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如何评价元杂剧

商汤之风

元明清三代如何评价元杂剧

（山西大学
田同旭
陈海瑞）



2.1
最具影响的选本《元曲选》

2.1.1
《元曲选》的成书

如前所述，《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今存唯一的元代刊行的杂剧文本，但《元曲选》是明以来至今，最通行也最有影响的元杂剧总集，保存了一百种元杂剧。自它产生后，传播元剧，惠泽学人，推动了元杂剧的普及，扩大了元杂剧的影响。
关于臧晋叔如何选编《元曲选》，如他在序言中所言，除了家里收藏了不少的杂剧秘本之外，还大力从山东、湖北、福建等地藏书家那里搜集善本，或者托好友代为抄寄。他在搜集工作上可谓尽心竭力。而关于刘延伯家藏的御监戏本的问题，涉及到《元曲选》的来源问题。
他在序言中有言：
予家藏杂剧多秘本，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因为参伍校订，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147]。
在《复李孟超书》中也说：“仆壬子冬携幼孙就婚汝南，归途出麻城，从刘延伯锦衣家借得元人杂剧二百种，展看殊快意。”在《负苞堂稿·寄谢在杭书》也曾说道：“（癸丑）还从麻城，于锦衣刘延伯家得抄本杂剧三百种，世称元人词尽是矣，其去取出汤义仍手。然止二十余种稍佳，余甚鄙俚不足观，反不如坊间诸刻，皆其最工者也[148]。”说明他在麻城刘延伯家看到御戏监本确有其事。而刘家所藏的御戏监本，是经过汤显祖手选的，有二三百种之多。但在他看来，并不都是杰作，“止二十余种稍佳，余甚鄙俚不足观”。这一部分大约只占他所选《元曲选》的四分之一。

臧懋循从自己所搜集的大量的杂剧作品中，挑出一百种，“予故选杂剧百种，以尽元曲之妙”，并“俱曾一一勘过”，然后编选成《元曲选》，分两次刊行出来。他在《寄黄贞父书》中说道：“刻元剧本拟百种，而尚缺其半，搜辑殊不易，乃先以五十种行之。且空囊无以偿梓人，姑借此少资缓急，兹遣奴子赍售都门，亦先以一部呈展，幸为不佞吹嘘交游间，便不减伯乐之顾，可以买纸计矣”。克服种种困难后，他终于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完成了《元曲选》的编选工作。

