不相同。训诂学就是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问。旧日只看作是“小学”的一个部门，现在正逐渐发展为一门有科学体系的汉语语义学。 前代的训诂学家解释语词时所应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训诂学上有所谓形训、义训、声训。形训是就字形本身的结构说明所表现的词义的。义训是用现代人所理解的词语解释字在书面上使用的含义。采用一个同义或义近的词或一句话作解释。声训也称音训，是从词的读音上着眼，使用音义相通的词来说明词义，或有意识地从音上探求词义的来源。三者之中，义训用的最为广泛，不过如何加义训也是随词而异的。 汉语历史久远，有文字记载已经有4000多年，语言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有变化。春秋战国以前，一个字大都是一个词。春秋战国以后,构词法有了发展，双音词逐渐多起来,字在增加,字义也有引申和变迁。想要了解古书中的词义不能不有解释。因此在先秦书里就有不少解说字义的材料。其中有据字形说义的, 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说: “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说:“故文,反正为乏”;昭公元年说：“于文，皿虫为蛊”。有从字音推求字义的，如《孟子滕文公上》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庠”与“养”，“校”与“教”，“序”与“射”都音韵相近。在《易经》里,如《说卦》说：“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都从音立训，也属同一类。又有用同义字来作讲解的,如《易经·杂卦》说:“恒,久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这些都是字的常用义。有些字所代表的概念比较难懂,或别有专指,就采用语句加以说明。如《易经·系卜辞下》说: “几者动之微, 吉凶之先见者也。”《说卦》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孟子·梁惠王下》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一一分别说明,力求明确,免有疑惑。在战国时代,“名家”是一时的显学,辨析名实，尤为精密。如《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中,同长也”,“圜，一中同长也”,“信,言合於意也”,“间,不及旁也”,“盈,莫不有也”,“梦,卧而以为然也”。这些可以说近似科学的定义了。 周代自平王东迁雒邑以后,王室的势力日趋衰弱,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人民转徙不安，语言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变化。北方黄河流域有了区域共同语,凡是古语或方言为人所不能理解的就要用当时通行的语言即所谓“雅言”来解释。《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中夏”之言。《孟子·梁惠王下》解释齐景公时命太师作乐，诗云“畜君何尤”一句说:“畜君者,好君也。”又《滕文公下》解《书经·大禹谟》“洚水警余”句说：“洚水者，洪水也。”又《左传》宣公四年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这些又是以通语解释方言的例子。由以上所说可以充分理解训诂之兴在春秋战国时代。 训诂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约有4种原因：①语言有发展，古今语有不同和方言有不同；②书面语用词与当时口语用词有不同；③社会不断发展,名物繁多,一词多义的现象比较普遍；④对用词表达思想的作用的理解和认识有了提高，逻辑思维日趋严密。因为有了以上几种原因，所以训诂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很好的开端。 两汉的训诂书与经传的注释 汉代是训诂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秦末社会的动荡,语言起了很大变化,先秦古籍多凭口耳传受,用隶书写出,世称为“今文经”。而从汉武帝以后前代的“古文经”出现日多，其中多古字古义,不尽为人所识,因此就有训诂学家为之注释。但在西汉时期, 今文经盛行时, 注释五经的人已经很多。以《诗经》而论,就有齐、鲁、韩三家,文字颇有不同。其他各经也有章句训释之类。汉代的训诂学就是依靠经学而发展起来的,而且汉代已有专门解释词语的训诂书。主要的训诂书有《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4种。这4种书各有特点，是中国训诂学的基石。 《尔雅》是由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训诂书，“尔雅”就是言辞近于雅正的意思。书中有的以汉代的今语释古语，有的以雅言释方言，有的以俗语释雅言。《释诂》、《释言》、《释训》3篇主要是类聚一般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用一个通用词作解释，如《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其他各篇主要是类聚同事物的名称分别解释。有古今称名不同的,有异名同实的,有同名异实的、用单词不能解释的，就用一句两句话作解释。品物多方，训解的方法也有不同。这是汉代早期一部训诂的总汇，成为后代解词释义的重要根据。汉代的训诂学也就由此开始发展起来。 《尔雅》之后，西汉末扬雄作《方言》，东汉和帝时许慎作《说文解字》，东汉末刘熙作《释名》，都是极为重要的著作。 《方言》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是专门解释方言语词的一部重要著作，所解释的语词有的是古代的方言，有的是当时不同区域的方言，把意义相近的列为一条，用当时通用的同义词作解释，并分别说明不同语词所通行的地区。 《说文解字》，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按照字形偏旁分部编排的字典,虽是一部字书,也是一部训诂书。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利用不同方式解说字义：有根据字形的构造说明造字的本义的；有从声音上来作解释的；。有从字的声旁说词义的；有根据方言为训的。《说文》解释一个字从形音义三方面着想，立意精深，对后代的字书、训诂书影响极大。 《释名》又是另外一种训诂书，作者刘熙专从词的声音上推求事物所以得名的由来，用同音或声韵相近的语词作解释。这种方法训诂学上称之为“声训”，或称之为“音训”。声训本起于战国末，西汉时今文经家多从声音上解说字义，刘熙是要从语言出发来研究事物命名所以之故，跟今文经家不同。他是有意识地要把语音和语义联系起来，就音以求义。例如《释名·释天》说：“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虽然不免有主观唯心成分。但是从声音上推求各种事物名称的取义，类似寻求语源，对训诂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汉代的训诂书还有《小尔雅》、《通俗文》。总起来说，各种解释词义的方法在汉代已经具备。最著名的训诂学家大部分都是古文经家。东汉时期古文经盛行,如贾逵、马融（公元79～166）、服虔、郑玄都先后注解经传。郑玄,兼通今古文经,所注最多。他能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以发疑正读，成为“汉学”的正宗，与许慎并称为“许郑”。魏晋时期，张揖和郭璞是最著名的训诂学家。张揖是三国时魏明帝太和年间的博士，他搜罗汉代以前古书的词语和相传的古训纂集为《广雅》一书，体例完全依照《尔雅》，而补充《尔雅》所不备,所以名为《广雅》。张揖又作《古今字诂》和《难字》，见于《隋书·经籍志》，今已失传。郭璞是东晋河东人，为弘农太守著作郎，博学多识，精通训诂，所作古书注释最重要的有《尔雅注》和《方言注》。《尔雅》在汉代已有好几家注本，郭璞别为新注，超越前人所作，他既能以今语释古语，又能以方言释雅言，诠释品物的形貌，以及其功用等尤为明晰。他所作的《方言注》能贯通古今，以晋代方言解释古代方言，并且联系语音，提出音有通转，为训诂研究增添了新的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人民播迁流转，语言起了很大变化，古书词义艰深，不易理解，于是注释古书的风气日盛。魏晋时期，不仅《易》、《书》、《诗》、《左传》、《谷梁》、《论语》等儒家经典有注，其他古书如《史记》、《汉书》、《老子》、《庄子》以及辞赋之类也有人注释，训诂之学得以不致废坠。