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词与西蜀词之异同论

观太

　　
　　 一，
　　词乃格律严密，句式长短不齐，与音乐关系至切之一种诗歌形式。从诗到词，其相异之处在于：诗通常用以吟咏，词用以歌唱；诗之句法严整规范，词句法参差不齐；诗风端庄典雅，词风柔媚婉约。
　　然词之权舆，尚无确论，自宋以降，多有论述，不外以下几种：
　　（一） 主张词源于《诗经》，如彭孙遹《词统源流》，田同之《西圃词说》等，谓《诗经》已含有许多长短句。
　　（二） 主张词源于古诗，如汪森，王昶之《词综序》。
　　（三） 主张词由乐府嬗变而来，如王灼《碧鸡谩志》，王世贞《艺苑卮言》，顾宁人《日知录》等，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盖词与乐府俱配乐而歌，句多不齐，形式颇为相近。
　　（四） 主张词源于六朝杂歌，如杨慎《诗品》，徐釚《词苑丛谈》等。
　　（五） 主张词源于绝句，如俞彦《爰园词话》，宋翔凤《乐府余论》。
　　（六） 虚声填实字说，以为五七言诗句法整齐，缺乏变化，非增字不足以成声音之和谐，故加衬字，如“贺”，“何”之类，亦即《全唐诗》之“和声”，《朱子语类》之“泛声”。
　　余外尚有一说：词之兴与音乐有关。因战争，通商，宗教，婚姻之故，外族音乐遂入。夷乐不奏器，风格与中土迥异。而乐工以为曲美，不识曲词之义，乃采用诗人作品，或自度新词，以配合夷乐粗犷，富于多变之旋律。按此说待近一步研究。
　　以上诸说，各执一端。而近世学界公认之说法，谓词起兴于隋唐时期，起初是为配合隋唐以来流行的，以西域“燕乐”为主之音乐而所作之歌词，是古典文学样式之一。
　　夫词经云唐诸公戮力经营，蓬勃发展，至五代时已日臻成熟。而长江上游之西蜀与汉水下游之南唐俱为文化重心，故五代词分为两期：前者以西蜀词为代表，后期以南唐词为代表。故仆此文也可谓五代词之论也。
　　在论述西蜀词之前，先说说西蜀词派与花间词派之关系
　　后蜀广政三年（公元940），赵崇祚纂《花间集》十卷，收唐五代十八家词五百首，词调七十七个。其风格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故将词人群体称为花间体，又因其入选之作者大多或生于西蜀，或仕于蜀，其词亦多与蜀地有关，故又可称为西蜀词派。可见西蜀词派即花间词派。
　　然此创作群体时间跨度达百年，彼此之间又甚大联系，实与现代意义上之文学流派有别。故西蜀词与西蜀词派不能等同，但大体可以代表它。
　　因之，斯文所论西蜀词，大体上即论花间词体，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而南唐词，其界定较为明晰，以李璟（中主），李煜（后主）为代表。
　　 二，
　　对于词之起源，五代词之分期，暨西蜀词与南唐词的界定之后，本文可开始两者之异同之讨论：
　　西蜀词与南唐词的相同之处，自不待言。比如大氐为专业词人，以唐亡为界，唐末词人皆作诗，都是“诗客”，没有专业词人；而五代初词人（主要为西蜀词人）皆为居处宫廷都邑的帝王权贵，或其清客，除少数几位作寥寥几首诗外，余全不作诗。南唐亦然，冯延巳与后主只写过少量诗，中主没有一首。
　　又如五代词与歌唱不在一体，五代人所作之歌诗或诗歌（《竹枝》，《柳枝》除外）多为案头吟诵，绝少有唐代那样诗歌演唱之记载。唐时红极一时的声诗至五代基本绝迹。如此等等，此不赘述，读者自思之。
　　故本文论词之异同，重于异而轻于同，以突出重点。本文于异处，从整体与分叙两处入手。整体者，宏观上论也，总体上把握两者之异，而非个人一家之概括；而分叙者，从微观上论也，就代表作者处分析，比较不同。西蜀则温，韦二家（注：按温韦二人非西蜀人，然《花间集》收词之数冠于诸家之上，诸家受其影响至大，故加以分析）；南唐则二主（冯延巳附焉）。
　　
　　[整体部分]
　　西蜀词之绮艳化
　　绍续温庭筠，牛嶠之词风而发展者，是为西蜀词之主流。西蜀词人欧阳炯所作之《花间集序》已突显西蜀词宫体诗之特色。其序文云：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嵌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艳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
　　可谓西蜀词风乃齐梁宫体与西蜀娼风之产物，而受西蜀宫廷享乐风气之影响及都市游乐生活之熏染亦重。
　　据《蜀檮杌》载：
　　 “前蜀后主王衍曾泛舟阆中，自制《水调银汉曲》，又自制《甘州曲》，《醉妆词》等”。
　　 “蜀中百姓富庶”，“都人士女倾城游玩”，歌楼妓馆林立，北里娼风日盛，新声艳曲流行，士大夫狂游狎妓，乐而忘返，连蜀主王衍也“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其生活糜腐可见一斑。
　　西蜀词作大部分为应歌娱人，佐欢酬宾而作之“伶工之词”，即《花间集序》所谓“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
