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歌谣运动的首倡者

商汤之风 · 发表于 2008-1-28 21:31:28

作者：刘半农

刘锡诚

收集歌谣，编订歌谣，出版歌谣，研究歌谣，把歌谣（逐步扩及民间文学）研究当成一门学问，登大雅之堂，入学术之室，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在于，在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外，先辈学者们大胆地发掘和张扬另一种中国文化，老百姓的文化。近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孜孜努力，民间文学已初步建立起学科体系。不幸，到了九十年代末，已粗具体系和规模的民间文学学科，又被某些学术老爷打入冷宫，降低为三级学科，致使专业人员流散，研究工作萧条。有感于此，作此文，侧重提供一些史料，献给当年那些披荆斩棘倡导收集和研究歌谣和下层文化的学者们。

歌谣运动的开台锣鼓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个发表文章，提出搜集和研究歌谣的人。他于1913年2月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写道：“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辅翼教育。”  次年1月，周作人又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发表了《儿歌之研究》一文和采集儿歌的启事。但他们兄弟二人关于搜集歌谣的呼吁，都成为旷野里的呼喊，没有得到社会上和学术界的回应。中国现代收集歌谣的运动的兴起，其首倡者应为当年在北京大学法科教书的刘半农。
刘半农（复）自江阴北上，于1918年1月底在北京大学首倡歌谣运动，是为中国现代倡导收集歌谣运动的第一人。他在《〈国外民歌译〉自序》里说：“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沈）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元培）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  许多大主意、大谋略，往往是在不经意中偶然被提出来并付诸实施的。中国民间文艺事业，就这样在刘半农和沈尹默两个人散步闲谈中开场了。随之，他和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一起成立了北大歌谣征集处，由他执笔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发表在1918年2月1日出版的《北大日刊》上。（见附录一）这篇文告，成为中国歌谣运动的开台锣鼓。从此，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口传作品，登上了大学的殿堂。
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从全国征集歌谣，从《简章》发出的3个月中，来稿共计1100余章。由刘半农编订，从1918年5月20日起在《北京大学日刊》（第141号）上以“歌谣选”为栏题陆续发表，日刊一章，至1919年5月22日，总共发表了148首。
   刘半农的“编订”歌谣，当然不限于简单地编选，而是对每一首歌谣都在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注释，这些注释涉及到地方的民俗、方言等许多领域里的知识。如《歌谣选》第61在《日刊》上发表后，刘半农收到常惠先生的来信，与他讨论歌谣中提到的北京民俗生活“六件事”：“歌谣选（61）说有六件事，是北京高等旗人家中之所必具。与惠所知，微有不合。即如第一项的‘凉棚’，北京人都叫他‘天棚’，决没有叫作‘凉棚’的。这个名目上的差异，虽然无关宏旨，然而因为他已经成了一处地方的习惯名，在普通文字中，或可随便改得，在于歌谣之中，要是改了，就失了研究歌谣的本旨了。……那六件事，好象是五件——‘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这是北京人富厚人家所惯有的，决不是高等旗人家中所独有的。再说北京的旗人，也没有高等下等的分别，只有穷富就是了。”刘半农当即在刊物上作出回答：“来信言习惯名之不可擅改，极是极是。但罗君来稿，是传闻或记忆之误，未必有意代改也。至‘高等旗人’四字，来稿本作‘亲贵’。复以凉棚等物，较为富厚之人即可有之，不必亲贵，故用‘高等’二字，以别于不富厚者。今见来书所言，亦自悔用此二字之不当也。”