其中精义颇多,不无可取。自宋齐以后,兼释经注的“义疏”体出现，如梁代国子助教皇侃著有《礼记义疏》、《论语义疏》。义疏的兴起可能是受了佛教经典有“讲疏”的影响。 魏晋以后除经传有注释外,字书和辞书都多起来。字书和辞书之增多与语言词汇的范围扩大，文字的增多和一词多义有直接的关系。晋代有任城吕忱作《字林》7卷，仿照《说文解字》而有所增益。宋代何承天有《纂文》3卷,北魏阳承庆有《字统》21卷。梁代阮孝绪有《文字集略》6卷,顾野王有《玉篇》30卷。现在所存只有唐人增字本宋修《大广益会玉篇》。顾野王原书只有5卷残卷。其他各书清人都有辑佚本。 隋唐时期的训诂学 隋唐时期承接魏晋南北朝注释古书的风气纂著更多。隋代陆善经有《昭明文选注》,唐代李善也有《文选注》。孔颖达(574～648)奉诏作《五经正义》，包括《毛诗》、《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左氏传》。同时又有贾公彦作《周礼注疏》，徐彦作《春秋公羊传注疏》，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注疏》。这些书都是参照前代已有的注释而有所抉择。李善书除解释文词字义外,并注明字音和字的通借,对文句的出典尤为注意，成为一种注释的体式。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不仅解释经文，而且解释注文，对语言中的虚词和文法也有不少的解说，这是以前古书注释中少见的。 在经部集部以外，子部、史部书籍也有注释。如杨倞有《荀子注》，成玄英有《南华真经义疏》，司马贞有《史记索隐》,张守节有《史记正义》,颜师古有《汉书注》，章怀太子李贤有《后汉书注》，这都代表了一时的风气。虽然是随文释义，但是也汇集了许多前代的训诂资料。 隋唐时期，韵书盛行，可是字书也不少。如隋代诸葛颖的《桂苑珠丛》100卷，唐武则天的《字海》100卷，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30卷，卷帙都极繁富，应有可观。可惜久已亡佚无存。但就前代书中所引到的材料来看，解词释义已改变旧观,由笼统而趋向于清晰,同时也由只记书面常训进一步注出当时口语使用的意义。这确是一种新的改变。就解词的范围而论，既有专门解释双音词的书（如《兼名苑》），又有专门解释日常应用的口语词的书。现在还能见到的有出自敦煌石窟的《字宝碎金》和《俗务要名林》，都是极珍贵的材料。 唐代在字书、韵书以外还有一类音义书。音义书一类始自魏晋，主要为经部书注音。到陆德明纂集前代各家所作书音（经书外,包括老子、庄子、孝经、论语、尔雅）为《经典释文》30卷,注音之外,有时涉及字义。到北齐时曾有沙门为佛典作音义。后至唐代高宗时释玄应作《大唐众经音义》(通称《一切经音义》(玄应))，唐宪宗时释慧琳又根据玄应书扩充,作《一切经音义》(慧琳)。这两部书都仿照《经典释文》的体例,就原本经文摘字为训，所采古代训诂资料极多，而且有所辨析，在传统小学书中独为一类，对研究前代训诂极为有益，所以随着藏经一直流传下来。清代学者从中辑录出许多训诂材料。 宋代承接五代时期研究古文奇字的风气,学者对大量出土的钟鼎彝器广事搜罗,扩大了眼界，学术思想也因之大为解放。在经学方面已不完全斤斤墨守古人的成说,而别创新义,如欧阳修的《诗本义》，王质的《诗总闻》都是如此。在解说文字方面则出现了王安石(1021～1086)的《字说》。王安石《字说》把形声字都说成是会意字，“六书”缺而为五，如谓“与邑交”为“郊”，“同田”为“富”，“讼者言冤於公”之类，完全出于主观臆断，虽行于一时，终不免为人所弃置不顾。 但同时有另一学者王子韶，他倡“右文说”，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音，而且表义。凡谐声声符相同的字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义。 如“戋” 是小的意思。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都以戋为义。汉字的形声字一般是形旁在左，用以表义，声旁在右，用以表音，所以称声旁为右文。王子韶，字圣美，浙右人，有《字解》20卷，失传。他所创声旁有义的学说对后代的训诂学家提出因声求义的方法有很大的启发。 宋代研究《尔雅》的有邢昺(932～1012)、郑樵两家。邢昺有《尔雅疏》,补郭璞注所未详;郑樵有《尔雅注》，引旧书以证郭；都各有发明。在南宋期间,朱熹(1130～1200)是重视训诂的人，他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等书。既采用前代旧注的优点，而又参酌新解；解经说字能运用到钟鼎彝器的铭文,见于《诗·大雅》、《行苇》、《既醉》、《江汉》诸篇，这是以前所少见的。 在宋代以前，学者对古今音异是比较模糊的。到南宋时期才开始注意到古韵问题。吴棫作《韵补》，从古代的韵文材料中考察古人分韵与《广韵》的异同，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也提出“诗韵”与后代音不同。郑庠又作《古音辨》，讨论《诗经》分韵的大类。这是清代学者研究古韵的先导。对研究词义有一定的帮助。 元代在字学上承接南宋时期的“六书”之学，并不注意研究训诂，所以在训诂方面除有两三种经传注释外，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明代学术不振，受宋代性理之学的影响，游谈无根。训诂书籍有万历时朱谋所作的《骈雅》，类聚古书中义近的双音词,按《尔雅》体例分类,每条予以解释，所以称为《骈雅》。这是一部属于雅学的书。在万历以后研究古学的风气日盛，如江宁焦竑(1541～1620)、成都杨慎(1488～1559)、桐城方以智(1579～1671)等人都有著述阐发字义。方以智的《通雅》，根据古代的语言材料说明音义相通之理，兼论方言俗语，创见极多，对清代的学者有不少启示。清代训诂学理论的建立 清代学者受晚明焦竑、杨慎等人提倡古学的影响,极力推崇汉代的经学和小学,重考据,求实证,不尚空谈性理之学。到乾嘉时代“汉学”大为昌盛，为经书、子书作注解的人很多。要解释经传就不能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因此语言文字之学盛极一时。《说文》、《尔雅》成为人所必读之书。研究《说文》、《尔雅》的重要著作都多至数十种，或刊正文字，或发明古训，各有述造。其他如《方言》、《释名》、《小尔雅》、《广雅》等书也有人为之疏通证明。训诂之学有了极大的成就。著名的训诂学家指不胜数。 清代训诂学的发展跟古音学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自清初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根据《易经》、《诗经》等书的韵字开始把古韵分之为十部起,经过江永(1681～1762)、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1752～1786)、江有诰等人的研究，逐渐加详，发展为二十二部，同时戴震又提出韵类通转的学说。在声母方面，钱大昕又提出声转的说法,而且发明轻唇音古读重唇音,舌头音、正齿音古归舌头。这些都成为研究先秦古籍和探讨字义的根据。 在理论方面，清代学者在训诂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沟通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提出研究文字和字义必须理解声音，不理解声音就无以解决从文字形体上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有时会陷于迷惘而不知所措。因为语言是用声音来表达意义的，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所以必须了解文字的声音,从声音去探求意义。戴震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六书音均表序》）这是很重要的见解。后来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里说：“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段玉裁为王念孙《广雅疏证》作序，也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这些话十分精辟,成为清代学者研究训诂的准绳，从而建立了许多推考字义的理论和方法，把零散的知识贯串起来，使训诂学在中国语言学科中成为有系统、有理论、有严谨方法的一门学问。 清人研究训诂的目的，从实用的意义来说，首先是要解释经传和其他隋唐以前的古书。他们应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从声音上推求文字的假借。古书之所以难读，一是由于有古字古义，二是由于文字上有假借。古字古义当考之《尔雅》、《说文》和其他前代书中的诂训，文字上的假借当求其本字。