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思想究竟属于哪一家？

商汤之风

刘勰的思想究竟属于哪一家？

涂 光 社

一千五百年前问世的《文心雕龙》是古代文论的经典。其中屡次表述对孔子的尊崇和“征圣”、“宗经”之旨，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早就有学者认定作者刘勰的思想归属儒家。然而《梁书》和《南史》本传说，刘勰早年依沙门僧祐居处，“博通经论”，定名寺经藏，以“为文长于佛理”与撰制“寺塔及名僧碑志”知名，晚年奉敕于定林寺撰经，以后出家，又可知他与佛学的渊源。朱文民先生撰写的《刘勰传》中则更全面地展示了传主思想的复杂性。

二十世纪国学有一种现象，就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倾向时经常把他们划归到或儒或道或法的某一家去。儒教一度是守旧和封建礼教的代名词。五四时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文革”时有“批林批孔”，甚至谬言整个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儒法斗争史。这与史实不符，然而流弊甚广。

如何判断历史人物的思想倾向呢？如果依先秦的渊源作梳理，历史上的儒、道、法各家思想都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化的系统。既有相对稳定的传承，也不断有对新思想材料的接受与整合，有不同时代传人在不同层面的拓展；不可忽略其时代和个性的特征。

儒的出现远在孔子之前，是一种职业。儒者掌握方术、熟悉礼仪和道德规范，从事祭祀、记录整理文献和教育子弟的工作，从来就与传统文化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关系。经过孔子的全面整理、阐扬和述传，儒家思想的宗旨廓定，仁学可谓其理论基石。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居主导和核心的位置是历史的必然，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只是到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之后才成为学术思想的正统和主流。武帝“独尊儒术”不过是明确和强化儒学的垄断地位以箝制和统一思想，为巩固专制君权和大一统国家的治理服务。

传承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是封闭和凝固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在争鸣中其实有互促互鉴。儒者虽同宗孔但大多各有门户、家学，历代的取向和对其他学说的吸纳不尽一致。《荀子》对法家势治、董仲舒《春秋繁露》对阴阳五行说的兼容就是例子，汉代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别。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清谈和儒、道、佛三家在论辩中也有相互借鉴吸收。宋明儒者的心性之说中不无庄禅影响。魏晋儒者不同于汉儒，宋明理学更与汉学异趣。在尊孔上固然以儒门为最，但孔子大抵为各家共同推崇也是不争的事实。儒士中尚道礼佛者不为稀奇。古代士人思想大多很“杂”，简单地认定他们归属儒、法、道、佛的某一家都可能是片面的。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崇尚黄老的治国理念，无碍他们推尊孔子文化承传上的贡献和学术地位。所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发愤为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类同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价值观和功利观。东汉儒学大师马融的行止则是“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 （见《后汉书》本传）。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明本》直言“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隐居茅山修道的陶弘景为梁武帝倚重，“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询，月中常有数信”，故有“山中宰相”之称（见《南史》本传）。而佛教得以流传华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成功地中国化了，佛学对于孔教和玄学的吸收帮助它突破了“夷夏之大防”。古代士人无论是否归诸儒林，标榜为哪一家，都摆脱不掉与儒家思想的干系。另一方面，历朝治国的方略举措，又都不免兼取黄老或王霸法术。人们未必以为儒、道、释是水火不容的，士人即使留连庄禅，也无碍其尊孔读经。苏轼《庄子祠堂记》曾说，庄周于孔子是“阴挤而阴助之”。

儒，柔也，濡染也，重伦理，讲世道人心、教育感化。其宗旨重在建构合乎大同理想的和谐社会，申述协调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念。道，本义为路径，引申为导向、至理。老子说“强字之曰道”是取其“道路”的本义带来的万物殊途同归的必由之径的内涵。道家取法自然，就是尊重和依循事物之本然；黄老的“无为”（不外乎顺其自然爱惜民力，无苛繁政令扰其生聚，薄敛轻赋以休养生息）目的在于求治。法家主张造成法治的强势，使人民服从君主国家的权力格局；韩非写了《解老》、《喻老》，认为使臣民不得不然的权势就是政治应该造就的“自然之势”。司马迁也许认为法家从这一侧面继承了老子，于是《史记》中把老子与韩非等法家人物合写在一篇列传里。为政者即使崇儒，国家的军政举措也不会止步于礼义教化，无论作“无为之治”抑或用王霸刑名，不能不对黄老法术有所倚重。