比较研究的提出

   《北大日刊》上常惠与刘半农的讨论，引起了罗家伦先生的注意，他也写来一稿参加讨论。罗文说：“关于这首歌谣的来源，我还有几句话说。今年三月间，在东城我的朋友王觉生家里赴宴。这位王先生在北京住了三十几年，知道北京情形很熟。他在席上忽然说起这个歌谣，我听了有趣得很，就记住了。今年暑假住在西山静宜园消夏，一天，同一位商科同学李光忠先生谈起这个歌谣，他所听见的，也同我所记的一样。我以为王先生在京多年，李先生在京也有多年，两位所知的竟不谋而合，所以我以为这条是千真万真的了。那天我同先生在图书馆主任室遇见，说起房东（旗人）的家庭生活，我忽然想起这个歌谣来，立刻就在李守常先生桌上写给先生，……总观以上的事实，这条歌谣大约不是假的，或是‘传闻或记忆之误’了。但是常先生从习惯名词上说的一番话，也有道理。我自己想了一想，并且打电话去问王先生，方知这条歌谣系旅京的南方人所编的，通行于北京的‘客籍’社会，前清光绪末年更盛行于官场。所以一切名词，与习惯并不相悖，与常先生所说的，及足相互发明。再说‘先生’一物，确是北京旗人家中所常有的。”
刘半农借与罗家伦讨论之机，发表了有关歌谣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尊稿所举是通行于北京客籍社会之歌谣，常君以北京人之眼光评判之，自不能相合。亦或常君所举五种，是北京社会中原有之谣。当时旅京南人，以旗人中有不读书之子，而亦居然延师，乃为增入‘先生’一种，遂成尊稿所举六事，亦未可知。总之，歌谣随时代与地方为转移，并非永远不变之一物。故吾辈今日研究歌谣，当以 ‘比较’与‘搜集’并重。所谓比较，即排列多数之歌谣，用研究科学之法，以证其起源流变。虽一音一字之微，苟可讨论，亦大足增研究之兴味也。”  刘半农在这篇小文章里，所提出的运用“比较”方法之于歌谣研究，并提出“搜集与比较并重”的卓越见解，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同样热心提倡歌谣的胡适先生也写过《比较研究法的一个例》（《努力》杂志第4号）和《歌谣的比较研究法》（《努力》第31号），但那已经是3年以后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之后的事了。刘半农的首倡之功当不可没。
1918年5月初，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以《中国之下等小说》为题作过一次演讲，讲稿也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第142—154号）上。他透露，他写了一篇《歌谣界说》。刘半农等人提倡搜集歌谣，已渐成气候，但歌谣是指什么，除了清代杜文澜的《古谣谚》中的《凡例》外，当时的学坛上还缺乏科学的界说。看来他是想对“歌谣”的性质、特点等作出科学的界说，而且已经成文，但他说此文暂时还不打算发表。《歌谣》周刊创刊后，出到第4号时，一个叫蔚文的人给编者常惠先生写信提出：“有篇重要的作品，我以为你们应当提前发表，就是刘半农先生那篇《歌谣界说》。因为民俗文学里有好些东西：如谚语、乡曲、下等小说……都和歌谣孱在一起，而且能通行一方。还有些文学家也拟歌谣，都打着百姓的旗号来厮混。你们不把《歌谣界说》尽先发表了，恐怕研究的人，无从着手，而蒐集的人，也费些无谓的审查光阴。”  后来，也一直没有读到刘半农的这篇文章。
   《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征集歌谣一举，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和中国文化史上所发生的影响十分巨大，使许多学界人士改变了轻视民间作品的贵族老爷态度，包括《晨报》（郭绍虞任文艺稿件的撰述）在内的许多报刊，也相继发表了大量歌谣及其研究文章，一时间使提倡民间文学蔚风气成。
刘半农在提倡搜集歌谣的同时，也撰文谈论谚语，而且是20世纪我国最早从理论上给谚语以科学阐释的人。1918年北京发生了张勋复辟，社会很不安定。从绍兴到北京未久的周作人也在北大教书，但他在的是文科，住在绍兴会馆，而刘半农在的是法科。某日，他给刘半农寄了一部从家乡绍兴带来的光绪八年（1882年）版的《越谚》刻本，请刘半农写序。此时刘半农在教书之余，正为《北京大学日刊》选编歌谣选，对民间文学甚为关注，遂于1918年7月写成《越谚序录》一文，分别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7月30日第187号、8月1日第188号、8月3日第189号、8月6日第190号、8月8日第191号上。他写道：“《越谚》三卷。会稽范寅辑。镇海黄以周、山阴王詒寿订定。书成于光绪四年，刊于光绪八年，实为通历千八百八十二年。启明来函，言此书越地甚多，而余则前此未尝寓目。问诸友人，亦鲜有知其标目者。是此书之未能流行海内可知也。书中所辑，以绍兴一地为限，然搜罗颇为详尽。上卷总目曰语言，凡成句之谚，及童谣、俚曲尽属之。分十有八部。曰述古之谚、譬世之谚、引用之谚、谣諑之谚、隐谜之谚、事类之谚、数目之谚、十只之谚、十当之谚、头字之谚、哩字之谚、翻译禽音之谚、詈骂讥讽之谚、孩语孺歌之谚、劝譬颂祷之谚。虽其编制不无可议，如述古譬世谚语，是论其性质；十只十当诸谚，又论其体材，颇觉漫无定律，而搜集之功，要自不可磨灭。况文章分类，久为选家聚讼。谣谚本于天籁，其不易分列，固尤甚于文章也。”刘半农在序中注重从语音的角度对稿本中的俗字作了很独到的分析。最后写道： “要之，此书对于方言学者，所开法门不少，对于越地言语，已集往及当代之大观。虽编制未尽完备，要亦初治一种学问者必经之阶级。吾愿世人不以其流行不广而忽视之。”