王念孙说：“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王引之《经义述闻序》）那么，假借与本字的关系首先是音同或音近。段玉裁指出：“假借必取诸同部。”（《六书音均表》“古假借必同部说”）所谓“同部”就是属于古韵的同一部。因此，凭借古韵的知识，按照文字上的同音或音近的关系，再参之以文义来推求本字，就可以解决许多古书中难解的文句和古人所加的训诂上的问题。这是清人研究训诂方面的一大发现。 ②确定字的本义,根据本义以说明引申义。清人认识到音有古今之异,同时也认识到词义有古义,有今义；有本义,有引申义。如“曾”作为虚词用,古义同于“乃”，后世用为“曾经”的意思。“仅”唐以前作“约近于”的意思用，后世用为“但”的意思。这就是古义与今义之分。又如“荟”,《说文》解为“草多貌”，引申为凡物荟萃之义（《说文》段注）。“过”，《说文》训“度也”，引申为有过之过（段注）。这就是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汉语词汇中一词多义是常见的现象。段玉裁说：“凡字有本义焉，有引申假借之馀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馀义者，其失也固；习其馀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蔽与固皆不可以治经。”（《经韵楼集》卷一“济盈不濡轨”条）他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说明词义的发展，对辨析字义极为重要。 ③比证文句以考定词义。采用古书中相同的文句互相比证以考定词义，宋代人已经这样做了。在清代尤其重视这种方法。段玉裁注《说文》，刘台拱作《论语骈枝》，都能从实证出发解释古训。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尤其善于利用古书的资料，解决从来没有人解决的问题。例如解《诗经》“终风且暴”,为“既风且暴”;解“邦之司直” 为“主正人过” （《经义述闻》卷五），都是颠扑不破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胜义环生，尤为人所称道。王引之作《经传释词》，专门解释古书的虚词,综合各种古书中的用例参互比证,而得其确解，对研究古代文献有极大的帮助。他的书已经联系到语法的范畴了。后来又有人作了补充。 ④因声以求义。研究字义从声音上来考察，在清代以前虽然也有人注意到，如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宋代王子韶的《字解》，元代戴侗的《六书故》，明代方以智的《通雅》等，但都不曾进行全面有系统的研究，也没有能总结出具体的规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古音的知识，清人有了先秦古音的知识，在前人成说的启发下进一步提出因声求义的原理，把形、音、义统一起来，因形以知音，由音以求义，为训诂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科学的途径。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首先提出“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示部“禛”字注），进一步又说 “凡同声多同义” （言部“”字注）。如从“农”声的字有厚重义，如浓、醲、脓，从“辰”声的字多有动义，如振、震、唇。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同从一个声符的字不一定只有一义，而不同声符音同或音近的也可以有同义的关系。段氏指出有这类现象，这就比前人的右文说有了新的认识。 王念孙作《 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而又把古书中有关的声近义通的字都丫系起来解释，“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着重从语言的角度说明其间的音义相通和声音相转的关系。这种作法接近于词族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王念孙又作《释大》一篇，从声母方面观察声母相同而意义也相近的现象，又是一种新的尝试。与王氏同时的程瑶田作《果蠃转语记》，指出凡物的形状、作用相同或相似的往往用声母相同的词来称谓，但字形不必相同。这又把声近义近的道理阐发无遗了。清代的训诂学到王氏父子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研究的范围不仅是单音词，也注意到双音词；不仅研究实词，还研究虚词，初步进入了语法的范畴，对古书的解释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贡献极大。 清人对于训诂的研究所应用的方法主要是以上几种。他们除了注释古书和疏证古代训诂著作以外，还研究一些古代的钟鼎彝器款识，探讨一些文字的古义。并且做一些古代训诂音义的辑佚工作。如黄奭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 任大椿的《小学钩沉》，顾震福的《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是一些资料书。另外,清代人还编纂了不少训诂书，如吴玉搢(1698～1773)的《别雅》,史梦兰(1813～1898)的《叠雅》,夏燮的《拾雅》，洪亮吉(1746～1809)的《比雅》等书。阮元还主编了一部《经籍纂诂》，把古书中所见的每字的训释都编录在一起，检一字,而众义俱在,是一部训诂资料的总汇，极为有用的工具书。在历代书籍当中还有很多方言的记载资料,也有人搜集编录,如杭世骏（1696～1773）有《续方言》2卷，程际盛又有《续方言补正》1卷。程先甲又有《广续方言》。其他方言、俗语也有人集录。如钱大昕有《恒言录》,胡文英有《吴下方言考》，毛奇龄(1623～1716)有《越语肯綮录》,翟灏（1736～1788）有《通俗编》等等，为研究古今方言俗语提供了方便。 清代人研究训诂的成绩是大的，但也不无缺点。主要的缺点有两方面 ： 一是在段玉裁以后有些学者墨守《说文》，以为《说文》的字都是本字，《说文》的训解都是本义，一词一语都要到《说文》去寻本字，执碍而难通。不知《说文》9353字中有古字，也有汉代后起的增益偏旁的字，具有前后不同的产生层次，不能作为平面的看待；其训解以通用义为多，也并非都是本字本义，甲骨文、金文的佐证很多。二是讲解训诂，声转无方，凡言“语转”、“一声之转”之类未必合于先秦古音，滥用通转之说，所言多误，如钱绎《方言笺疏》之类，足为先戒。 近代以来训诂学的发展 20世纪之初到现代研究训诂的学者继承清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吸收了外国的一些早期的语言学的知识，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字原和语根的探求。章炳麟作《文始》，取《说文》中的 510个独体字和半独体字作为“初文”和“准初文”，推求由同一“初文”而繁衍出来的音义相关的语词。凡音义皆近，叫作孳乳,音近义通,叫作变易。目的在求“语源”，求语词之间的亲属关系。但可惜没有脱离文字形体的束缚，所求不是“语源”，结果是文字之原，他用的方法是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在声音的通转上又以他所定的《成均图》为根据，有些也失之勉强。 其后，沈兼士作《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主张以形声字为出发点，用归纳的方法研究形声字同一声符所表现的基本意义。但同一个声符所表现的意义不一定就是一个,也当有所区别。形声字的声符,凡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可以构成一个词族，由此再联系音韵，借重古音的知识（包括声母韵母），以求其语根。以实际证据为主，不以主观想象为断，其结果必较可信。这种理论无疑问是正确的。就研究的方法来说，把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来研究，溯源探委，具有创新的精神,大为学者所重视。他后来所主编的《广韵声系》就是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张本。 ②研究同源字。同源字是音近义同和义近音同的字，合在一起可以定出是同出一源。类聚同源字的意思也是在寻求语源。同源字的研究，其实就是语源的研究。同源字大都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在原始的时候本来是一个词，代表某一基本概念，后来语音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读音，才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别。但是同义词不都是同源字，要以声音是否相近为定。