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走在目录学轨道上的国学大师

东施

余嘉锡-走在目录学轨道上的国学大师

余嘉锡（1883－1955），字季豫，湖南常德人，清末举人，当代著名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生前曾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文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等职。著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论学杂著》等。余嘉锡是文献学家、目录学家，于中国图书目录学贡献极大。他自称解学问之事，是从读《书目答问》开始的。他以几十年的功夫，著述了《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和《世说新语笺疏》等名山大作。余嘉锡读书万卷，博学强记，卓有成就。他学识渊博，实得力于目录学，而他终生所从事的学问，也是以目录学为主，几十年以考索四库提要为恒业。

扬名北京学界


余嘉锡一生离不开书：读书、教书、著书。   
余嘉锡启蒙后，终日手不释卷，早就熟读四书、五经、楚辞、文选。14岁时就作《孔子子弟年表》，15岁时又为《吴越春秋》作注。1901年，18岁中举的余嘉锡几乎读完了自《尚书》《诗经》至元明杂剧平话的大多著作，并自称四部：“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凡读书皆有收益，日伪侵占北平的时期，无所事事，他即从图书馆查阅有关野史笔记和方志，著作了《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一方面丰富学术研究，一方面更是抒发了民族正气和抗外侮的理念。   
科举废止后，余嘉锡在名士赵尔巽家教读子弟，同时审读赵尔巽总纂的《清史稿》，后返家乡湖南常德师范学堂教书。1927年赴北京，无依无靠，幸而为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发现。陈是名满京华大学者，稍经交谈，即认定余嘉锡乃博学之士，实不多见，当即聘请他为辅仁大学讲师，主讲目录学。
余嘉锡讲授目录学，只携带一张纸，纸卜写有提示和纲目，其余就凭自己记忆旁征博引。他讲授的目录学课，举例生动、恰当，没有空话、废话。学生反映，如果在课堂上不用心听，不认真记笔记，课后再到图书馆翻上3天书，也找不全他课堂上所引用的图书，得不到一堂课所获得的知识。   
余嘉锡上课面无笑容，目不斜视，从不对学生假以声色，对学生相当宽容。凡考试给的分数，最差也是D(及格)，全班学生成绩上下都差不多，但要取得C(良好)，那就很难了。由是学生送了他一个“黄河清”的绰号，源自俗话“圣人出，黄河清”。
余嘉锡目录学讲得好，此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都相继争聘他为教授。1931年，辅仁大学也聘他为教授兼任国文系主任。他始终与学生讲授目录学以及《世说新语》研究和《楚辞》等课。每当上课，课堂就会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有年他讲《世说新语》研究课，甚至连历史系、教育系的师生都赶来旁听呢。
北平沦陷后，余嘉锡还常借讲课宣扬爱国。有次某学生为迎时好，竟向他提出要选修日文。他不发一语，只在课堂黑板上用自己擅长的楷书，大笔写了晚唐诗人司空图的诗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重视目录学的功用


凡治学者，必须懂得目录学知识，目录学是进入图书馆的一把钥匙。余嘉锡在辅仁大学开讲目录学时，启导学生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看书要背目录。他说，目录背下来了，书的主要内容也就记住了。   
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尤其将目录学功用归纳为六：即“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因目录访求阙佚”、“以目录考忘佚之书”和“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这些都可认定是他精通目录以治学的经验之说。在书中可以看到他对每个具体课题所涉及的文献，有全面、完整的了解，对每部用书的源流演变，都有极精致的理解，据此而展开写作，无不举证充分，逻辑严密，令人信服。当年在北京大学听课的学生张中行就此大有顿悟，说他讲目录学：“目录方面的情况他是吃透了。治旧学，思路清楚，甚至可以说有新时代的科学精神。”“今代盛行大话和空话，前现代、后现代之类，丈二和尚人摸不着头恼，对比之下，还是觉得老一辈的一步一个脚印值得珍重。”
余嘉锡的目录学全面继承和总结了自汉以来的目录学，并开始发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念，进一步地提出，“目录之学，实兼学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余嘉锡还说：“目录者之史也”，也就是这个道理。
余嘉锡构建了自己的科学目录学理论体系。他非常珍视自己的《目录学发微》。1942年在辅仁大学开辟目录学课时，就以本书和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为课本。有次学生来新夏整理课堂笔记，在“目录学用书”一题下，自写有“近人姚明达有《目录学年表》《中国目录学史》，但仅系言目录学发展经过，非言目录学本身之书也”。余嘉锡读后将此语用墨笔勾去，另写有眉批：“姚某之书大抵剽窃余之《目录学发微》，改头换面。余以其不足齿数，故未尝一言及之。说生自以意窜入此数句，余所不敢与闻也。”耿介性格，可见一斑。   
余嘉锡还指导学生读书，要自制目录索引。他常以《三国志·董遇传》“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勉励读书要读多遍，自然能悟出道理，并提出要以书中出现的人名、著录等，反复编制三种索引，即可掌握学问之七八。