中国民歌史上第一次科学采集

刘半农一生对民众文艺，特别是对民歌和戏曲抱着浓厚的兴趣。青年刘半农初在上海以卖文为生，写“礼拜六”派的文章。后响应《新青年》的号召，成为文学革命的战士，与钱玄同一起发表“双簧”信，推进革命文学运动。 1917年8月从家乡江阴出发北上北京，经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推荐，到北大法科预科任教授。10月16日致书钱玄同，提出文学改良已经锣鼓喧天的开场，“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当仁不让，不计毁誉”，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角色。
在由江阴北上途中，刘半农向船夫采集记录了20首吴语民歌。船夫怎么唱，他就怎么记下来。到北京后，编辑成《江阴船歌》一册，准备出版。这20首民歌，船歌的特点并不明显，都是江南情歌。情歌一般是山歌，即在田野里唱，而不能在家里唱的。从这些船歌中可以窥见，江阴河网地区的船夫，本来也是农民或出身于农民，或与农民有着文化上的和血缘上的关系，当他们在船上面对着浩瀚的水域引吭高歌这一类私情山歌的时候，就如同在山野里的农民一样，是没有什么顾忌的。刘半农的记录忠实可靠，语言都是吴语方言，深得以沈兼士为代表的一些语言学家的称颂。这些歌谣中，包含着许多民俗事象，最值得重视的，是在“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农村男女青年对自由择偶的渴求，和对性自由的大胆反叛。这样的内容和观点，在深受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影响的文人文学中，是很难找得到的。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刘半农对每一首民歌的吴语方言和民俗事象，都一一作了注释。
他将誊清稿交给周作人，请他为之作序。周作人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民歌的价值》的序言，发表在《学艺杂志》上。周作人给予他的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很高的评价：“民歌的中心思想，专在恋爱，也是自然的事。但词意上很有高下，凡不很高明的民歌，对于民俗学的研究，虽然一样有用，从文艺和道德说，便不免有可以非难的地方。绍兴‘秧歌’的扮演，至于列入禁令，江、浙通行的印本‘山歌’，也被排斥；这册中所选的二十篇，原是未经著录的山歌，难免也有这些缺点。我想民间的原人的道德思想，本极简单，不足为怪；中国的特别文字，尤为造成这现象的大原因。…… 半农这一卷的《江阴船歌》，分量虽少，却是中国民歌的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  周作人把这些江阴民歌的收集，定位为中国民歌科学采集史上的第一次的成绩，评价是很高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刘半农的江阴船歌之后，顾颉刚于1919年2月开始在苏州搜集歌谣，后结集出版了《吴歈集录》（后改为《吴歌甲集》（1920年）。
刘半农由于忙着为出国做准备，没有来得及将这二十首船歌付诸出版，出国后，将原稿交给了朋友朱逷代为保存。周作人的序文在《学艺杂志》发表后，当时编辑《歌谣周刊》的常惠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了下落，就从朱逷处借来，全文发表于《歌谣周刊》第24号上。常惠还撰附文加以说明，并对吴地船歌作了一个小小的考证和比较：“因为‘船歌’这两个字我就想起一首来：‘月子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妻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洲。’这首很古的了，当宋时极流行的，《京本通俗小说》也引过这首。邱宗卿的‘柳梢青’的词也用‘月子弯弯’句，还有《云麓漫钞》管他叫‘吴中舟师歌’，可见宋时流行到现在还是很有生气的。”