王力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古代的训诂资料，探微索隐，编成《同源字典》一书，以韵部为纲，声纽为目，条理秩如，是研究汉语词义学的一部新著。 ③虚词的研究。近代因为语法学的兴起，虚词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最明显的改变是研究虚词的人对虚词的词类和用法都有比较清晰的说明。杨树达曾根据《马氏文通》作《高等国文法》，后来就以《高等国文法》为基础， 参照王引之 《经传释词》，作《词诠》一书。专门解说虚词。其后裴学海又作《古书虚字集释》，集录前人所说，并加以补正，与《词诠》相得益彰。吕叔湘有《文言虚字》一书，简明赅要，是学习古代文言文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④根据出土的古铜器铭文考订古书的训释。先秦的古书都以篆书古文书写，到汉代经过传写，后来又转写为隶书，文字伪变已多，汉代以来的解释往往有误。现代可以借助商周铜器铭文解决一些前代义训中的症结问题。王国维首先以铜器铭文解释《诗》、《书》中的常用词语(《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别开生面 。后来一些古文字学家继踵而起 ，创获更多。在这方面成就最多的是于省吾。他平生所最服膺的是王念孙，所以他所著的书都重实证,不为凿空之论,如《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等书驳正前人误解的地方极多，为利用古文字资料刊正古书创立出一种新的门径。 ⑤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唐宋以后语词的考释。清代学者对一些通常在书面上见到的口语词已经有所集录，大都是随笔札记，略明出处，而解释不多。近代以来，罗振玉虽有《俗说》一书，稍补前人著述所不备，但仍属札记性质，还不能说是训诂的研究。惟到张相作《诗词曲语词汇释》 一书才开始作唐以后诗词曲语词的研究。诗词曲中很多习用的不容易懂的口语词在字书和词书中都没有解释，张相一一举例，比证详考，作出解释，是一种新的成就。同类的著作还有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都有很精到的解释，为阅读唐以后的文学作品提供参考。
[038]段、王诸君自定古韵部目：段、王诸君指段玉裁、王念孙、江有浩等人。段玉裁著有《六书音均表》是研究汉语上古音的著作。全书由5个表构成：①今韵古分十七部表；②古十七部谐声表；③古十七部合用分类表；④诗经韵分十七部表；⑤群经韵分十七部表。书名叫“表”,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表,前四表都有论述和说解。 表一，先说明古韵分17部（一、之咍（入声：职德。）；二、萧宵肴豪；三、尤幽（入声：屋沃烛觉。）；四、侯；五、鱼虞模（入声：药铎。）；六、蒸登；七、侵盐添（入声：缉叶怗。）；八、覃谈咸衔严凡（入声：合盍洽狎业乏。）；九、东冬钟江；十、阳唐；十一、庚耕清青；十二、真臻先（入声：质栉屑。）；十三、谆文欣魂痕；十四、元寒桓删山仙；十五、脂微齐皆灰（去声：祭泰夬废属此。）（入声：术物迄月没曷末黠鎋）；十六、支佳（入声：陌麦昔锡）；十七、歌戈麻。），然后列表，标示17部跟206韵目的对应关系,最后用文字阐述古韵分17部的原则，以及入声与阴声（或阳声）相配情况，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古音学见解。表二,首先论述主谐字相同,古音必同部的观点，然后按17部分别列出每一部所有的谐声偏旁，这是古音学上第一次肯定谐声偏旁同古韵有全面相应关系。表三，首先说明17部的顺序是按音相近、部次相邻的原则排列的，然后列表，把17部分成6类,最后论述了合韵的道理。所谓合韵指不同部而属于同一大类的字互相押韵的情况。表四，把《诗经》所有韵字，按17部逐一列出，这实际是摆出古韵分17部的证据，也可以说是古韵分17部的具体罗列。表五，目的、形式跟表四相同，列出的是《诗经》以外的经书(包括《楚辞》)中的押韵字。 《六书音均表》集中反映了段玉裁对古音学的贡献。他继承了顾炎武、江永的研究成果，并且加以发展，分古韵为17部。跟顾炎武、江永相比，他又多分出4部:①支、脂、之分开。段玉裁之前，《广韵》支佳、脂微齐皆灰、之咍3组韵,古韵归为一部，段氏第一次把它们分为3部,受到古韵学家的普遍赞扬，认为这是古音学上的一个大发明。②真,文分部。江永在顾炎武的第4部中分出元部，剩下的真、文仍为一部，段玉裁把真、文分为两部。③侯韵独立。江永把虞韵一半归入侯韵，这样做是合理的，但又把侯韵合到幽部去了。段玉裁把侯韵独立出来，既不入鱼部，也不入幽部。后两条也是被人称道的。《六书音均表》是段玉裁古音学研究成果的最精炼的概括。
王念孙：(1744～1832) 中国清代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校勘学家。著有《广雅疏证》10卷、《读书杂志》82卷。王念孙对经传诸子最熟，而学问师承戴震，以音韵之学为根基。曾辨析《诗经》、《楚辞》、《淮南子》、《易林》等书用韵，定古韵为21部（一、东；二、蒸；三、侵；四、谈；五、阳；六、耕；七、真；八、谆；九、元；十、歌；十一、支；十二、至；十三、脂；十四、祭；十五、盍；十六、缉；十七、之；十八、鱼；十九、侯；二十、幽；二十一、宵。），同时对古书中文字的假借、声音的通转都深有领会，所以超轶前人，独有创获。他认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就古音以求古义，不必限于文字形体。在旧日训诂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趋向于字族、词族的研究。江有诰： 中国清代音韵学家。江有诰在从事音韵学研究过程中，只见过顾炎武、江永(1681～1762)、段玉裁的书,后来才看见孔广森(1752～1786)的书,戴震、王念孙的学说他根本不知道。但是,他的研究结果却与王念孙基本相同。江有诰最初把古韵分成20部,比段玉裁多3部:①祭、泰、夬、废、月、曷、末、黠、鎋、薛独立为一部;②叶、帖、业、狎、乏5韵另立为一部；③缉、合两韵另立为一部。后来看到孔广森东、冬两部分立，他很赞成，于是增加到21部。 江有诰是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古韵的学者，他既善于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能用大量材料来解释具体问题。他以等韵作为辅助手段，从一字两读、谐声偏旁和先秦韵文押韵3个方面来分析古韵,从而彻底解决了平入相配和四声相配问题。这样，就勾画出了先秦语音系统的全貌，同时对古音构拟有重要意义。他的《谐声表》是按“同声必同部”的原则制作的，这对后来研究古音的人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江有诰还提出了古四声问题,认为先秦语言中也存在4种声调。他是第一个非常肯定地提出古音有四声的学者。他认为“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他说的不同是指调类不同。他认为先秦有些字的调类到《切韵》时代发生了变化,比如,从平声转到上声,或转到去声,等等。江有诰的著作有《音学十书》。此外：戴震将韵目分为二十五部，孔广森分为十七部等。
[039]扦格：互相抵触，格格不入。《礼记·学记》：“发然后禁，则扦格而不胜。”。 扦音（hàn）。
[040]《释名》： 训解词义的书。汉末刘熙作。刘熙字成国，北海人。汉末避乱至交趾。《三国志·吴书·韦曜（昭）传》说曜在狱中上书称:“又见刘熙所作 《释名》,信多佳者。”考曜入狱在孙皓凤凰二年 (273)，据此可知《释名》在吴末已广为流布，为学者所重视。 《释名》这部书是从语言声音的角度来推求字义的由来的。刘熙在自序里说：“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多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 今本 27篇分为 8卷。 所释为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首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这代表刘熙对语词所表示的事物的一种分类。 刘熙解释事物所以如此称名的缘由，完全从声音上去探索。如“日，实也”、“月，阙也”，这种解释已见于《说文解字》,但是刘熙要说出道理来,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日，实也，光明盛实也”；“月，阙也，满则〔复〕阙也”。全书都是这样考求语词音义之间的关系， 说出缘由来。如说：“ 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春，蠢也，万物蠢然而生也”；“冬，终也，物终成也”；“彗星，光梢似彗也”；“身，伸也，可屈伸也”；“皮，被也，被覆体也”；“脊，积也，积续骨节终上下也”。 诸如此类都是就音以求义，在训诂学上称之为声训，也称音训 。刘熙所加的声训， 虽然有些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大部分都出于主观的推想，没有实际的根据，也并非经过系统的探索而得出来的。《释名》这部书对后代学者提倡因声以求义的训诂方法有很大的影响。 《释名》书中记录了很多汉代通用的语词，可以跟《尔雅》、《说文》等书相参证。全书以声为训，或取同音字，或取同韵韵近字，或取声同声近字，由此可以考证汉末的语音，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 《释名》的传本只有明代的覆宋本，缺误已多。清代学者毕沅作《释名疏证》校勘其中讹误，有扑尘之功，王先谦又作《释名疏证补》，续有刊正，可称善本。