因《文心雕龙》建树不凡，百年来其作者刘勰以古代杰出和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家知名学界。他在该书的《序志》中说自己是在孔子的感召启示下讨论文学的，在《原道》、《徵圣》、《宗经》强调圣人和儒经对写作的典范意义：“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徵之周孔，则文有师矣”，“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在《明诗》、《乐府》、《诠赋》等文体论中，在《情采》、《比兴》、《时序》、《程器》等创作论和批评论中，儒家文学观都有明确的表述。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刘勰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撰著了《文心雕龙》，有的以刘勰指谪纬书、推崇马融、郑玄为依据，将刘勰的思想归于古文经学一派。

其实《文心雕龙》对诸家思想是兼取并用的。《原道》申述的“自然之道”和其他篇屡次标榜的“自然”法则显然源于道家。诚然，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与老庄的“道可道，非常道”、“道隐无名”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并不吻合。创作论的重要篇章《神思》、《体性》中见不着儒学的影子，却多次征引源于各家特别是庄学的思想材料。在《论说》篇评骘玄学“贵无”、“崇有”两派论辩的得失后称许说：“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各方面的思想材料在《文心》中未必是原封不动地移植，往往依论证的需要作出取舍和改造，刘勰是“六经注我”唯文论所用的。加上其身世与佛教的不解之缘和存世碑铭、佛学论著的佐证，刘勰思想的复杂性是不难发现的。

刘勰传世的另一篇文章是为批驳崇道毁佛的《三破论》所写的《灭惑论》，其中说：

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太上为宗。寻柱史嘉遁，
实为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然而三世弗纪，慧业靡闻。斯
乃导俗之良书，非出世之妙经也。若乃神仙小道，名为五通，福极生天，体尽飞腾；神
通而未免有漏，寿远而不能无终。功非饵药，德沿业修，于是愚狡方士，伪托遂滋。张陵米贼，述记升天，葛玄野竖，著传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欤？

赞老子“实为大贤”，称其著述“乃导俗之良书，非出世之妙经”；等而下之的是信奉神仙的道教和以方术愚民作乱的五斗米道。古代论著中常见道家道教不甚区别的情况，在学术研讨中是不宜混同的。刘勰在批驳《三破论》的时候能做到这一点尤其难得。朱文民指出：“刘勰把道教划分为上中下三品。在这三品中，把道家、道教和以道教为招牌的方术作了大体的分类，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第一次。”


由于《刘勰传》中首次述评了另一部题为刘勰所著的重要著作《刘子》（《隋书·经籍志》将其归属杂家）；第三章“庞杂的哲学思想”，也分别从儒、佛、道等方面考察了传主的思想宗尚。于是《刘子》是否刘勰所作，刘勰思想归属哪一家的问题被凸显出来。
《梁书》和《南史》中刘勰传记十分简略，其他方面保存下来的有关资料很少。朱文民先生是刘勰原籍莒县的学者，他广为罗掘史料，经多年不懈努力，以一部《刘勰传》对刘勰的家世、生平、著述、思想作了全面而详切的评介，令人感佩。尽管尚有某些可以斟酌之处，比如愚以为此书应有别于文学性传记，叙述史事不宜把想当然的场景、人物行容举止和心理活动写进去，不能因求具体生动而有失学术的严谨；此外对家族谱系旁支的考论也略嫌芜蔓。不过瑕不掩瑜，朱先生对传主的考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除文学外还扩及经济、政治、经济、兵学、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尤其是对刘勰哲学思想的全面探讨很有价值，予人有益的启示。

其立论的一些重要依据，是从《刘子》中得来。朱文民先生认同并采纳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林其锬、陈凤金两先生的研究成果，将《刘子》的著作权重归于刘勰。


