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俊：老子生活年代考

商汤之风

作者：姚文俊 来源:学术批评网

                  老子生活时期究竟如何？

据现在的普遍说法，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乃周朝人。其中，对老子的生活时期究竟是“西周”，或者是“东周”，均无从查考。不过，对老子的岁数的说法，倒存在几种：

一是司马迁认为：“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三百余岁，以因修道而养寿也”。但其未能说明老子具体的生活时期。

二是老子文化网认为：老子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约百岁以内。

三是孔子曾说：“窃比我于老、彭。”其中，“彭”者，彭祖也。古传彭祖寿高八百，此间将“老子” 与“彭祖”相提并论，看来老子的岁数的确不小。其说法，也未能说明老子具体的生活时期。

从这些说法来看，老子长寿无疑，且在孔子之前。其中，第1、2种说法，因有附会“孔子见老子”之说，而因孔子是“春秋晚期”人，于是人们普遍认为，老子也是“春秋晚期”人，即东周人。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

然而，笔者认为，老子不是“春秋晚期”人，更不是“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为什么？

因为，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即“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武术”，和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是根本就不会产生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而只有“西周中晚期”，才是产生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土壤。

那么，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究竟是什么呢？

概括的说，这个“土壤”就是：大一统的天子专制的时期，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动摇大一统的天子专制的时期。

对此，形成如下两个推论：

推论一：“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即为“西周时期”，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之所以说“西周时期”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这个时期只普遍存在有“单打独斗”的“武打”，而基本没有诸侯间争霸战争的“集团作战”。也就是说，只有在“武打”的时期方才能够产生出老子及其《道德经》的“武术”思想。

笔者著文《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擂台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等等，就已经阐明了老子及其《道德经》把“武打”变成“武术”的事实。而“武术”，就是后来的“兵法”之源。因为“武术”与“兵法”虽然“打同一理”，但是“兵法”概念的外延远比“武术”大得多，并只有在“集团作战”的时期得以出现。故从“武术”时期与“兵法”时期划界，“武术”乃是“单打独斗”的产物，而“兵法”则是“集团作战”的产物。换句话说，“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方才表现为“武术”时期，而诸侯间争霸战争时期则表现为“兵法”时期。

因老子缔造“武术”，就是建立在“单打独斗”的武打基础上的。这个事实表明，老子生活在“武术”时期，即“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一个充满“武打”，但几乎没有“集团作战”的时期，特别是没有诸侯间的争霸战争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几乎没有战争，社会相对比较平和、安定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应该是周天子统治下的“西周时期”。

如果老子生活于诸侯间“集团作战”的争霸战争的时期，即如“春秋战国时期”，那么，老子就不会单单创“武术”了，而应该会创“兵法”。

因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春秋时期”，即从东周16年{公元前684年}开始的长勺战争就已经告别了“单打独斗”的“武术时代”，而全面进入了诸侯间“集团作战”的“兵法时代”。故在东周16年后，不会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同时，孙子、鬼谷子等人，人们公认他们生活于“春秋中、晚期”，他们的“兵法”则由老子“武术”而奠基。故在“武术”与“兵法”的传承关系上，有着如“老子”与“孙子”之说，即在如类似“血缘关系”上的“暗喻”。这个事实表明，老子，与孙子、鬼谷子等人不会共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老子的生活时期必然远比他们更早。

推论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动摇大一统天子专制的时期”，即为“周厉王时期”，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之所以说“周厉王时期”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这个时期产生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而这段历史，正是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之源，正是老子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之源。

史书载：周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周厉王时期，政治衰败。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将山川林木鱼猎之利统归王室，并且加重了对于民众的剥削。造成“下民胥怨，财力单竭”的局面，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当民众指责厉王的暴虐行径时，“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其施行的无疑的是“霸道”和“暴政”。公元前871年“国人暴动”推翻了周厉王统治。周厉王狼狈逃出王宫，在国人的追逐之下，渡过黄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县东北）。大家推举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另说：平民推选诸侯共伯和执政}。“共和行政”长达十四年之后，周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

