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斗周信芳目击记(雷甫)

东施

1969年“九大”以后，上海京剧院革委会鉴于周信芳已被批判多年，有意想“解放”他。周曾是上海京剧院院长，遂打了个“请示报告”给市革会。1970年，张春桥在上海市委会、市革会的一次会议上，谈到“阶级斗争新动向”时，阴险地说：“京剧院打了个报告，说要解放周信芳。假如周信芳也可以解放的话，那么，地富反坏右都可以解放了……”
    1971年3月，“麒老牌”（这是京剧爱好者对周的别称）被押解至化工系统“游斗”。我们几个麒派戏迷也设法混进了该校的大礼堂，目睹了一幕“闹剧”。
    这一年，周信芳76岁，已至垂暮之年。会上，这位古稀老人被押解着上台，身穿一件蓝色的旧卡其布人民装棉大衣，头发凌乱，目光茫然。
    只听会议主持者问：“你是周信芳吗”
    周答：“是的。”
    问：“你知罪吗？”
    周答：“知罪。我罪大恶极。”接着就像背书似的背了一遍“罪恶史”，末了又说：“我罪该万死，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会场上顿时发出笑声。
    主持者原本希望周会“狡辩”、“抵赖”，殊不料，一开场周的“认罪态度” 就极好，几个问题问下来，已无话可问。主持者又怕冷场，于是就即兴发问：“你为什么穿这么一件破旧的棉衣啊？”
    听到问自己身上的棉大衣，周信芳那灰翳的眼睛顿时放出异样的光彩：“我这件棉大衣，是1951年那一年参加中国人民访朝代表团，在朝鲜慰问志愿军演出时，政府发给我穿的……”
    也许是勾起了在朝鲜抗美前线为最可爱的人演出的美好回忆，周信芳不由得笑了。这一笑，又立时招来“打倒周信芳”、“周信芳不老实就叫他灭亡”之类的“革命口号”。
    为扭转这尴尬局面，主持者“急中生智”，猛地对着话筒大喝一声：“周信芳， 你怕死吗？”
    也许，他以为周信芳必定怕死，只要他一回答“怕”，那么，就可以与“活命哲学”挂起来批判了，这样批斗会不是又有戏可唱了吗！岂料，自“文革”开始即失去自由、身心备受摧残的周信芳，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只听他铿锵有力地说：“不怕！我但愿现在就死！”
    顿时，全场哗然。这苍劲而又熟悉的麒派声音，震撼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心灵，不少人纷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他们对眼前的这位老人更多的是同情、怜悯和尊敬——因为他们发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真实的周信芳，与“四人帮”所控制的舆论机器制造出来的那个所谓“反动权威、老反革命分子周信芳”完全是两码事。
    这项“游斗周信芳”的计划，仅热闹了两三个月，最终不得不以“副作用太大”为由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