[041]济漯之漯：《中华字海》：tà音塔去声〗漯水，古代黄河的分支，沿今黄河以北东流入海《书·禹贡》：“浮于济漯，达于河。”。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水》（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校○1“‘水’，大典本、黄本、吴本、……《玉海》卷二十‘地理·汉《水经》’引《水经注》、……《永宁祗谒笔记》引《水经注》均作‘濕水’。”。杨守敬、熊会贞纂《水经注疏·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版、1999年8月第二次印刷）：“水出雁门阴馆县，”下注云：“……至于濕本济濕之濕，音他合翻，《说文》作濕，隶改曰为田，又省一系作漯字，而濕字反相沿作燥溼之溼矣。水导源于累头山，故《集韵》又同出漯、字也。漯为之省文，然已混于济漯之漯矣。”。注者按：济漯之漯，原写作“濕”，音反切为：他合反，现代拼音：té。这样，才可以和“顯”、“濕”二字对应。
[042]：（xiǎn音显）。
[043]他合反：现代拼音：té。是反切的表示方式。反切：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有时单称反或切，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注音方法。例如，《广韵》“冬，都宗切”(以下凡不注出处的反切均出自《广韵》), 就是用“都宗”为“冬”注音。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 简称切上字或上字, 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冬”是被注音字，所以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 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此处，取“他”的声母“t”，取“合”的韵母与声调“é”。 反切与拼音主要有3点不同： ①拼音是用一个或几个音素符号来表示声母、韵母的实际音值，而反切所用的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一个音节，代表声母和韵母的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余的成分，在拼合的时候，必须去掉多余的成分──上字的韵母、下字的声母。 ②理想的拼音字中的一个声母或一个韵母，只能用固定的一个或一组字母表示，绝不允许随意更动；反切上下字的选用则是灵活的，选用与被切字声母、韵母相同的任何字做反切上下字，都不会改变被切字的实际读音。例如，“孤，古胡切”。假如上字不用“古”，而用“过”、“姑”、“公”等字，下字不用“胡”，而用“乎”、“吴”、“都”等字，被切字的读音都不会变。这是因为前者声母都是[k]，后者韵母都是。③现代汉语拼音除了有双拼法之外,还有三拼法、四拼法。从书写形式上看，一个音节可以用1～4个音素字母表示；而反切只能用双拼，只容许用两个字。即使是零声母字，也必须有反切上字。例如在普通话里，“爱，乌代切”，被切字“爱”ai是零声母。如果是拼音，声母就可以不必表示了。反切注音法,则必须用一个“乌”字代表零声母来做反切上字。即使是既有韵头又有韵尾的韵母，也只能用整个字做反切下字。例如，“劝，去愿切。”被切字“劝”的韵母是üan，包含3个音素。反切注音法只用一个与“劝”韵母相同的“愿”字做反切下字。 从中古到现代，汉语的声母和韵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正是近现代人使用中古反切感到不方便的根本原因。语音变化对反切原则的影响很大，但大体上有规律可循。下面试举几条。 ①反切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被切字的声调与反切下字相同。下字是平声，被切字也读平声。但今音平声分阴阳，被切字如果是平声，读阴平还是读阳平，则由上字决定。这是因为中古平声不分阴阳，今音的阴阳是由中古的清浊变来的。中古清声母字归阴,浊声母字归阳。例如：“刊、苦寒切。”下字“寒”是阳平字，但被切字“刊”读阴平,这是因为上字“苦”是中古清声母字。又如：“坛，徒干切。”下字“干”是阴平字，但被切字“坛”读阳平，这是因为上字“徒”是中古浊声母字。 ②反切的基本要求之二是被切字与反切上字的声母相同。但有一类反切按今音读，被切字与反切上字的送气和不送气不一致。这是因为中古全浊声母今天普通话里已变成送气和不送气两类清声母，平声送气，仄（上去入）声不送气。当上字是全浊声母时,下字是平声,被切字今音为送气清声母；下字是仄声，被切字今音为不送气清声母。例如：“权，巨员切。”上字“巨”今读不送气声母，被切字“权”今读送气声母，这是因为下字“员”是中古平声字，而上字“巨”又属中古浊声母。又如：“度，徒故切。”上字“徒”今读送气声母，被切字“度”今读不送气声母，这是因为下字“故”是仄声字，而上字“徒”又属中古浊声母。 ③中古的某些反切，按今音读，被切字声母是 []、[]、[]、而反切上字声母是[k]、[]、[x]或[]、[]、。被切字的声母与反切上字的声母不一致。 这是因为中古[k]、[]、[x]和[]、[]、两组声母,各有一部分字变成今音[]、[]、[] 。分化的条件在于有无、[y]介音（或主元音,下同）。凡是不带、[y]介音的洪音字,原声母保持不变;凡是带、[y]介音的细音字，声母变成 []、[]、[] 。例如： 绛 古巷切 [ia] ←─[ku]＋[ia]。 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情况，例如：毁 许委切 [xuei]←─[y]＋[wei] 类似的变化规律还有一二十条，但仍不能包括全部例外。 对反切术语本身的不同理解 大致说来可分为3种： ①模棱两可的解释。宋代丁度等编撰的《礼部韵略》(1037)中说：“音韵展转相协谓之反，亦作翻；两字相摩以成声谓之切。”这种说法似乎认为“反”是指反切上下字与被切字声韵相合，“切”是指反切上下字的拼合过程。宋元之际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1297)说：“一音展转谓之反，一韵展转相摩谓之切，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这话好象在说反切上字叫反，反切下字叫切。但并不明确。 ②“反”、“切”同义，都是拼合的意思。清代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说：“反切之名，自南北朝以上皆谓之反，孙愐《唐韵》谓之切，盖当时讳反字，……唐玄度《九经字样·序》云：‘避以反言，但纽四声，定其音旨。’其卷内之字，‘盖’字下云公害翻，代反以翻，‘’字下云平表纽，代反以纽。是则反也，翻也,纽也，一也。”顾炎武认为“反”就是“切”,“切”就是“反”，也有作“翻”和“纽”的。但他提出的南北朝以上称反、唐代以后称切的看法并不精密。孙炎《尔雅音义》保存下来的反切确实作反，但隋唐以前也有称切的。北齐颜之推(531～？)《颜氏家训·音辞》说:“徐仙民(344～397)《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河北切攻字为古琮”。颜氏“反”、“切”并用。 ③从分析“切韵”两个字入手,认为反切上字叫“切”，反切下字叫“韵”。隋代陆法言《切韵·序》批评前人说:“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这是说“支脂”反切下字误为同类，“鱼虞”反切下字误为同类,陆氏称“韵”;“先仙”反切上字本不同类，“尤侯”反切上字本不同类(曾运乾说), 陆氏称“切”。宋代沈括(1029～1093)《梦溪笔谈》卷十五说：“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金代韩道昭《五音集韵·序》说：“夫《切韵》者，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之，因为号以为名。”沈、韩两家阐述得尤为清楚。