五十五载铸《四库提要辨证》


余嘉锡常说：“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提要”，即清乾隆时所修的《四库全书总日提要》。余嘉锡16岁读张之洞《书目答问》，领悟到做学问应从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着手。翌年，他接触了“提要”，日后读之不厌，有所疑即考证，有所发现即将所得写在书页上方空白处，钩沉索隐，辨证疑难，到1931年已得700篇，40年代曾取子、史两部200余篇付印。此后又经多次修改增写，又得260余篇。1954年10月，才写定490篇。1958年，这部《四库提要辨证》全书由科学出版社推出，而余嘉锡已在3年前逝世。  
这是一部以“微观高度研究我国古籍的巨著”。余嘉锡说“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合此，莫由问津。”但见于此部目录乃钦定，是集体特制的官修，它受到时代文化制约，多有讹误。他也认为“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始得一义，便率尔操觚”，以致“纰谬之处，难可胜言”。总纂官纪晓岚也因以一人之力承担全书定稿，不免“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经过100余年的时间考验，已经露出大大小小的误区，因而要“辨证”；就是要充分应用目录学版本学知识，从哲学、文学、历史和社会等多方面予以全方位的考证、纠误、补正。
余嘉锡作“辨证”，几乎翻遍了四库全书和全书前所有的图书，凡“提要”所说必做钩沉索引，征引考核，此中凡作者的姓名、行事、文化轨迹和背景等等，“凡有所疑，必审核该书，定其然否”。他见于读书博，经史子集无不浏览，所以能发现症结所在。正如陈垣所说：“他并不仅仅限于鉴别版本，校雠文字，而是由‘提要’上溯目录学的源流，旁及校勘学的方法，并且能研讨学术发展过程，熟悉历代官制、地理和史学。他平日博览群籍，为文则取精用宏，非清代目录学家之专治版本、校勘者所能及。”   
《四库提要辨证》所涉博大精深，对近500种书中的各种复杂问题，都有精当的科学解析，具体的指谬和创见。同时，颇值得赞赏的是，“提要”很有时代精神。    《四库提要辨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48年，此书尚在写作时，他就以此书部分成就被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推选为院士。院士在当时中国是最高学位，同时人选的人文学科人士胡适、张元济、傅斯年、王云五、陈垣、陈寅恪、郭沫若等皆为一代大家，即使如吕思勉、钱穆和潘光旦等大师级学者也名落孙山呢。

笺注《世说新语》


余嘉锡藏书2000部。早年书斋命名为“读己见书斋”。他说：“书尚未见，何以读之?”这是针对某些人专以读人所未见之书相标榜，它毕竟有限，对极多数常见常用的书不读不知，这是合本逐末，无根之学。在日寇侵占北平后，他又改题书斋为“不知魏晋堂”，自此又为《世说新语》作笺证。
他的这部《世说新语笺疏》，自1937年始，共做了16年。周祖谟教授称他是“用心之专，殆非常人所能及”。余嘉锡也自称，“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老瘁”。   
《世说新语笺疏》凝结了余嘉锡的心血和思维，他充分运用校勘学、文献学，参照刘孝标注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作法，分别以五色笔用唐宋类书有关文字和唐人写本《世说》残卷校勘自用本。1938年5月后，他又参用日本影印宋本与明清刻本，后即采录自南梁刘孝标注以来有关著作作笺注，“随文疏解，详加考校”，着意于考信史实。其采纳面之广，即近现代学人就有文廷式、李慈铭、吴承仕、刘盼遂等诸家，将它们分别用朱墨等色笔以正楷写录于自用本天地行间。对《世说新语》和刘孝标注所说的人物事迹，一一寻检史实，考核异同，对原书不备的，略为增补，以广异闻；对事乖情理的，则有所评论，以明是非。   
《世说新语》是以魏晋时期为文化大背景的，而魏晋又是中国中世纪大动荡、大改组的一个纷乱时期。余嘉锡身居北平沦陷区，读此书更能生情感世，正如他在题记中称，“读之一过，深有感于永嘉之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日重读，回思在莒，不知其欣戚为何如也”。他为 《世说新语》笺注，也是通过前代历史， 自当明鉴戒，励节概，为伸张民族正气，扶正去邪抒发情愫。此类笺注文字，比比皆见。如抨击所谓名士华歆、王朗，“自后汉之末，以至六朝，士人往往饰容平、盛言谈，小廉曲谨，以邀声誉。逮至闻望既高，四方宗仰，虽卖国求荣，犹翕然以名德推之。华歆、王朗、陈群之徒，其作俑者也。”又称司马懿在渭滨前线假为请战，曹睿派辛毗前至阻战，那是 “君臣上下，相与为伪，设为此谍，以老蜀师，佐治(辛毗)之仗节当门，装模作样，不过傀儡登场，叫人提掇耳。”   
于笺疏里见思想，论古讽今，这在沦陷区就正士气、励志节自有积极意义。所以他的笺疏颇有含金量，也是他运用校勘学、文献学和目录学等知识，获得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