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通论》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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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通论》的思维模式


                                  （已经在国学数典上发过）
姚际恒，字立方，《四库提要》谓字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今休宁），长期居住在浙江的仁和。康熙时诸生。生于清顺治四年，卒于约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647-1715年）。《武林道古录》：
少折节读书，泛滥百家，既而尽弃辞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余婚嫁毕而注九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1】
姚际恒的《九经通论》包括《易传通论》，《古文尚书通论》，《诗经通论》，《春秋通论》，《周礼通论》，《仪礼通论》，《礼记通论》，《论语通论》，《孟子通论》。其中只有《诗经通论》、《仪礼通论》完整保存下来，例外还有《礼记通论》散入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尚书通论》的二十余条材料收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诗经通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依傍《诗序》，不附和《集传》，能从诗的本文中探求诗的意旨，从而对《诗经》的内容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解释。”【2】
关于《诗经通论》的创作意图，姚际恒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
自东汉卫宏始出《诗序》，首惟一语，本之师传，大抵以简略示古，以浑沦见该，虽不无一二宛合，而固滞、胶结、宽泛、填凑，诸弊丛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极蠢驳，皆不待识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说之、程泰之、郑渔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为《辨说》，力诋《序》之妄，由是自为《集传》，得以肆然行其说；而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因叹前之遵《序》者，《集传》出而尽反之，以遵《集传》；后之驳《集传》者，又尽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极。穷经之士将安适从哉？予尝论之，《诗》解行世者有《序》，有《传》，有《笺》，有《疏》，有《集传》，特为致多，初学茫然，罔知专一。予以为《传》、《笺》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与《集传》而已。《毛传》古矣，惟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宏旨，虽有得失，可备观而弗论。《郑笺》卤莽灭裂，世多不从，又无论已。惟《序》则昧者遵之，以为子夏作也，《集传》则今世宗之，泰为绳尺也。【3】
姚际恒认为，自《诗经》被尊为经典后，历代说诗的著作多如牛毛，令初学者无所适从。更严重的是，在这些解诗的书中，错误百出，把人引入歧途。如果仅仅把《诗经》作为一本让人开眼界的书还罢了，要是想体会诗的意义，就得下一番功夫。在论诗旨的书中，只有《诗序》和《集传》最重要，因此，把《诗序》和《集传》搞清楚了，诗旨也就豁然开朗了。
古人著书大多有破有立，《诗经通论》的出发点在揭示《诗序》和《集传》的谬误，同时也就申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知道，在阐释《诗经》时，对“六艺”的理解能决定阐释者的观点的正确与否。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将就姚际恒对赋比兴的看法略作探讨。
《诗经通论》开篇的《诗经论旨》申述姚际恒对赋比兴的看法。
《诗》有赋、比、兴之说，由来旧矣，此不可去也。盖有关于解《诗》之义，以便学者阅之即得其解也。赋义甚明，不必言。惟是兴、比二者，恒有游移不一之病。然在学者亦实无以细为区别，使其凿然归一也。第今世读者一本《集传》，《集传》之言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语临鹘突，未为定论。故郝仲舆驳之，谓“先言他物”与“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别？是也。愚意当云：“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是，则兴、比之义差足分明。然又有未全为比，而借物起兴与正意相关者，此类甚多，将何以处之？严坦叔得之矣。其言曰：“凡曰‘兴也’，皆兼比；其不兼比者，则曰‘兴之不兼比者也’。”