2.1.2

明代对《元曲选》的批评

臧晋叔在《负苞堂稿·寄谢在杭书》中曾经声明他对“戏曲诸杂剧为删抹繁芜，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自谓颇得元人三味”。并未讳言自己对元人杂剧曾经“删抹繁芜，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但他在《元曲选序》中又宣称 “妄加笔削，自附元人功臣，则吾岂敢[149]？”，也是他的自负之语，认为他本人能够“颇得元人三味”，可见他对自己选编的《元曲选》，是相当自信的。然而，臧晋叔依然没能避免历代学者对他的各种批评责难，甚至是猛烈攻击。
关于对臧晋叔选编的《元曲选》，与其同时的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中首先对《元曲选》提出批评：
近吴兴臧博士校刻元剧，上下部共百种，自有杂剧以来，选刻之富，无踰此。读其二序，自言蒐选之勤，多从秘本中遴出。至其雌黄评驳，兼及南词，于曲家严任赏音。独其跻《拜月》于《琵琶》，故是何元朗一偏之说。又谓“临川南曲，终无才情”。夫临川所诎者法耳，若才情，正是其胜场，此言亦非公论。其百种之中，诸上乘从来脍炙人口，已十备七八；第期于满百，颇参中驷，不免鱼目夜光之混。又句字多窜易，稍失本来，即音调亦间有未叶，不无遗憾。晋叔故俊才，诗文并楚楚，乃津津曲学，而未见其一染指，岂亦不敢轻涉其藩耶！要之，此举蒐奇萃涣，典刑斯备，厥勚居多，即时露疵缪，未称合作，功过自不相掩。若其妍媸差等，吾友吴郡毛允遂每种列为关目、曲、白三则，自一至十，各以分数等之，功令犁然，锱铢毕析。其间全具足数者，十不得一，既严且确，不愧其家董狐。行当悬之国门，毋庸赘一辞矣[150]。
王骥德的好友毛允遂对《元曲选》作了认真的评论：“每种列为关目、曲、白三则，自一至十，各以分数等之，功令犁然，锱铢毕析”，给《元曲选》所收的每个剧本区别等级的方法是打分，结果是十种之中，得满分者不到一种，于是王氏誉毛氏为“其家董狐”，赞赏他品评的公正准确性。
而王骥德本人对《元曲选》基本态度，认为“选刻之富”，且其中上乘之作，“已十备七八”，肯定了其选刻的公正客观，同时不否认其中对一些作品的选择有“鱼目夜光之混”，“字多窜易”，“音调亦间有不叶”。而结合后文毛允遂对《元曲选》进行“妍媸差等”的分类，且“十不得一”的评价“既严且确，不愧其家董狐”，则委婉地标明了他的批评态度。总之，认为其有功有过，且“功过自不相掩”。
稍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卷三六对《元曲选》则全然肯定：
臧晋叔懋循先生所作元人弹词来（按：此处语意不明）。晋叔既以弹词造其端，复为改正四传以订其讹，若士忠臣哉！……晋叔不闻有所构撰，然其刻元人杂剧多至百种，一一手自删定，功亦不在沈（璟）先生下矣。
晋叔所刻元人百戏，及我朝谷子敬《三度城南柳》、《闹阴司》，贾仲明《度金童玉女》，王子一《刘阮天台》，刘东生《月下老世间配偶》、丹丘先生《燕莺蜂蜨》、《复落娼》、《烟花判》，俱曾一一勘过[151]。
徐氏强调臧懋循为“若士忠臣”，说其虽无“构撰”，却对元杂剧“一一手自删定”，“俱曾一一勘过”，有校定元剧之功，对其予以褒奖。
孟称舜于崇祯六年（1633）刻印《古今名剧合选》时于《倩女离魂》之眉批：“吴兴本多所改窜，有意旨胜原本之，间亦从之。”又于《误入桃源》之眉批：“俯仰古今，说来直恁爽快。吴兴本于此等处大率悉删去，今悉改从旧[152]。”类似的眉批，《古今名剧合选》中共五十七条，内容大致相似。孟氏对臧氏毁誉皆有，既有肯定认同，也有质疑反对。
凌濛初《谭曲杂札》云：“吴湖臧晋叔，知律当行在沈伯英之上，惜不从事于谱。使其当笔订定，必有可观。晚年校刻元剧，补缺正讹之功，故自不少。而时出己见，改易处亦未免露出本相，识有余而才限之也[153]。”认为臧氏如果从事订谱事业，“必有可观”。但他又批评臧氏“时出己见，改易处亦未免露出本相”，对其因“才限之”而产生的局限性表示遗憾。

明代对《元曲选》的批评，大致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对其所选剧目的评价。王骥德肯定臧氏所选十之七八为上乘之作，只是因他为了凑足百种，导致鱼目混珠。这种评价也无可厚非，但凡有所选择取舍，总会因个人喜好而产生不同。况且，选录百种，有七八十种属“上乘”，也说明其选录的准确公正。其次，王骥德说原作中有错误之处而未予校正，“音调亦间有未叶，不无遗憾”，而徐复祚、凌濛初则认为臧氏能够“以订其讹”、“补缺正讹”。再次，王骥德、凌濛初都谈到臧氏选编“又句字多窜易”，“时出己见”，但前者着眼于臧氏使原作“稍失本来”，后者则为之辩护“才限之也”，评价角度不同。
总之，明代曲论家对臧晋叔改订《元曲选》的批评较为公允温和，肯定中有批评，批评又不乏褒奖。其中王骥德有所微词，但很委婉；徐复祚、凌濛初则是为其辩护，甚至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