在法国的歌谣情结

当时文学革命派圈子里的人中，胡适被称为胡博士，而刘半农虽有才思，又有锋芒，却因没有学历而受到讥讽，因而发奋出国留学。  1920年去法国。于是《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规定的编辑《歌谣汇编》的工作不得不半途而废。
   他虽身在国外，却时时想着他提议的歌谣征集之事，无法割舍民间文艺的情结。1923年5月25日，从英国人Charles G. Leland 所著 Pidgin -English Sing-Song（贸易英语）一书里翻译了5首海外中国民歌，写成《海外的中国民歌》一文，寄回国内他的同道常惠，请其在所主编的《歌谣周刊》上发表。  1924年1月8日，他就如何借鉴法国歌谣研究方法和聘请法人阿脑而特女士 (Mademoisele Theruse P.Arnonld)担任北大歌谣研究会通讯会员事，从巴黎给歌谣研究会的负责人沈兼士、周作人、常惠来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校征集歌谣，年来所得虽已不少，但在研究上，不免时时感到困难。至外人研究此学之方法，并其已得之结果，足以为吾人之参证者，尤为隔膜万分。弟为提议征集歌谣之一人，故于此事甚为关怀。适前月中巴黎大学助教职阿脑而特女士开一私人的歌谣演讲会，会中除一篇系统的演讲外，中间例证，由女士自己并其他女士二人按曲歌唱，配以音乐，极饶趣味。至于演讲词，亦是一篇甚有价值之文章。弟当时甚为感动，觉吾校征集歌谣，若其中能有如此人材，成绩岂可限量。”
在巴黎的刘半农，心中念念不忘歌谣的研究。当他读到沈雁冰主编的《文学》周报第95期上发表的吴立模研究五更调的文章《五更调与五更转》后，遂于1923年12月22日给沈先生写了一封信，请转当时在上海的吴立模，主动向他提供两篇自己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石室写本中抄录来的五更调异文，供他比较研究参考。一篇题为《太子五更转》，一篇为阙题。他断定这些抄本的时代系唐以后、宋以前。他在信中还说：“这一类的东西，巴黎所有的，我在两年前已苦了近半年的工夫抄完了，将来付印，如是洋装，是很不薄的一本；如是华装，大约是四本一函。但付印前的整理和校订的工夫，恐怕很大。只得待我明年回国之后再说。那时先生和雁冰、平伯、颉刚诸先生如肯多多赐教，就荣幸极了。”
吴立模也是苏州人，是顾颉刚的表弟，当时正在研究苏州的唱本。得到刘复寄来的两篇五更调写本，与他所掌握的五更调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说：“《太子五更转》同阙题，都有不少同五更调相像的地方，而《太子五更转》同唱本里的五更十送（凤阳掂）更相似。……因此，我可以说五更转，是从前民间的流行的歌调，同现在的许多五更调一样；并可以断定现在的许多的五更调，大都是从五更转一类的东西里递变过来的。”