然辞义之间，未免有痕。今愚用其意，分兴为二：一曰“兴而比也”，一曰“兴也”。其兴而比也者，如《关雎》是也。其云“关关雎鸠”，似比矣；其云“在河之洲”，则又似兴矣。其兴也者，如《殷其雷》是也；但借雷以兴起下义，不必与雷相关也。如是，使比非全比，兴非全兴，兴或类比，比或类兴者，增其一途焉，则兴、比可以无淆乱矣。其比亦有二：有一篇或一章纯比者，有先言比物而下言所比之事者，亦比之；一曰“比也”，一曰“比而赋也”。如是，则兴、比之义了然，而学者可即是以得其解矣。若郝氏直谓兴、比、赋非判然三体，每诗皆有之，混三者而为一，邪说也。兴、比、赋尤不可少者，以其可验其人之说《诗》也。古今说《诗》者多不同，人各一义，则各为其兴、比、赋。就愚著以观，如《卷耳》旧皆以为赋，愚本《左传》解之，则为比。《野有死鹿》，旧皆以为兴，愚以贽礼解之，则为赋。如是之类，《诗》旨失传，既无一定之解，则兴、比、赋亦为活物，安可不标之使人详求说《诗》之是非乎！【4】
能够看出来，姚际恒将“兴”与“比”各分为两种。对于 “兴”，一类是借物起兴，不必有意义关联，所谓“《诗》之取兴，多有微微相关者，不必执泥求之”，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起协调音节的作用。另一类是借物以起兴，二者有意义关联，这类是我们说的真正 的“兴”。关于“比”，一是“比也”，即全篇或全章只用了“比”这一种手法，与另一种“比而赋也”相对。像古代很多人一样，姚际恒没有象我们所预期的，把赋比兴三者的概念界定清楚，因此，姚际恒头脑中的赋比兴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只有靠猜测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姚际恒对赋比兴的理解，基本余我们的理解相同。为了证明这点，先看一个例子《关雎》。
对于第二章，《毛传》曰：“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姚际恒认为：
若然，以荇菜为共祭祀用，故后妃及之，则是直赋其事，何云兴乎！是误以《采频》释《关雎》矣。自毛为此说，郑氏执泥“左右”字，附会为妾媵助而求之，以实其太姒求淑女之说。或不从其说者，谓荇菜取喻其柔，又谓取喻其洁，皆谬。按“荇菜”只是承上“雎鸠”来，亦河洲所有之物，故即所见以起兴耳，不必求之过深。【5】
表达得很清楚，诗中“荇菜”只是起兴，与意旨没有意义上的关联。《毛传》将其解释为铺陈事物的赋，并因此而解为后妃采荇菜以供祭祀是错误的。同样，认为荇菜比喻“柔”、“洁”的说法也是附会。
再如关于《行露》的题旨，众说纷纭。这里，我们遵从姚际恒的“涵泳篇章，寻绎文意”的原则，从作为文学作品的《诗经》的文本出发，来考察姚际恒对诗旨的解释。
   
此篇玩“室家不足”一语，当是女既许嫁，而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因不肯往以致争讼。盖亦适有此事而传其诗，以见词女子之贤，不必执泥谓被文王之化也。苟必执泥，所以王雪山有“岂有化独及女而不及南”之疑也。《集传》曰，“南国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乱之俗，故贞女有能以礼自守，而不为强暴所污者。”不独只说得女而遗男，且若是，则此女不将前日亦淫乱，因被服召伯文王之化而始以礼自守耶！说诗最忌固滞，此类是也。【6】
    《诗序》说诗，每篇必言王之“化”，妃之“德”，姚际恒所陈述的理由在我们看来虽很幼稚，但能摆脱窠臼，已经很不容易了。
姚际恒力辨《诗序》《集传》之妄的目的在于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郑振铎说：
“要研究《诗经》，便非先把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的瓦砾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不可”，“这种传袭的《诗经》注疏如不爬扫干净，《诗经》的真相便永不能显露。”【7】
看来，不光是郑振铎，很多人都对《诗经》上的“瓦砾”感到不满，包括姚际恒：
予尝论之，《诗》解行世者有《序》，有《传》，有《笺》，有《疏》，有《集传》，特为致多，初学茫然，罔知专一。予以为《传》、《笺》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与《集传》而已。《毛传》古矣，惟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宏旨，虽有得失，可备观而弗论。《郑笺》卤莽灭裂，世多不从，又无论已。惟《序》则昧者尊之，以为子夏作也，《集传》则今世宗之，泰为绳尺也。【8】
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又见明人说《诗》在于凿【9】
那么，怎样寻绎《诗经》的本来面目呢？姚际恒的方法是：
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义不至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10】
应当肯定的是，姚际恒的这种方法，其意义在于力图恢复《诗经》的文学性，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授明代中后期的个性解放思潮影响，在技术上，则于乾嘉学风息息相通，虽然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太彻底。