这段历史，为老子及其《道德经》“柔弱胜刚强”思想提供了“社会实证”。

基于此，老子从“道法自然”及其“阴阳辩证法”出发，提出了“柔弱胜刚强”思想，以之对“刚强胜柔弱”进行了批判。

“刚强胜柔弱”是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基础”。在统治者看来，“刚强胜柔弱”是颠扑不灭的永恒真理。以此，统治者自比为“天子”、“太阳”等等，俨然不可侵犯。但是，统治者的“刚强”，却在“柔弱”的百姓发起的“国人暴动”面前被碰得粉碎。故老子认为，“柔弱”可以战胜“刚强”，从而彻底动摇了统治者赖以的“统治思想基础”。

也正是这段历史，使老子产生了以“民心”观和“契约”观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指出了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径。

表现在：

第一、“国人暴动”，使老子看见了百姓的巨大力量，从而产生出了“民本”思想。

老子的“民本”思想是什么？概括起来，这就是，其一，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为“公”，不为“私”的“忘我”思想。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认为，道和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道”，这里简单说就指“政权”。道生长培育出来，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故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做到为“公”不为“私”，其统治才能长久；其二，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先人后已”的思想。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认为，要成为“圣人”，则要将自身置之于度外，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和艰辛，并身先士卒，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干，方才可能。这也正如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其三，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爱民”的思想。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认为，将个人的利害得失与天下苍生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以爱天下苍生为已念的人，百姓才会相信他，并靠他为百姓办事，百姓方才放心；其四，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得“民心”的思想。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认为，圣人的思想虽然是经常变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变化，都要把百姓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言行一致。只有这样，就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就没有办不成的大事。

第二、“共和行政”，使老子看见了“契”的重大作用，从而产生出了“有德司契”、“以契彰德”的“契约管理”思想。

老子通过“共和行政”，看见了国民“推举”出来的大臣、诸侯等等代替国王行政的事实，从中，老子看到了在国民之间、大臣诸侯之间，和在百姓与大臣诸侯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约定”，即“契约”关系。这种关系维系了14年之久，并顺利完成了周天子的接替。这个事实，使老子认识到“契约”也是执政的一种管理形式。而且，因了这“契约”关系，彰显了人们“遵契”、“守契”之“德”。社会由此而安定。基于此，老子产生了“契约管理”的思想。

那么，老子“契约管理”的思想是什么？对此，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老子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暂时了结大怨，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要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彻底的解决了。而且，老子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认为，“德”是凭借“契约”办事而表现出来的，而无德的人才会去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东西。自然赋予各个个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其间没有亲疏，高尚的品德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因此，在老子看来，以“契约”精神来办事，是符合天道的。正是符合天道，故其间就没有亲疏，不讲人情，大家的利害得失机会均等。而这种以“契约”精神来办事的人都是与心怀“善”心的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故在老子看来，只有按照“契约”办事，方才能够做到“以契彰德”、“以德服人”，做到“德善”、“德信”。正是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了“契约管理”思想。这正如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在老看来，“契约”充满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体现出“对等”和“公平”，彰显出“德治”。这就是最好的管理。

因此，老子的“民本”思想和“契约管理”思想，它们反映在政治上就讲“绝圣弃智”。其中，“绝圣”，就是摒弃统治者自以为是的“愚民”政治；“弃智”，就是摒弃各级官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坑民”政治。从而指出了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径。

正是如此，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要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力量而有所行为收敛，并要做到“忘我”、“爱民”，顺乎“民心”，和实行“契约管理”，这样做，就表现为统治者自居“柔弱”地位，实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于是其统治才能更加长久，从中，也才能使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上述的老子政治思想，在《道德经》中已经反映得很清楚了。

由此可见，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特别是“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只有在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深刻总结、反思之中，方才可能产生。

所以，只有西周“周厉王时期”，才是产生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真正的、唯一的土壤。