各种说法不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反切的起源 关于反切产生的时代，历代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主要有以下 3种看法。 ①认为反切是三国魏孙炎创造的。其根据是《颜氏家训·音辞》中的话：“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仔细玩味颜氏的话，只说孙炎“创《尔雅音义》”一书，全用反切注音，并未说孙炎首创反切之法。看来是人们可能片面理解了颜氏的话。 ②认为从产生汉字的时候就产生了反切。清代刘熙载(1813～1881)《说文双声·序》说：“切音……起于始制文字者也。许氏《说文》于字下系之以声，其有所受之矣。夫六书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叠韵、双声，皆谐声也。许氏论形声，及于江河二字，方许氏时未有叠韵、双声之名,然河可为叠韵,江工为双声,是其实也。”与此相近的看法还有合音说。宋代沈括、郑樵,明清之际顾炎武也都持有这种看法。 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说：“按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谓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谓盍……郑樵谓慢声为二，急声为一，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是也。愚尝考之经传，盖不止此。如《诗·墙有茨》传，茨，蒺藜也,蒺藜正切茨字……。”形声字也好，合音字也好,既不是反切的开始,也不等于反切。这两者与反切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反切是对一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有意识地进行分析，并且对反切上下字做了规定；而形声字大量产生的时代（周、秦），还不可能对汉字作音理上的分析；合音字是急读、缓读问题。所以它们属于无意识的或偶然的，这与反切以注音为宗旨有着本质的区别。 ③认为反切产生于后汉服虔、应劭时代。章炳麟、吴承仕(1884～1939)等力主此说。章炳麟认为：“服、应训说《汉书》，其反语已著于篇，明其造端汉末，非叔然创意为之。且王子雍与孙叔然，说经相攻如仇雠，然子雍亦用反语,其不始叔然可知也。”(转引自黄侃《声韵略说》的转述)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说:“寻颜师古注《汉书》,引服虔、应劭反语,不下十数事。服虔、应劭皆卒于建安中，与郑玄同时。是汉末已行反语，大体与颜氏所述相符。至谓创自叔然，殆非实情。”这些看法比较合乎情理。首先，《汉书》注中保存着服虔、应劭的反切，这是事实；其次，王肃、孙炎两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截然相反，王肃一直攻诘孙炎的老师郑玄，如果反切是孙炎创造的，王肃也用反切，就等于授人以柄,自己甘拜下风,这是不可能的；再次，服虔、应劭都是汉末人，这与颜之推说的“是汉末人独知反语”的话相合。 反切的产生，是为了补救读若、直音注音方法的不足。反切与读若、直音比较起来，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从音韵学史角度说，反切的产生，标志着汉族语音学的开始──从此懂得了对汉语音节做音理上的分析，把一个音节分成声、韵两个部分。 反切的改良 用反切注音，有很大的局限性。这表现在3 方面：①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余成分，在拼合时有一定障碍；②反切上下字可用的字过多，使用的人难于掌握；③有些窄韵，不得不偶尔借用其他韵的字作反切下字，造成切音不准确的弊病。 正因为早期反切存在这样严重的缺陷，所以后代人不断从各方面对反切进行改良。代表性的主张反映在下面几种书里： 明代吕坤《交泰韵》，清代潘耒《类音》。这两部书立志革除旧反切的弊病，设计反切的基本出发点是尽量使两字连读就能拼出被切字音来。他们的改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①反切上字不仅考虑到与被切字的声纽相同，清浊一致，而且也考虑到等呼相应。被切字是洪音字，上字用洪音；被切字是细音字，上字用细音；被切字是开口字，上字用开口；被切字是合口字，上字用合口。②下字尽量用不带辅音声母的字。③不全用与被切字声调相同的字作反切上字。在这个问题上,吕坤、潘耒的做法不完全一致。吕坤主张以入切平,以平切入,以上切上，以去切去；潘耒主张以仄切平，以平切仄。④被切字是平声字，反切下字照顾到阴阳分类，被切字阴平，下字用阴平；被切字阳平，下字用阳平。这是因为当时北方话和多数方言平声已经分化成阴阳两类。⑤反切下字尽量减少、划一，减轻使用者的负担。这样的改良固然给人们带来很大的方便，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弊端。一定要用以元音开头的字做反切下字，而同韵的以元音开头的字毕竟是少数，这样势必找出一些冷僻字做反切下字。用难认的字为常见字做反切，就失去了注音的作用。 明清之际杨选杞《声韵同然集》。这部书作于1659年,平入二声已完稿,上去二声未成，现在存世的是平声和入声的一部分。他的改良主要有两点：①减少反切上下字的字数。杨氏把所有韵归并为25类,称为“大韵”;把声纽定为31个，称为“字祖”。每“大韵”又分“宏”、“中”、“细”3类。“宏”相当于合口洪音,在“宏”声韵里确定15个字充当反切上字,13个字充当反切下字;“中”相当于开口洪音，在“中”声韵里确定21个字充当反切上字，24个字充当反切下字；“细”相当于开口和合口细音字，在“细”声韵里确定31个字充当反切上字, 24个字充当反切下字。“宏”、“中”、“细” 3类反切上下字的总和是 124个，不到《广韵》反切上下字总数的1/12。②尽量选用不带声母的影喻两纽字做反切下字,有些韵没有影喻两纽的字，不得不选用晓匣等纽的字。杨选杞的改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反切上下字数目太少，有时不能不采取“借用”的方法，书中多次说“勉借”、“勉求”，甚至说“勉而又勉”。 清代李光地、王兰生《音韵阐微》和清代刘熙载《四音定切》。这两部书分别完成于1726年和1878年。《音韵阐微》作者是在满文十二字头的启发下，吸取《交泰韵》、《类音》等所有改良反切的长处而写成的。《四音定切》则是以《音韵阐微》为基础，而比它更加精密和严谨。这两部书的改良反切已经达到最佳状态了，但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韵母为[l]的字，就没有以元音开头的字可用，只能用带辅音的字做反切下字，因此在拼合过程中仍有扞格不入的现象。 以上各家对反切做了各种改良，始终没有达到理想境地。只有改用一套分析各种音素的符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044]舌音： 有两组。一组叫“舌头音”，包括端透定泥。这就是用舌尖在齿背发塞音，一组叫“舌上音”，包括知彻澄娘，罗常培说就是用舌尖在齿龈后发音。
[045]亿：《中华字海》：“预料，猜想～则屡中。”。
[046]王蘧常《沈寐叟年谱》（民国丛书本）在引用了本文这一段后说：“明年，征君又以书询古字母之学。公复书云：字母古学，自唐以后，陈氏《切均考》已导会通。第六朝与隋唐似不能绝无异同。两汉与隋唐，则显有异同。凡在后世为类隔者，在前世皆音和也。《释名》纯是双声，且为音和之双声。昔尝以此证汉与隋唐同异，未易可言，然循此以往，亦非必无可言者。蘧案：……。又案：《释名》，公尤所研讨。其蚤年跋《释名》云：《释名》以音言义。先辈之意，多以为不足依据者，然此例自古有之。如：祖之为言且也、庠者养也之类。郑君注经多用之。此书尤足考汉魏旧音诂训之支流。古音之渊薮，不可忽也。可与上为王说会通观之。”。注者按：征君指王国维 ，此处说王国维写信给沈曾植，而《王国维全集·书信》没有收入，则《王国维全集·书信》没有收全王国维的书信，有遗漏。 公指沈曾植。 陈氏《切均者》即指陈澧《切韵考》，古文中，形容声韵，有时用“均”，此处就是一例。 蘧指王蘧常。
[047]稍就陆氏《释文》以反切之弟一字部分诸字及五六卷而中缀：就：《中华字海》：“根据，依据～事论事。”。 弟：《中华字海》：“通‘第’，次第；次序《吕氏春秋·原乱》：‘乱必有～。’”。注者按：此处“反切之弟一字”即“反切之第一字”，反切有两个字组成，第一字表示声母，第二字表示韵母及声调（详见注[043]），此处是研究声母，前文说过“毋宁谓古双声明而后诂训明。”所以“反切之第一字”指字的声母。 部分：现代汉语中，部分是一个词语，指一个部位，而此处，“部分”并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词组，按类别分。《中华字海》：“部：类别（多指书籍、文章等的分类）。”。下文中的“部居条理”与此处用法类似：居：处于；条：秩序；理：区分，分别。“部居条理”即分别该属于哪一类。“部居”与“条理”互文（意义相同）。