“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阐释的原则。这点姚际恒当然不会有自觉意识，只是我们为作分析而加。按照当代诠释学的理解，造成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的沟通障碍的因素之一是字词的多义性与模糊性，是字词的多义性与模糊性造成了“诗无达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但是在有一系列的字词所构成的句子的线性结构中，具体字词的意义却只有一个。因此，准确把握句子整体意义对理解字词的意义至关重要。
要把字词还原到整体中，这对我们来说是常识，似乎不用浪费口舌，但对姚际恒来说，要身体力行的实践，其勇气是很可贵的。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涵泳篇章，寻绎文义”也不是姚际恒的发明，孟子早就提出过“以意逆志” 《孟子·万章》：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也，是周无遗民也。【11】
姚际恒对“以意逆志”的接受是有明确意识的。虽然后世对“意”的所指众说纷纭，但能肯定姚际恒认为，“意”指作者之“意”。例如《将仲子》，对这首诗的解释，《毛诗序》曰：“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
郑《笺》曰：“庄公之母，谓武姜，生庄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无礼，公不早为之所而使骄慢。”《正义》曰：“《将仲子》诗者，刺庄公也。朱熹《诗集传》曰：“莆田郑氏（郑樵）曰：‘此淫奔者之辞。’”
姚际恒则说：
《将仲子》，《小序》谓“刺庄公”。予谓就诗论诗，以意逆志，无论其为郑事也，淫诗也，其合者吾从之而已。今按以诗言郑事多不合，以为淫诗则合，吾安能不从之，而故为强解以不合此诗之旨耶！此虽属淫，然女子为此婉转之辞以谢男子，而以父母、诸兄弟及人言为可畏，大有廉耻，又岂得为淫者哉！【12】
前文说过，姚际恒对“以意逆志”是有明确意识的，《自序》：
说者咸谓孟子之释《北山》必有所本；予谓非也，此亦寻绎诗意峨得之。不然，胡为有“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之训乎？【13】
姚际恒在理论上标榜“以意逆志”，但实际上他落实的很不尽人意。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原因是姚际恒没有彻底摆脱把《诗》经化的束缚，实际上他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比如《木瓜》：
《小序》谓“美齐桓公”；《大序》谓“齐桓救而封之，遗以车马器服焉，卫人思欲厚报之而作是诗”。按此说不合者有四。卫被狄难，本未尝灭，而桓公亦不过为之城楚丘及赠以车马器服而已；乃以为美桓公之救而封之，一也。以是为卫君作与？卫文乘齐五子之乱而伐其丧，实为背德，则必不作此诗。以为卫人作与？卫人，民也，何以力能报齐乎？二也。既曰桓公救而封之，则为再造之恩；乃仅以果实喻其所投之甚微，岂可谓之美齐桓乎？三也。卫人始终毫末未报齐，而遂自拟以重宝为报，徒以空言妄自矜诩，又不应若是丧心。四也。或知其不通，以为诗人追思桓公，以讽卫人之背德，益迂。且诗中皆绸缪和好之音，绝无讽背德意。《集传》反之，谓“男女相赠答之辞”。然以为朋友相赠答亦悉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14】
这段话典型的体现了姚际恒的批评方法。其基础是在“涵泳篇章”的过程中体会出的旧说的逻辑上的不合理处，再证以其它《春秋》或《书》中的材料。说到底，这种方法的实质仍然是猜。再如《河广》：
《小序》谓“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郑氏因谓“襄公即位，夫人思之”。严氏以其言“河广”，则是在卫未渡河之后；时宋襄公方为世子，卫之戴文俱未立也。是矣。【15】
当我们把《河广》所有的所谓“本事”全部剥离了之后（事实上我们也不得不剥离，毕竟年代久远，时代悬殊），我们只得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宋过人隔着黄河思念家乡，至于这个宋过人是什么身份，是平民还是贵族，已经不重要了。而且，我们也很难想象在清朝的时候，还一定要把这个思乡的人落实到襄公之母或襄公夫人的意义。
综上所述，姚际恒对《诗经》的解说，有明确的理论指导。虽然在实际操作中有偏差，但无疑具有现代气息。

注释
以下所引均为《诗经通论》，姚际恒著，顾颉刚标点，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一版
【1】《诗经通论·出版者说明》
【2】《诗经通论·出版者说明》
【3】《诗经通论·自序》
【4】《诗经通论卷前·诗经论旨》
【5】《诗经通论·卷一》
【6】《诗经通论·卷二》
【7】郑振铎《读<毛诗序>，顾颉刚编《古史辨》（卷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诗经通论·自序》
【9】  《诗经通论·自序》
【10】《诗经通论·自序》
【11】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215页
【12】《诗经通论·卷五》
【13】《诗经通论·自序》
【14】《诗经通论·卷四》
【15】《诗经通论·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