创立中研院民间文艺组

在巴黎留学6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的刘半农，于1925年回国，返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后兼任中央研究院文史部主任、民间文艺研究员，于1928年拟定了一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工作计划书》。这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一份重要文件。其内容共有十七条。（见附录二）
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份、也是相当全面的收集和研究民间文艺的计划书。此计划书，在刘复逝世后，由他的属下和学生李家瑞在作家徐訏主编、由上海独立出版社出版的《天地人》半月刊1936年第2期（3月16日出版）上予以发表。
   刘半农在制定此计划一年后，因北大事忙，无法兼顾，遂辞去中央研究院民间文艺研究员职务，中院也因经费原因，裁员并组。但他还任特约研究员，继续指导李家瑞的研究工作。计划中的四、七、八、十二各项，均完成了一部分，而他与李家瑞合作之俗字谱完成后，风行一时。《中国曲海总目提要》一巨册完成后，李家瑞在他的计划和领导下，写作《北平俗曲略》一书，也于1932年完稿，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3年印行。该书出版时，刘复的《序》称：“我在《中国俗曲总目稿》的序文中说过：‘李家瑞君以参加此项工作之心得，写了一部《北平俗曲略》，这是一部独立的书，但也可以与本书相辅而行，作为有力的补充。’现在这部书快要印成出版了；这是李君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们中国人研究民间文艺以来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叙述”。
接着他又指导李家瑞编辑《北平风俗类征》，可惜的是，他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刘半农于（1932年？）11月7日给李家瑞的信中说：“辑吾兄，手书敬悉。前此两接来信，因夏间弟往河南、山东等处旅行多时，归来诸事栗六，竟至忘却作复，甚以为歉，吾兄现无适当工作题目，可即着手编辑中国俗曲提要，一方再从事俗曲之搜求（上海石印本俗曲甚多，可注意之）。购买之费无多，请即商济之先生，随时由所支付。弟处如有所得，亦当随时购买寄出。此项工作，大约可做数年，请先拟一计划，并作一样本来，弟当即为酌定。北平风俗征稿积压弟处，此中所缺材料尚多，一时不易整理出版，弟每有所得，即为加入，至相当时方可再行通盘规划。”
   刘半农从法国留学归来，显然受到法国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在他指导李家瑞写作《北平俗曲略》和编辑《北平风俗类征》时，其学术思想，比起当年发起征集歌谣时来，显然已不再局限于民间文学本身，而看到了民俗对于民间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看到了二者的不可分割性。据李家瑞在《北平风俗类征·序》里所记，当时刘半农的思想可概括为三点：“一，我们平常看北平掌故的书，总觉得记建筑、古迹、名胜的部分太多了，而记人民生活习俗的部分太缺乏，要是将古今书籍里零碎记着北平风俗的材料，辑聚成一书，也可以补偿这种缺陷。二，记载民俗细故的书，在以前是不大有人注意的，所以康熙年间人还可以看见的《岁华记游览志》之类的书。在现在也不容易得到了，但这种书以后是很重要的，为保存它们其间，编一种记载风俗的文字的总集，也是应当做的。三，记述民情风俗的书，士大夫做的往往不如平民做的详细确切，例如《京都竹枝词》、《都门纪略》、《京都风俗志》、《朝市丛载》、《燕市积弊》、《一岁货声》等书，无一不是略通文理的人做的，但他们所记的风俗，往往比名人学士们详实，这一类的书，也可以收集起来，绍介于世。我们编这部书，那这种工作就可以包括在内了。”
李家瑞的这两本著述，内容丰富，在20世纪80年代分别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过，比较容易找到。而刘复1928年那份计划书中所说的那诸多珍贵的北京文化资料，如今都流落到哪里去了，却一直是个谜，不值得有心人找一找吗？
   这个时期，刘半农对收集民间版画的兴趣也大增。这可以从他给李家瑞的另一封信里看出来：“手书敬悉，尊事已商之傅先生，请迳函上海办理，大约可望做到给假三月，不扣薪水。惟希吾兄假满即归，弗多延滞耳。弟近中有意搜集各地年画，即过年时民间所贴财神门神及故事戏情等，以木板中国纸印（纸质粗细可以不问）彩色者为最佳，单色者次之，木板洋纸印者又次之，石印者为下，可以不取。吾兄南归，之于便中代为留意，因为时适在阴历新年也。弟着眼点在民间木刻艺术，故只在精而不在多，能得甚好者三五十张即可矣。但好坏应合布局，色彩，古拙等而论，非印细致之谓，吾兄当能办之。价想不贵，每张或只铜元数枚，当一并奉交。又方国瑜兄于客年前曾允为弟调查一种云南土人之象会意文字，至今无消息，吾兄如与见面乞一问，或就近代为通信一问亦可。方君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所提论文，已经通过，作为毕业，亦希告之。此上。即请大安。”（1月15日，1933年？）
至今未被史家提及一件事是，刘半农还曾把从清光绪八年（1882）三庆班到宣统三年（1911）安庆班北平四十家戏班子上演过的几百出戏的戏单收集起来，编成了一部六册的《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这本珍贵的北京地方文化史料著作，前二编系由刘半农编，名为《戏簿》；后编由他的助手周明泰编，于1932年8月作为“几礼居戏曲丛书”第二种在北平出版。（第一种是《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材——作者注）在这些戏单上，不仅写着戏班的名称，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戏园演出的戏名，主要演员的名字，而且对每个戏班和剧目都编了号。如双奎班于光绪九年（癸未）演出《嫁妹》；福寿班于光绪廿四年（戊戌）五月初九，演出地点庆和园、广德楼，演出剧目《嫁妹》；义顺和班光绪廿五年（己亥）腊月初十，外串代灯，演出《赐福》、《百寿图》《（钟馗）嫁妹》（何佳山主演）等剧目。这部戏剧史料集大体搜尽了晚清末年到民国初年北平戏班子、戏园子、上演剧目和主要演员诸多方面的资料，特别珍贵的是有些戏班在社会转折时期不断解散、又不断复出的资料。如辛亥革命事起，安庆班的报散。民国六年，出现一个同和班，在东兴园演出；民国七年，又有侯益才、侯成章等的容庆社出现，在天乐园（即后来的大众剧场）演出等。这些史料，不仅是研究中国戏剧史和北平在清末作为北方戏曲中心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和北平在从帝制到民国改制时期的社会情况的重要资料。