　　今人夏承焘概括西蜀词人之共性为：“华丽的字面，婉约的表达手法，集中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她们的离愁别恨”。
　　西蜀词以绮怨之美，适俗之风，清雅之韵为其审美旨趣，其风属伶工之词。
　　
　　南唐词之政治抒情色彩
　　南唐初期之词，亦同西蜀，反映宫廷豪贵享乐生活。公元一九五零年掘烈祖李昇及中主李璟墓，得女乐舞妓踊，足可证矣！且南唐中下层僚吏及市人文士未见词作，史乘亦未有唱曲之记载，仅“二主一相”焉。夫人主权相，位居高辅之重，其作必以国事入之，突显政治色彩后主自不必说，中主李璟与冯延巳之词有无政治色彩值得讨论。
　　中主李璟之世，不复有烈祖李昇之雄气。其末造，外有后周虎视，肆力攻伐，称臣消号，迁都南昌；内则党争云起，王族内讧，嫡庶相残，其境訄，其势衰，克以想见。
　　北宋马令《南唐书》载：“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
　　李易安《词论》评云：“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
　　陆放翁《南唐书》卷八评云：“………时丧败不支，国几亡，稽首称臣于敌，奉其正朔，以苟岁月，而君臣相语乃如此”。按此论甚确。
　　今人龙沐勋亦有一段精彩评论，文云：“诗客曲子词，至花间诸贤，已臻极盛。南唐二主，乃一扫浮艳，以自述身世之感与悲悯之怀；词体之尊，乃上跻于〈风〉，〈骚〉之列。此由其知音识曲，而又遭罹多故，思想与行为发生极度矛盾，刺激过甚，不期然而迸作怆恻哀怨之音。二主词境之高，盖亦环境迫之使然，不可与温，韦诸人同日而语也”。
　　而冯延巳之作，冯煦《四印斋刻〈阳春集〉序》云：“（延巳）俯仰身世，所怀万端………周师南侵，国势岌岌。………危苦烦乱之中，郁郁不自达者，一于词发之”。
　　南唐词政治色彩浓郁，词风多哀怨怆恻。
　　此二词之异也。
　　夫南唐词不袭承西蜀绮艳之风，反其道而行之，远绍晚唐皇甫松，韦庄，薛昭蕴诸人之抒情诗，何也？
　　一言以蔽之，国家定位暨政治处境使然也。政治环境前已述之，兹就国家定位说一说：南唐自谓大唐正统之延续，李昇更谓己系宪宗帝李纯后嗣，与中原后晋相对峙。然后晋，后汉事朔方契丹政权如父。高丽，契丹却岁贡货币于南唐，怪乎！盖夷族“久服唐之恩信，尊唐余风，以唐为犹未亡也”（见陆放翁《南唐书序》）。
　　可知，南唐君臣苟安一隅，为尊恩嘏唐统绪之名分，故而远赓唐末君臣，于偏安西南之西蜀小国之文化艺术以鼻嗤之。
　　 三，
　　[分论四家部分]
　　若提西蜀花间体，不可不提温，韦；若提南唐词，不可不提二主，故将四家一一论述。于大处，以明西蜀南唐之风格；于小处，以判温韦，二主内部之不同。
　　温庭筠，名一作庭云，字飞卿，太原祁县人，系宰相温彦博之裔孙，“少有飞翔之志”（《上崔相公启》），屡举不第。赵崇祚纂《花间集》，收温词最多，达六十六首，且置于卷首，足为“间鼻祖”。
　　温词多应歌之作，以摹柔媚之姿，以助娇娆之态，故其词显出浓郁之绮丽美质。胡仔云：“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黄升云：“温飞卿之词极流丽，宜为〈花间〉之冠”。世人对温词之印象为绮丽华艳之辞藻所染就之斑斓绚烂之色彩与风神旖旎之景致，所描绘之物大凡宫室，仙女，贵妇，衣冠，起居陈设，服饰等等。李调元〈雨村词话〉评云：“温庭筠喜用（上罒下鹿）（上罒下敕）及金鹧鸪，金凤凰等类字，是西昆积习“。
　　飞卿描摹女性形象，注重对其姿容与化妆样式之精雕细刻，如美女之脸颊比作花容：“花面相交映”，“小娘红粉对寒浪”，“鬓云欲度香腮雪”，“粉心黄蕊花靥”，等等。其写眉一十三次，有以山喻眉，如“眉黛远山绿”，有以柳喻眉者，如“杨柳堕新眉”；写鬓八次，如“鬓云残”，“鬓如蚕”，等。
　　
　　韦庄，字端己，京兆杜陵人，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后仕于蜀。庄之一生，大多于战乱，流离中度过，其人生遭际与老杜最似，对其推崇备至。在韦庄身上，存在双重之矛盾：一为历经颠沛流离，苟安偷生；一为终然不忘故国故君。其《浣溪沙》“几时携手入长安”，《荷叶杯》“如今俱是异乡人”，《清平乐》“故国书音隔”是为证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价云：“端己人品未必高，然其情亦可哀矣”。故同为花间词人，庄与飞卿之词又有别，其词或抒写男女之情，或记游，送别，咏史，或对酒豪歌，感叹人生。刘熙载评云：“留连光景，惆怅自怜”。
　　韦庄善于籍冶游纵酒之乐，旷达直爽之语隐约显出深挚之情。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评云：“用笔虽然劲直激烈，而用情则沉郁曲折”。故而形成清秀疏淡之风格。