[048]丙辰：即公元1916年2月3日至公元1917年1月22日。
[049]居处：是时，王国维住于上海爱立义路大通路吴兴里392号（注者按：据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沈曾植住于上海麦根路44号（注者按：据《沈寐叟年谱》）。
[050]郝懿行：(1757～1825)，号兰皋，山东栖霞人，清嘉庆年间进士，曾官户部主事。清时，疏证《尔雅》的书有两部。一部是邵晋涵( 1743～1796 )的《尔雅正义》20卷，注重采集《尔雅》古注和汉人诸书注解注释《尔雅》，兼释名物为郭注不备的。文字讲解简明精核。另一部是郝懿行《尔雅郭注义疏》20卷，这部书在辨释名物上注重目验，胜于邵氏《正义》，在疏解字义方面能因声以求义，略胜于邵。然剿袭邵书处极多，实是疵累，不免为人所鄙薄。
[051]以声音通之：即声训：从语词的声音方面推求词义的来源，以音同或音近的词为训，说明其命名之所以然的训诂方式。也称音训。声训起源很早。如《易经》：“乾，健也”。“坤，顺也”。“夬，决也”。“坎，陷也”。《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这些都是声训。到汉代，应用较广。汉末刘熙又作《释名》一书，专门用声训解说词义。从释词与被释词在声音方面的关系来说，声训约可分为4种： ①同音。例如,“景,竟也,所照处有竟限也。”“晷，规也，如规画也。”“土，吐也，吐生万物也。”“盲，茫也，茫茫无所见也。” ②双声。例如，“星，散也，列位布散也。”“火，化也，消化物也。”“木，冒也，华叶自覆冒也。” ③叠韵。例如，“山中丛木曰林。林，森也，森森然也。”“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毂,埆也，体坚埆也。” ④音转相近。例如,“船,循也,循水而行也。”“癣，徙也，浸淫移徙处日广也。故青徐谓癣为徙也。”“鼓，郭也，张皮以冒之，其中空也。”“辔，拂也，牵引拂戾以制马也。” 这4种声音关系主要从形状、性质、现象、功用和人所感受等各方面加以推陈,以说明事物命名之所以然,其中也自有可取之处；然而每个名号各自为说，且又多出于主观推测,不尽可信。如《释名》说:“山,产也,产生物也。”《说文》说:“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义相近而不相同，难以抉择其是非。不过利用这些材料可以考查古音，取其因声求义的办法以探求语源。清代的训诂学家受《释名》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52]会通：《辞海·会通》：“会合变通。《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谓各种运动现象的相合和相通之处。后多用为融会贯通的意思。”
[053]字原、音原：不是词组，但此处做专业词组用，查《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都没有找到。按：原：此处应作“源流”解，《汉语大词典》：【原】“源”的古字。【源流】指事物的起源和发展。《荀子·富国》：“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是无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此处上下文为：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053]。字原之学，由许氏《说文》[054]以上溯诸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辈不获见也。音原之学，自汉魏以溯诸群经，《尔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辈尤不能知也。”与此义相同。那么“字源”、“音原”应该是指字（音）的起源和发展。下文中的字源之学、音源之学均指研究字（音）的起源和发展的学问，即音韵学和文字学。。
[054]许氏《说文》：《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对后代影响极大的一部字典。东汉许慎著。书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到安帝建光元年(121)，遣子许冲上之于朝。 自秦始皇焚《诗》、《书》百家语以后，在西汉时期五经立于学宫的都是用隶书所写的“今文经”，虽然用篆书古文所写的“古文经”已开始出现，但一直为今文经家所排斥，到东汉时期才盛行起来。古文经家是有本之学，今文经家不明古人造字的条例，根据隶书，随意口说,荒谬不足信，所以许慎作《说文解字》一书,根据前代古文，首创分析文字结构的方法和理论，一扫西汉东汉间今文谶讳的谬说。 许慎在自叙里陈述作书的旨趣说：“俗儒鄙夫翫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覩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书中所收文字包括篆文（即小篆）、古文（壁中书）、籀文（大篆）、或体、俗体。“文字”通常是作为一个词来用的。许慎在自叙里说：“仓颉之初作书，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文”指的是整体象形表意的字，“字”指的是结体有表形表声的合体字，所以他以“说文解字”为书名，后代常常简称为“说文”。 《说文》是一部有严整体例的著作。全书以小篆为主体，分析字形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立为 514部，始于“一”部，终于“亥”部。本于五行家言，认为万物始于一，毕终于亥。凡字形偏旁或笔画接近的字都归于一部，举偏旁居一部之首。部与部排列的顺序大体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结构是否相近为准则，笔画结构相近的就序列在一起。 许书514部分为14篇，卷末叙目别为1篇，故为15篇。每部文字的排列主要本着 3个原则：①文字在应用上的意思是属于好的、善的列在前面，属于贬义的、不好的意思的列在后面；②一部之内，属于专名词的列在前面，属于普通事物名词的列在后面。③一部之内的字，义类相近的序次在一起，以便寻检。 每一篆文之下先言义，后言形体结构，最后或说明读若某。小篆之外，如有籀文、古文异体,则列其下,名为“重文”。全书共收篆文9353字，重文1163字。古书中所使用的文字大体具备，其中既有先秦所有的字，也有汉代新产生的字，为后代考查汉字发展的历史提供极宝贵的材料。近代以来识别甲骨文、金文,如果没有《说文解字》就难多了。因为有了许慎的书，所以现在得以读通大量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许慎分析字形,根据相传的“六书说”(见六书)。象形、指事由字形以见义。如说“气,云气也,象形”,“丄，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会意、形声则分别其组合成分，如“此，止也。从止从匕，匕即相比次也”。又“赏，赐有功也，从贝尚声”。凡言“从某从某”或言“从某某”，都是会意字；凡言“从某某声”的都是形声字。书中也有会意兼形声的，如“贫，财分少也，从贝从分，分亦声”。也有言“从某某省声”的，如“夜，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声”。许慎做了这些分析，对我们理解篆书的结构大有帮助，下而考察隶变也可以知道其来龙去脉，不知篆书形体，就难以明其音义。今如“夜”之从夕从亦,“春”(萅)之从艸从日, 屯声,都从篆书演变成今体的。所以清代道光年间黄承吉说:“不有《说文》，势必至今日举一字而不知其为何声，不知其为何义，甚至不知其属何偏旁。”（《梦陔堂文集》卷二《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说文》中的训释，或因形以说义,或取书传中的古训,灿然具备,虽为字书,实际也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训诂书。后代的字书都援引《说文》训释，以为典要。至于依照《说文》的偏旁分部来编排文字的，更多不可数。晋代吕忱的《字林》，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宋代司马光等的《类篇》，下至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清代张玉书等的《康熙字典》等都按偏旁部首排列文字，惟部首多寡有不同而已。直至现代所编的字典辞书也要应用部首检字的方法。由此可见《说文》一书在中国字典学史上地位之重要。 《说文》在唐代虽然传习不废，但善写篆书的不多。代宗大历年间李阳冰善于规摹李斯小篆, 并刊定《说文》，修正笔法，而臆说颇多。到南唐时徐铉、徐锴兄弟二人精究《说文》，徐锴作注，名为《说文解字系传》，凡40卷，详解许书，并纠正阳冰之误。南唐亡，徐铉入宋，于宋太宗雍熙初奉诏校定“说文”。将原书15卷各分上下。