最后的遗产：绥远采风

1934 年6月19日，为庆贺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ven Anders,Heding, 1865--1952)博士七十正寿，刘半农偕国语统一委员会的白涤州等人，离北平赴绥远，顺道收集民歌民谣。他在绥远、宁夏、山西、河北北部狭长地区亲自作歌谣的田野调查，搜集了为数不少当地的“爬山歌”。他的这次绥远调查，不仅用笔作记录，而且携带了录音机，收录民歌7筒，因而堪称是中国民间文学史上本世纪第一次科学的田野考察。所到之处有：1934年6月20日到包头、绥西、安北、五原、临河、固原、萍县、托县，工作5天，对地方音和民歌进行调查；24日到达呼和浩特、武川、丰镇、集静、陶林、兴和、清水、凉城，工作7天，用录音机收录歌谣5筒；在黄河边上，看到溯流而上的纤夫时，叹为人间地狱，让沈仲章随船而行，将船夫号子记录下来；4月30日进入阴山，到百灵庙；7月1日到蒙古包里考察牧民生活；7月5日去大同，停两日，调查雁北13个县的方言及声调，并用录音机带收录当地歌谣5筒；7日到张家口，8日便感身体不适，结束了调查工作。  刘半农从雁北到张家口后，感到身体不适，原来是染上了回归热。于七月十四日在北平逝世，十月十四日，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举行追悼会。
北大教授魏建功先生在《国语季刊》第四卷四期发表《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刘先生行状》悼念他，称：“居上海时，陈独秀先生创《新青年》杂志，倡导思想解放，促成文学革命；胡适先生实先发难，钱玄同、周作人诸先生相继起应，而先生与焉。蔡元培先生长北京大学，领袖群伦，励精图治，以民国六年聘先生教授预科，始至北京。一时俊彦，同在北大，声气所播，学气丕变。努力文学建设，著《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于小说精神上之革命》、《应用文之教授》。创作新诗，成《扬鞭集》。运用乡音方言，作《瓦釜集》，民歌格调而为诗人采取者，清季黄遵宪以后第一人也。既崇活语，首集歌谣，中国近代采录民众文艺之风，自先生开之。”对他在新文学革命中的功绩给了很高的估价。刘半农逝世时年仅44岁，遗体葬于北京西郊，由周作人撰墓志，魏建功书石，马衡篆蓋。
刘半农在绥远收集的爬山歌，是他在民间文学领域里所做的最后一次科学采集，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本世纪50年代末，笔者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时，曾从头到尾读过他搜集的这部绥远地区的歌谣记录誊清本，是用毛笔竖行写的，浅黄色的毛边纸，装订成厚厚的一大本，外有红色硬壳的封皮。可惜，这部珍贵的民歌记录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是为憾事。

刘半农作为中国现代歌谣运动的倡导者、开拓者和研究者，如同他作为当年新文学运动的斗士一样，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起了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
自欧洲留学回国后，刘半农青年时代的那种思想锋芒和锐气，似乎消失了。他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因此在知识界，对他褒贬不一。鲁迅先生就是一个，称他是最好成绩的朋友之一，但对他晚年却有很大的保留和批评。还是古人说得好：金无赤金，人无完人嘛。
2000年7月30日改定