　　庄亦大力以白描手法入词，写人描景都采用勾勒法，呈现鲜明之画面，如“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菩萨蛮》）。“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女冠子》）。在谋篇布局上具有清空善转之特色，其脉络十分清晰，结构条贯完整，富有“骨秀”之美。正如王静安区别温韦之词所云：“‘画屏今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
　　其语言俊秀优美，以淡雅见长。习用双声，叠韵和叠字，如“花艳艳”，“叶纷纷”，“雨霏霏”，“人灼灼”，“笑呵呵”等。
　　由此可见，温韦词都属“花间”范围，为伶工之词。温词写词客观，专写女性；韦词写词主观，投入自我，；温工刻画，韦工白描；一主浑融，一主勾勒。
　　
　　李璟（916—961），本名景通，字伯玉，烈祖李昇长子。璟生性选懦，素昧威武，多才艺，好读书。《旧五代史》卷一三四，《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均有传。传世词仅四阕。
　　璟代吴立国后，占据江南二十八州，休养生息，广致学士，朝中之韩熙载，冯延巳，徐铉等，“时时作为歌诗，出入风骚”。二帝一相中，冯延巳所作最多，第一个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词脱离了“花间”，具有词人之个性。惜延巳无治国之能，溺于党争，独赖中主以信之。延巳以平常语写至哀深痛，带有士大夫之普遍心态：缠绵，委婉，决绝，深挚。王静安评云：“冯中正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二主词，皆在〈花间〉之外”。
　　然中主，延巳之词究竟受自身才气所限，无从施展。至重光出，词之境界始大，卓然于世，士大夫之词定矣。
　　
　　后主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等。煜生有奇表，风神洒落，聪颖好读书，才具在诸兄弟之上，天赋极佳。后主性格酷似乃父，选弱仁厚，不善主证。其始乎盛世帝王，荣华富贵尽享；其终乎阶下降囚，离别苦恨遍尝，四十二年之间，一场梦而已。
　　后主词之内容不外以下几点：
　　（一），描写帝王世家生活场面，“重按霓裳歌遍彻”，“归时休放烛光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二），刻画后妃神情心态，〈一斛珠〉“晚妆初过”，“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又如〈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蓬莱院闭玉台女”。
　　（三），抒发心灵之忧思及对人世间之逃避与假想，其前期作品写愁苦之词多，欢愉之词少。如〈谢新恩〉“秦楼不见吹萧女，空余上苑风光”。又如〈清平乐〉“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后主自非昏聩，然临国危之际，不思振奋，反诵佛不绝，其弱可知。其词有“一壶酒，一竿身”，“万倾波中得自由”。甚者以醉蒙忘却沉哀，如“魂迷春梦中”，“纱窗醉梦中”，“笙歌醉梦中”，皆是矣。
　　（四），囚徒生活，亡国之恨。后主以此类为最贵，于判若云泥之生活际遇中得以思考，观察之敏锐，感情之丰富，更有甚者乃于旧日之事全加否定，非历大喜大悲者，不能为也。实属可贵。如〈子夜歌〉“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又如〈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后主词真情流露，纯任性灵，小令抒情，不夸张，不掩饰。后主亦善于白描，形容场面，人物，景象，心态，无不入妙，其词笔，高于韦庄与乃父。
　　后主前期词清便婉转，后期雄奇幽怨，开拓北宋词风。沈去矜〈填词杂说〉评云：“余尝谓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王鹏运〈半塘老人遗稿〉云：“盖间气所钟，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可谓评价甚高。
　　
　　 四，
　　以上分论四家之词，西蜀词与南唐词之风格固然不同，而各派之内部亦有不同，可见我中夏文苑之绚丽多姿如此矣。
　　夫余撰完斯文，乃有一问题萦绕于脑间：国势之兴亡与文学艺术之盛替是何关系？
　　今造仆感国运兴，则文艺隆；国运衰，则文艺丧。政治因素于文学艺术之发展关系弥大，文革之际，文丧艺衰，强加阶级斗争于文学艺术之中，思想被禁锢，创作被限制，中华旧有之精粹破坏殆尽，外来先进之文化排斥无余，十年之间，机遇绝丧，令人痛挽！
　　故今日之时光应倍加珍惜，后学观太谨识。

[ 本帖最后由 观太 于 2007-12-8 12: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