《说文》传本旧有后人所加音读，互有异同，徐铉改用唐代孙愐《唐韵》反切为定。经传古籍通用字有不见于《说文》的也作为“新附字”增入。书成奏上，由子监雕板传布。今日所见《说文》，除《说文解字系传》外，有徐铉校定本，徐铉本通称大徐本，徐锴本通称小徐本。两本文字的次第略有不同。大徐本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原本为汲古阁书，后归王昶，又归陆心源，今归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大徐宋本还有清代覆刻本,以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原刻本讹字较少书局影印本，并附有索引。徐锴书除《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抄本外，以清代祁嶲藻翻刻影宋本最善。 《说文》尚有唐写本木部残卷一卷，存 188字，清同治间。同治间番禺陈昌治覆刻孙星衍本改为一篆一行，检索最便，有中华莫友芝曾覆刻传世,并加笺识案语,名为《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原件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另又有口部数字, 也是唐本。似为日人摹本。以木部残卷而论,胜于大徐本处甚多。又徐锴编有《说文解字韵谱》一书，按唐本《切韵》韵次编排《 说文 》文字，徐铉又按唐代李舟《切韵》改订。意旨在于取便检查，稍具训诂而已。南宋时，李焘又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依据宋代韵书编列，始“东”终“法”。三种韵谱都有传刻本。 《说文》中保存大量古字古义，为研究古代典籍和研究古文字必读之书。清代汉学昌盛，学者对《说文》最为重视。有的校勘《说文》,有的为《说文》作注,有的研讨《说文》的体例以及书中的引经、读若之类，著作如林，纷然并陈，知名的不下百余种。其中最著称的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四家。 段玉裁从校勘刻本文字，考究许书体例入手，对全书详加注解，引据经传诠释许说，以许慎所加字义为字之本义，进而推衍其引申义、假借义，并定其古韵部属。考证详明，博大精深，创见极多，但也不免有武断处。 桂馥的《义证》意在证明许说，首先博引群书诂训，或数义，或十余义，依次序列，兼收详载,不加案断,供学者参订。然后别起，解说许书原文,厘订二徐讹误,资料丰富，条理秩如，极便参考。 王筠的《句读》在段、桂两家之后，就以段、桂所注和其他学者所论博观约取，取其精当处录出，而又略有增易更正，以便学者诵习。王筠又作有《说文释例》一书，专为解释许书体例而作。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改变编排方法，以古韵十八部为纲领，同部的按不同谐声声旁分别排列，声旁相同的字顺序列在一起,改换了《说文》原本的次序,除解说许慎的训释以外，旁及字义的引申和假借，并且在许书原有的文字之外另附汉魏以前书中所见的字，以当补阙。 这四家的书各有特点，对文字学和训诂学都有极大的贡献。清人研究《说文》的著述极多。近代丁福保曾搜集所有关于《说文》的著述，不论卷帙多寡，汇总集为一书，名为《说文解字诂林》,举一字而众注俱在,极便研究。正编之外又有续编，搜罗不遗余力，琅玕珠玉，巨细不遗,可以说是许学渊海了。
[055]葢：《中华字海》：“葢 同‘蓋’。字见《说文》。”。 “蓋”：《中华字海》：“表示原因，并有推测的意思非不能也，～未尽力焉。”。简写作“盖”。
[056]权舆，始也：《尔雅译注》：“通‘虇蕍quán yú’。草木始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上：“虇蕍之言～～也。……《大戴礼记·诰志篇》云：‘孟春，百草～～。是草之始也名～～也。’引申为开始之义。”。
[057]其萌虇萮：《尔雅今注》：“‘虇蕍（quányú）’，权舆，草木的萌芽状态。这里指初生的芦苇。”。
[058]蠸舆父，守瓜: “蠸（quán）舆父”，瓜类害虫，又名守瓜、黄守瓜、瓜萤、舆父。叶甲科。成虫橙黄色，有硬壳，群集危害瓜苗，啮食叶片。郭注：“今瓜中黄甲小虫，喜食瓜叶，故曰守瓜。”。郝疏：“常在瓜叶上食叶而不食瓜，俗名看瓜老子者也。”。
[059]三实一名：三实：指“权舆，始也”、“其萌虇萮”、“蠸舆父，守瓜”。“权舆”、“虇萮”“蠸舆”，读音相同，根据“以声为义”的说法（即音训，详见注释[051]），三者应具有同一个“名”（即同一个来源。）。
[060]权，黄华：《尔雅今注》：“权：草名。又称黄华。郭注：‘今谓牛芸草为黄华，华黄，叶似蓿。’郑樵注认为即野决明。”。
[061]权，黄英：权：木名。一种开黄花的树木。《说文》：“～，黄华木。”。
[062]义例：《汉语大词典》：“著书的主旨和体例。唐刘知己《史通·六家》：‘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五：‘唐五代史书皆公（欧阳修）手所修，然义例绝有不同者。’清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余编《桐城文录》，义例多与存庄手订。’”。
[063]母：《汉语大词典》：【字母】“音韵学术语。声母的代表字，简称‘母’。宋王应麟《玉海·艺文·小学》：‘光（司马光）有《切韵指掌图》，以三十六字母总三百八十四声。一’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字母》：‘三十六字母，唐以前未有言之者。相传出於僧守温，温亦唐末沙门也。’”。
[064]休宁戴氏古二十字母之说：休宁戴氏即戴震(1723～1777)，中国清代思想家、考据学家。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乾隆举人,后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对经学、天文、历算、地理、音韵、训诂等均有深入研究,为乾嘉时期“皖派”考据大师。著述有《毛郑诗考正》、《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勾股割圜记》、校《水经注》等。 戴震在古音学的研究上有重要成就。他最初把古韵分为7类20部（之幽宵侯鱼歌支脂祭元文真耕阳东蒸侵覃叶缉），后来又改为9类25部（1，歌鱼铎类：阿乌垩；2，蒸之职类：膺噫亿；3，东尤屋类：翁讴屋；4，阳萧药类：央夭约；5，庚支陌类：婴娃戹；6，真脂质类：殷衣乙；7,元祭月类：安霭遏；8侵缉类：音邑；9，覃合类：醃）。他所选定的韵目全是影纽字，这正表明了他懂得音理，因为影纽字没有辅音声母，更容易看出韵母的实际情况。他的第 1类是收喉音的，第2类至第5类是收鼻音的，第6类、第7类是收齿音的，第8类、第9类是收唇音的。每一类之中又分阳声、阴声、入声 3类。认为阳声韵是《切韵》音系里有入声之韵，阴声韵是无入声之韵。他对古韵的研究首先有主观的音理（实即等韵）,不肯纯任客观,这是与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最大不同的地方。凡是他认为应该合在一韵的,就说是审音本一类;凡是他认为应该分开的，就说是审音非一类。这影响到他对古韵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概括起来，戴震对古音学的最大贡献有两点：①把入声韵独立，看到了阴、阳、入三者相配的事实。同时，还用音理来说明声韵正转的道理：“正转之法有三：一为转而不出其类，脂转皆，之转咍，支转佳是也；一为相配互转，真、文、魂、先转脂、微、灰、齐……是也；一为联贯递转，蒸、登转东，……是也。”（《答段若膺论韵》）这对以后古音学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他的学生孔广森(1752～1786)据此明确提出阴阳对转的理论。②把去声祭、泰、夫、废4韵同入声月、曷、末、黠、□、屑 6韵分开，各自独立成一部。他认为这些韵无论从谐声系统，还是从《诗经》用韵，都不应该合在脂微部。
[065]犬马之齿：亦称“犬马之年”、“犬马齿”。《汉语大词典·犬马齿》：臣子对君上卑称自已的年龄。……亦用为对尊上卑称自己的年龄。 注者按：其时（1916年）王国维40岁，沈曾植六十六岁，实际相差二十六岁。
[066]者：：《中华字海》：“ nǎng音囊上声〗①从前，过去～日｜～时｜～与君善。②姓。
[ 本帖最后由 wshshshg 于 2008-3-30 22:51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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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30 22: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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