附录一：《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1918年2月1日）

1，本大学拟于相当期限内刊印左列二书：
一、中国近世歌谣汇编；
二、中国近世歌谣选粹。
2，其材料之征集用左列二法：
一、本校教职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搜集；
二、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搜集。
3，规定时期自宋以及于当代。
4，入选之歌谣当具左列各项资格之一：
一、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
二、寓意深远有关格言者；
三、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
四、童谣谶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
5，歌谣之长短无定限。
6，歌谣之来历如左所限：
一、不知作者姓名而自然通行于一社会或一时代中者；
二、虽为个人著述，然确已通行于一社会或一时代中者。
7，寄稿人应行注意之事项：
一、字迹贵清楚；如用洋纸，只写一面；
二、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
三、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释，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
四、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当附注字音，能用罗马字或phonetics尤佳；
五、有其音无其字者，当在其原处地位画一空格加□，而以罗马字或phonetics附注其音，并详注字义，以便考证；
六、歌谣通行于某社会、某时代，当注明之；
七、歌谣中有关历史地理或地方风物之辞句，当注明其所以；
八、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
九、寄稿者当书明籍贯姓氏，以便刊入书中；
十、寄稿者当书明详细住址，将来书成之后，依所寄稿件多少，赠以《汇编》或《选粹》一部；
十一、稿件寄交“北京东安门内北京大学法科刘复收”，封面应写明“某省某县歌谣”，以便分类保存，且免与私人函件相混；
十二、稿件过多者，应粘订成册，挂号付寄。
8，此项征集，由左列四人分任其事：沈尹默主任一切，并编辑《选粹》；刘复担任来稿之初次审订，并编辑《汇编》；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
9，来稿之合用与否，寄稿人当予本校以自由审定之权。
定民国八年六月三十一日为征集截止期，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编辑告竣期，十年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为《汇编》、《选粹》两书出版期。

附录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工作计划书》（1928年）

一，规定民间文艺之范围为歌谣，传说，故事，俗曲，俗乐，谚语，缩后语，切口语，叫卖声等。凡一般民众用语言，文字，音乐等表示其思想情绪之作品，无论有无意识，有无作用，均属之。
二，拟于一二年内，以搜集材料，并整理已得之材料为主要工作。俟材料稍丰，再作比较及综合的研究。
三，所搜集材料，暂以属于中国者为范围。外国材料之可供参考者，或可增进研究上之兴趣者，间以选择一二。外人所著关于民间文艺之书籍及论文，亦择要翻译。
四，北平孔德学校所藏车王府曲本，现已商得该校同意，着手借抄。
五，右项曲本均随抄随校，并每校一种，随手作一提要，由刘复李家瑞二人任其事，将来拟仿清黄文晹《曲海总目提要》之例，汇为车王府俗曲提要一书。
六，关于此项曲本音乐上之研究，由郑颖孙刘天华二人任之。
七，常惠十年来所搜集之现行俗曲七百余种，现已商请让归本组，由李荐侬担任分类及编目，并仍由常惠担任继续收集。其属于北平者，常惠拟零星提出，作系统的研究。
八，右项曲本由刘复李家瑞二人担任作提要，将来拟汇为现行俗曲提要一书：其音乐上之研究，仍由郑颖孙刘天华二人任之。
九，前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征集所得之歌谣一万余首，现由李荐侬担任抄一副本；用卡片抄录，每片一首，俾便于分类。将来本组征集所得，亦可随时按类加入。希望在数年之内，本组能造成一极可观之全国歌谣总藏。
十，年来全国各地所出关于民间文艺之书籍，并散见报章杂志之论文及零碎材料等，由常惠李荐侬二人担任调查，可购买者购买，无从购买者抄录，总期一无遗漏。
十一，宋元以来小说及曲本中所刻俗字，由刘复李家瑞二人担任搜集比较，期于短期内，作成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
十二，拟将所得材料中有价值者，分别选录，编为民歌俗曲选、民间故事选、谚语选等书，由刘复担任；其俗乐选一种，则由郑颖孙刘天华二人担任。
十三，郑颖孙刘天华二人于前述工作外，兼研究北平之叫卖声，及平俗婚丧乐之比较。
十四，为便利征集材料起见，拟于三月后出民间文艺半月刊一种，编辑及发行事务，由刘复常惠二人担任之。
十五，凡本组所搜集之材料，暨整理或研究所得之结果，当斟酌情形，登入半月刊，或另印单行本，或先登半月刊，次印单行本。
十六，民歌俗曲等之音调，概用工尺及五线谱对照译出；必要时，兼制为蓄音片。（收制音片工作由刘复担任，仪器向北平大学语言乐律实验室借用。）
十七，为人才及经济所限，本组工作计划，暂定如上。俟二三年后能将上述各种工作做得有相当成绩时，再作第二步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