《刘子》是否为刘勰所作唐宋以来就有争议，还有作者为刘歆、刘孝标、刘昼或另一刘子诸说。正史刘勰本传只说他撰著《文心雕龙》，有“文集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刘子》十卷，未言其作者；两《唐书》始著录“《刘子》十卷，刘勰著。”然而最早注《刘子》的唐人袁孝政却说：“刘昼孔昭伤己不遇，遭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自此看法出现分歧。宋以后基本上是刘昼著和刘勰著两说并存。学者们比较《文心雕龙》《刘子》体制、文风、用事的同异，然而无论持哪一说，似乎都能找到一些支持己见、进行解释驳难的依据。否定为刘勰著论者的主要理由是《刘子》推崇道家，如《四库提要》以《刘子·九流》为据，说“此书末篇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近人杨明照《刘子理惑》亦同其说。

当代治《文心雕龙》的多为古代文论的学者，常因《刘子》内容超出文学领域而未予关注，然而它对认识刘勰哲学思想的意义重大。林其锬、陈凤金两先生以翔实的材料和考辨否定了《刘子》为北齐刘昼作的可能性。其中敦煌遗书《随身宝》中几种《刘子》残卷是早于袁孝政注的抄本，清末以前的学者未曾见到；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等材料也很有说服力。

为刘歆、刘孝标作早就无人认可；袁孝政所言疑点太多，刘昼作不能成立；为另一刘子所作仅出于推测而尚无的据。系刘勰所作虽不能说无可置疑，却是最早的题署和最早的官志所载，较为可信。当造成意见分歧的袁说被否定之后，理当从《隋志》、《唐书》恢复《刘子》“梁有”以及刘勰著的署名。当今若仍否定为刘勰所著，则须就林、陈的依据和论证作有说服力驳论，为支持自己的论断提供新证。

从刘勰的生平和思想倾向上看，他有没有撰著《刘子》的可能呢？
《文心雕龙》写作于刘勰“齿在逾立”之年，本传载其入仕的经历云：“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会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除列举历任职官外，只记其太末令任上“政有清绩”与上表建议“二郊农社”祭祀改用蔬果二事。政绩得言“清”，不外简静廉明上有成。飨荐改牺牲为蔬果，也有尚俭朴的取向。虽然只能说是一点蛛丝马迹而非铁证，联系到《灭惑论》论赞老子“实为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强调“斯乃导俗之良书，非出世之妙经也”，仍可知刘勰在为政理念上的某种倾向性。他既入仕有年，若在政治思想上对黄老有所倾斜，在《文心》之后又写出《刘子》这样的“导俗”论政之作是有可能的。

朱文民先生为刘勰思想的杂驳尤其是接受道家思想的可能性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考论：六朝士族信奉道教者不少，刘勰就出身于这样的世家。所处时代也未必拒斥道家，南齐明帝信道，梁武帝先信道，其后才舍道事佛。故《灭惑论》中盛赞老子不足奇。然而说《刘子》“归心道教”显然不确。首先，《刘子》有所褒举的是道家而非道教！其次，前四篇《清神》、《防欲》、《去情》、《韬光》诚然祖述黄老，其后《崇学》、《专务》、《辨乐》、《履信》、《思顺》、《慎独》、《惜时》等篇阐扬的则是儒学思想，何能断言“归心”于一家？


《刘子·九流》仿《庄子·天下》篇综论学术，首明道、儒并将道家置前，但杂家的特点明显，指出诸家皆有“薄者”。其后明言道、儒在“九流之中，二化为最”：


道者鬻熊、老聃、关尹、庞涓、庄周之类也。以空虚为本，清净为心，谦抑为德，
卑弱为行。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见其迹，亭毒万物不有其功。然而
薄者，全弃忠孝，杜绝仁义，专任清虚，欲以为治也。

儒者，晏婴、子思、孟轲、荀卿之类也。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
留情于五常，厚葬久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敬其
道。然而薄者，流广文繁，难可穷究也。

……

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化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夫道以无为化世，儒
以六艺济俗。无为以清虚为心，六艺以礼教为训。若以礼教行于大同，则邪伪萌生；使
无为化于成、康，则氛乱竞起。何者？浇淳时异则风化应殊，古今乖舛则政教宜隔。以
此观之，儒教虽非得真之说，然兹教可以导物；道家虽为达情之论，而违礼复不可以救
弊。今治世之贤，宜以礼教为先；嘉遁之士，应以无为是务；则操业俱遂而身名两全也。

