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度庐与侠情小说

东施

             王度庐与侠情小说

    现代武侠小说很重要的一支，是侠情小说。侠情小说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唐传奇，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可视为滥觞之作。金庸曾在《侠客行》书后称《虬髯客传》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说：“这篇传奇为现代武侠小说开了许多道路：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有男女青年的恋爱：男的是豪杰，而女的是美人（乃十八九佳丽人也）；有深夜的化妆逃亡；有权相的追捕；有小客栈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我又曾想，可以用一些心理学上的材料，描写虬髯客对于长头发的美貌少女有特别偏爱。很明显，虬髯客对李靖的眷顾，完全是起因于对红拂女的喜爱，只是英雄豪杰义气为重，压抑了心中的情意而已。由于爱屋及乌，于是尽量帮助李靖，其实真正的出发点，还是在爱护红拂女。”
　　苏州大学的徐斯年教授则在《〈中国小说史略〉注释补证》中对此别有见解：“或以此（《虬髯客传》）为‘侠情小说’之祖，则似是而非；主人公（虬髯客）与‘情’无关；红拂对李靖乃‘慧眼识英雄’，故事于‘情’则未充分展开。”徐教授认为《虬髯客传》和《无双传》、《霍小玉传》、《昆仑奴》、《柳毅传》等含有侠情因素的唐人传奇一样，与后世的侠情小说区别甚大。清《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在《缘起首回》提出：“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虽然他的小说本身不一定完全实现了这一观点，却对后世同类型的作品影响很大。正如陈平原教授《千古文人侠客梦》所云：“‘英雄’与‘儿女’的结合，不单影响了侠客形象的塑造，而且部分改变了小说的结构技巧……日后出现的无数以侠客姻缘作为小说结构主线的小说，在此已可见端倪。”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武侠小说家对“侠而情”的侠客开始感兴趣。王度庐之前通俗文学作家涉及“侠情”的作品有叶小凤《古戌寒笳记》、李定夷《霣玉怨》、顾明道《荒江女侠》等，短篇也时有涉及，然而总是或偏于情，或偏于侠，二者均衡的难得一见。与王度庐同时的朱贞木写有《七杀碑》、《罗刹夫人》等侠情题材的力作，然而却被指责男性中心主义、“娥英兼美”，趣味迂腐。自王度庐《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系列小说问世，武侠小说“悲剧侠情”这一品类才趋于成熟和完善。
　　王度庐为当今读者所知晓，正如北大教授张颐武所言：“借助于《卧虎藏龙》的电影，他好像从以往的长期被遗忘中被发掘出来，但却还是无法进入人们的记忆的中心，仅仅如同影子一样在光荣和辉煌背后时隐时现。”徐斯年先生则说：“电影《卧虎藏龙》的片尾，用很小的字号打着‘王度庐小说改编’七个字……然而，我们还是要感谢李安：不仅因为他使世界承认了中华文化、艺术的魅力，并且因为他使人们重新‘发现了王度庐’。”而当今更广大的读者，首先接触王度庐的作品，始自上世纪80年代的《今古传奇》这本大众通俗读物。已故四川作家聂云岚凭着幼年阅读的记忆，根据王度庐的《卧虎藏龙》改编创作的《玉娇龙》，于1983年至1985年在《今古传奇》连载后，使该刊的发行量从41万份飙升至273万份，聂云岚一时名声大震，并由此引起了与王度庐家属的一场官司。
　　不论一般读者、武侠研究专家还是武侠小说作者，都提到阅读王度庐“鹤铁五部作”带来的强烈震撼。在谈到为什么王度庐的侠情小说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俞秀莲、玉娇龙等女侠形象如何能够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电影市场中绽放异彩，《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说：“这个题材吸引我的，主要是女主角的戏重，这在武侠小说里面很少见。一般武打片都是男性的幻想……所以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的，我觉得很特别。”
　　台湾学者叶洪生认为：“他（王度庐）打破了既往‘江湖传奇’（如不肖生）、‘奇幻仙侠’（如还珠楼主）乃至‘武打综艺’（如白羽）各派武侠外在茧衣，而潜入英雄儿女的灵魂深处活动；以近乎白描的‘新文艺’笔法来描写侠骨、柔肠、英雄泪，乃自成‘悲剧侠情’一大家数。爱恨交织，扣人心弦!”（张祎林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