这种认识，应该说，是符合老子思想实际的，是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发展逻辑的。

除此之外，在中国先秦的历史上都不可能产生出老子这种思想和主张。

比如，先秦历史上的“商汤灭桀”、“武王伐纣”，等等，都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斗争，从根本上说，都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其无视百姓的力量，最多不过就在“利用”百姓而已。故从中不能产生如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不能产生如老子的“民心”、“爱民”和“契约”、“契约管理”的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比如，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因为，有道是“春秋无义战”。“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权利交替和更迭，不过都在演绎着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其时，只有野心和贪欲，只有强权和兵戎，而无所谓“忘我”和“无私”、“爱民”和“民心”、“正义”和“公平”、“有德司契”和“契约管理”、“无为而治”和“德治”等等。故有的是，只有“战争”和“兵法”。

总起来说，根据上述推论，既然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产生于“西周时期”、“周厉王时期”，那么，老子具体的生卒时间究竟如何呢？这里，结合老子可信的岁数，可以得出以下一个结论。

即，按照司马迁所说的老子最少是160岁数的说法未免过大，同时，时至今日，世界上几乎没有能够活上130岁的人。故按照一般最长寿的估计，老子岁数当在130岁以内。以此推算，如果按照老子在“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之时就基本懂事，即按照18岁的年龄来计算，那么，将“国人暴动”的公元前871年上推18年，即公元前889年，则大约就是老子的出生时间；而老子去世的时间，则大约为公元前759年。因此，老子生卒的起止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89年至公元前759年，或者稍前稍后，即主要生活于“西周中晚期”，为“西周中晚期”人。

老子是“西周中晚期”人，还有《道德经》中所写的一些景象和事实，予以印证。

印证之一：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的“小国寡民”，就概括的准确的描述出了西周分封制下的社会、经济特征。这就表明，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

      西周时期，是天子统治下的专制集权主义的“大一统”社会。到了西周晚期和东周初期，分封制愈演愈烈，致使诸侯国遍地皆是。据史载，这时的诸侯国竟然多达百余个。这些诸侯国拱卫王室，划地为界，驱赶奴隶在井田上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诸侯国之间，划地为牢，互不相犯，虽然可闻鸡犬之声，但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西周社会、经济的真实写照。因此，老子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是不会有“小国寡民”这样深刻的描述的。

       印证之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对西周“国人暴动”的赞扬和肯定。这就表明，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

西周时期，国民，即百姓的大的造反有过几次？答案几乎就是一次，这就是“国人暴动”。而且，它还是自夏朝以来至西周历史上的可谓唯一的一次。“国人暴动”，体现出了百姓的强大反抗力量。而这种强大反抗力量正来自百姓敢于与统治者“吾与汝皆亡”的不怕死的精神。故先有国人暴动的“不怕死”，后才有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感叹。

甚至，应该说，老子不仅生活于“西周中晚期”，而且，“亲见亲历”过“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为什么？因为，尽管老子是周朝的小史官，但是，如果没有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直接参与、深刻了解，没有切肤的、深刻的感受，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道德经》这样的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的。

何况，在有据可查的众多史书中，看不见“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与宗周、老子与众多诸侯国等等的丁点记载，全然不见了老子这时的行踪。这就表明，老子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而诸如“孔子见老子”、“老子与庄子对话”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就是“相传”、“故事”，和“附会”而已。其实是无稽之谈，牵强附会。这也证明了老子不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

综上所述，老子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非此莫属。正是在“西周中晚期”这块土壤中，老子深刻的总结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正反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以“道法自然”和“阴阳辩证法”为指导，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这一“特殊规律”和“条件”，从而缔造出了物质批判武器——“武术”，和揭示出了推进社会发展所赖以的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以此，对表现为“霸道”、“暴政”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进行了物质的、理论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动摇了天子专制主义制度，打破了“天子”，即“神”的桎梏，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神”转向了“人”，并注重“条件”，从而开始了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的哲学、思想、政治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

（感谢姚文俊先生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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