有的学者以为“儒教非得真之说”于儒贬抑过甚，其实此处“真”是道家常用语，不同于真理、真知。在道家语汇里它与本然、天性、精诚相联系，是通于道的精神之至境。以《庄子》为例，《秋水》的“谨守而无失，是谓反其真”和《山木》的“见利而忘其真”，郭象、成玄英都以真性释之。《渔父》有“真者，所以受于天也”。《渔父》有“真者，精诚之至也”。《齐物论》的“真宰”、“真君”则都指主宰生命精神的真心。“真”的指向多偏于自我，是道家的一种精神追求。所谓“非得真之说”是因儒家“德化”的取向不在自然无为返朴归真，不等于认定儒学失真或违背真理。
古人崇儒并非以为儒学、儒士在一切方面高于其他，不容非议。典籍中虽用过大儒、鸿儒、通儒、君子儒等尊称，也有对俗儒、腐儒、小人儒的贬抑。《庄子·天下》篇遍述诸子不及孔氏确实以为他们都无法企及孔子；《史记》也因推崇孔子立《孔子世家》，但列传中孟轲、荀卿等儒者的地位不比其他诸子更高，言及某些汉儒则不无微辞。《隋书·经籍志》子部虽将儒列于道前，亦皆有褒有贬，未分高下，其论云：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
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周官·太宰以
“九两”系邦国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后夷陵衰乱，儒道废阙。仲尼祖述前代，
修正六经，三千之徒，并受其义。至于战国，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师之，各有著
述，发明其指，所谓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为之，不顾其本，苟欲哗众，多设
问难，便辞巧说，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晓。故曰博而寡要。



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仁者见
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阴阳者，天地之谓也。天地变化，万
物蠢生，则有经营之迹。至于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体。处阴与阴为一，在阳与阳不
二。仁者资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谓也。智者资道以为智，道非智之谓也。百姓资道而日
用，而不知其用也。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故能不劳聪明而
人自化，不假修营而功自成。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先王惧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经
之义，是所罕言。《周官》“九两”其“三曰师”，盖近之矣。然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
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
众矣。下士为之，不推其本，苟以异俗为高，狂狷为尚，迂诞谲怪，而失其真。

魏晋南北朝是在玄学标识下老庄思想第二次大发展的时期；《隋书》成于唐初，所论对道家有较充分的肯定，而且仍可见此前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上面的引文似有助于我们理解六朝思想家的倾向性问题。

退一步说，就是明言“征圣”“宗经”的《文心雕龙》中“儒”也未必总是独尊的，《才略》篇说：“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时序》篇说，西汉“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鹜。”刘邦“戏儒简学”却有《大风》、《鸿鹄》那样的“天纵之英作”；武帝“崇儒”固然能“润色鸿业，礼乐争辉”，然而“辞藻竞鹜”并非褒美之辞。刘勰以为东汉群才“渐靡儒风”，但说到魏晋有成就的作家又全然不及儒学。各家并举兼美的却不少，比如：

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
尹文课名实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
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以街谈。

（《诸子》）

《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
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必使理有
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
（《奏启》）

前者在诸子中没有特别尊崇孟子，后者则要求对法儒兼取所长而并用之。

刘勰论著的主导思想大抵因所论对象而定，论文章欲徵圣宗经依傍孔子；为名刹高僧写碑志与弘法则旨在彰显佛理。《刘子》论处世行政经济兵术则不能不杂，对黄老有所宗尚也很自然；其思想本属杂家，旨趣对道家虽较《文心雕龙》有稍多倾斜，也不能成为不是刘勰所著的确证。

士人的思想一般都有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不同阶段、针对不同问题出现倾向上的差异也属正常。学术思想即使有所宗尚，也往往有学者自己的拓展和某些兼取旁通。两汉经学拥有的垄断地位在魏晋南北朝不复存在，这一时期玄学以及儒道佛间的论辩是相对开放的，士人思想常常彼此杂糅，刘勰也不例外。朱文民先生能逾越文学界限多侧面地考察刘勰的思想是很有意义的，不仅有助于认识齐梁时代的“哲刘”，也能深化对“文刘”有如此理论建树之所以然的理解。

紫光道医

这一时期玄学以及儒道佛间的论辩是相对开放的,他在寺院住过很长时间,可佛家思想我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