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洋学而不崇洋的钱锺书

东施

通洋学而不崇洋的钱锺书
来源： 羊城晚报
作者：黄维樑


　　钱锺书(1910-1998)有“文化昆仑”、“文化英雄”等美誉。今年是钱先生百岁诞辰纪念年，12月19日是他去世12周年的忌日。钱锺书一岁抓周时，抓的是书。他人如其名，钟爱书：一生读书、一生著书。

　　我们读钱氏诸书，知道他打通了中西文化，打通后提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学说。他身经乱世，国弱民穷，但他没有因此而贱视中国传统文化，患了民族文化自卑症。他打通了中西，让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平起平坐，论其心同理同处。他通洋学而不崇洋，与很多中华学者不通洋而崇洋大异其趣。纪念钱锺书，可说的甚多，这里只道与“崇洋”有关的一事。

　　崇洋的中华学者，往往连西方汉学界的洋学者也奉为崇敬的对象。一位中华学者月前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将学术思想纳入文学形式，娱吾思及人之思，乐吾趣及人之趣，用兼具叙事、隐喻、拟人等话语方式的文学性言说，拆解既有的研究套路，为中国文学批评贡献‘娱思的文体’(entertain an idea)”。宇文所安的说法是：“我以为，中国古典文学（论著）非常需要‘散文’，因为它已经拥有很多的‘论文’了。”他指出“论文”与“散文”的区别：

　　“论文”于知识有所增益，……“论文”可以很枯燥，但仍然可以很有价值，“散文”则应该给人乐趣———一种较高层次的乐趣：思想的乐趣。

　　其实，钱锺书写论文时，用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学性强、予人阅读和思想乐趣的“散文”文体，只是该汉学家及其崇敬者未曾觉察，或虽觉察而不指出而已。当代诗文双璧的余光中，以文为论，所写的文学论文也是这样的一种文采斐然、生动活泼、让人乐读的“散文”。

　　钱锺书学问渊博，出入中西七种语言的典籍，肆意征引，而绝不滥用术语，行文绝不晦涩夹缠；反过来说，文笔俊朗活泼，读来乐趣盎然，正是其特色。其小说《围城》这样议论文凭：“这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能，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里说的是学位证书与学问没有必然关系；愈是学问不济的人，愈需要文凭来掩饰。小说中的买办张吉民，“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金牙和肉屑，都是妙喻。钱锺书是比喻大师，像个嗜鱼的饕餮客，他是个无喻不欢的作家。

　　钱锺书的文学论文也文采斐然，令人读之而乐。他这些论文在明畅说理之际，讲究用比喻、用对仗，活泼多姿，与一般学术论文的行文平实以至枯燥乏味，大不相同。例如，《诗可以怨》比较司马迁和锺嵘对写作动机的说法，解释道：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只说“舒愤”而著书作诗，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采不表于后世”，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作用，能使他死而不朽。锺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作用，能使他和艰辛冷落的生涯妥协相安。

　　这样说固然文意清晰畅达，而钱锺书不满足于“辞达而已矣”，乃要在这段话之前，先来一句：“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锺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让读者眼前一亮，脑海光波一闪，跟着追读下文。这好比是作战时夜空中先放了个照明弹，然后挥军出击，直捣黄龙。《宋诗选注·序》的辞采更璨亮，比喻一个接一个，这里只举一例：

　　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还有对仗式语句：在宋代———

　　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

　　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

　　《文心雕龙·论说》指出，“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意谓“说”就是喜悦，说话或“说”这种文体，应该令人喜悦、予人乐趣。新近流行“乐活”一词，从LOHAS而来。LOHAS是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的缩写，意为“健康而永续(亦译作“可持续” ) 的生活方式”。笔者论钱锺书的文风，以活泼机智、令人乐读形容之，是谓“乐活”。这里的LOHAS可释为Literary 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即“健康而永续的文学方式”；相对于那些以“艰深文饰浅陋”、枯燥无味的“论文”，钱氏的文风自然才是健康而可持续的、可传后世的。古人说礼失而求诸野，现在崇洋的学者，却不知道“华”文在而求诸洋。

　　2009年辞世的法国人类学者利瓦伊·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在其论著中指出，原始部族的深层思想体系，跟文明的西方社会并无分别。加拿大己故文学理论家弗莱(Northrop Frye)则观察到不同国家、语言的文学中，有其普遍存在的各种原型。史陀和弗莱之说也就是“心同理同”之意。二人的学说获普世重视，影响深远。钱锺书的《谈艺录》在1948年出版，其伸延性巨著《管锥编》则在1979年 ，钱锺书视野之阔大，大概超过史陀和弗莱二人。中华学者中仰钱者众，其“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说得到一些人的认同，钱学且已建立起来，但可惜的是其学说尚未有国际地位。除汉学家外，西方学者不认识钱锺书，中华学者之透彻识钱者恐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