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自杀与王葆心被枪决谣传

龙猫

王国维自杀与王葆心被枪决谣传——对一段史料真实性的检讨（张颂之）

王国维在1927年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于6月2日投湖自沉。王国维的死立刻引起了当时整个学界的关注，许多人敏锐地注意到了王国维的自杀与时局的关系，如顾颉刚、赵万里等，对此均无疑义[1]。梁启超先生在6月14日给女儿的信中也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2]由于梁启超与王国维同为清华研究院导师，且两人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梁启超在王国维自沉后不久与女儿通信中的这段话，就成了王国维自沉原因的一个经典解释。1983年，收入此信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学者凡论及王国维自沉问题，几乎没有不征引这话作为证据的[3]。但是，梁启超的这段话中另外提到了两个人物，即叶德辉和王葆心。叶德辉是近代学术界有名的人物，他的事迹以及被革命军枪毙的结局，为研究近代史者所周知，可谓确凿无疑。但所谓“王葆心之被枪毙”就有点模糊怪异，后来学者只顾引证，而对这个王葆心究竟何许人似乎并不关心，因为迄今没有人对其加以认真追究。
叶德辉之被枪毙，当时自是一件震惊学术界的大事，王国维闻知此事是当然的。那么他是否也闻知到“王葆心之被枪毙”的事呢？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因为这是叶德辉之外被学者们当作导致王国维自沉的重要缘由之一，所以不能不加以考求。不过，“王葆心之被枪毙”究竟是怎么回事暂且按下不论，我们不妨先认识一下近代史上那个真实的王葆心。
现代史上的确有位王葆心，字季芗，一字晦堂，号青诧老人，湖北罗田人，生于1869年，卒于1944年，是著名的的方志学大家，爱国学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博洽之名闻于省内外，光绪三十三年（1907）应诏入京在学部、礼部任职，并兼任京师大学堂、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教习。1912年返鄂任革命实录馆总纂，翌年赴长沙任湖南官书报局总纂。1917年再次入京任教育部编审、京师图书馆总纂兼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返鄂任武昌高等师范教授，时值湖北国学馆成立，又应聘任馆长。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应聘为教授。1934年，任湖北省通志馆总纂。抗战爆发后，举家返迁罗田故里，1944年病逝。王氏一生著述宏富，据统计有一百数十种，涉及经学、史学、文学、方志学、西学等各个领域。王氏逝世后，其早年知交董必武曾撰挽联云：“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解放后，董必武又指示湖北有关方面责人注意搜集、保存。整理王氏著述。罗田县人民政府重修王氏墓茔时，董必武又以旧联题写墓门，以为旌表。1984年3月5日，湖北省地方史志协会为王氏逝世40周年举行了纪念会。[4]
罗田王葆心事迹略如上述。可以肯定他和梁氏信中那位1927年已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的王葆心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么，是否有两个王葆心？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无此可能。那么，是否是梁氏将听来的其他人的事误记到了王葆心头上？也不太可能。因为，从与王国维关系比较亲近的人的事后回忆中，我们发现把王国维的死和叶德辉、王葆心联系起来的并不只有梁氏一人，王国维的弟子徐中舒在其所撰《王静安先生传》中也提到此事。他说：“先是长沙叶德辉，武昌王葆生，均以宿学为暴徒枪杀于湘鄂。及奉军战败于河南，北京震恐，以为革命军旦夕即至。其平昔与党人政见不合者，皆相率引避。先生……又深鉴于叶、王等之被执受辱，遂于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愤而自沉云。”[5]“王葆生”当是王葆心之讹。当时徐中舒身在上海，他的《王静安先生传》是在访问王国维的好友罗振常及王的同学樊炳清，并作书询问过罗振玉而撰写的。有关叶、王的传言，徐中舒究竟是从访问得来的，还是从上海市面上听来的，王葆心讹为王葆生，究竟是误印，还是传闻中的又一个版本，我们已难知其详。不过，我们注意到在徐中舒这里，王氏的武昌籍贯已开始明确起来。徐中舒的记述说明，王葆心与叶德辉一样被枪毙确为当时传闻，梁氏信中所言并非误记。
有关王葆心和叶德辉一样也是死于革命军的传言，在当时似乎流传甚广，以至于连东北这样偏僻的地方也隐隐约约地闻听到了。据《金毓黻日记》记载，1927年5月1日，“长沙共产党处老儒叶德辉以极刑。叶公居乡好干预公事，颇乏令望，故为党人所衔”[6]。5月3日，金毓黼又录入了湖南特别法庭枪决叶德辉罪状布告，并记道：“同日枪决者尚有俞诰庆、徐国梁二人。叶为前清进士，俞为举人，年皆在六十以外。徐身世未详。”[7]6月8日又记道：“自南中倡公产学说，整军北上，席卷江汉，声势汹涌，而湖南北之学者，多见刃于党人，如长沙叶氏、武昌王氏（忘其名）其尤著者也。”[8]
仔细分析起来，王葆心的传言可能确实与叶德辉的消息一样对王国维形成一定的刺激。至于消息的真假，当时那种时局纷乱、信息传播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恐怕也无法考究。当时的北京一定有大量关于革命军处决土豪劣绅的一些消息，而真假混杂，所谓王葆心的一些传言应该就是伴随这类消息而附会出来一段插曲。这个传言既为梁启超所闻知，想必也会流传到王国维及其另外一些好友之中，如罗振常、罗振玉、樊炳清等。罗振玉得知王国维自沉后，即于6月6日由天津来至清华，参与料理王国维的身后事，并约见了吴宓和陈寅恪。[9]但是，王国维之死与王葆心被枪毙之间的因果联系，当时在北方的人并没有人公开说出。梁启超虽然在家信中言及，但这封信当时并未露布于世，其内容也不为人所知。所以，关于王国维之死与王葆心被枪毙之间的因果联系，恐怕徐中舒是第一个出来明言的人。
徐中舒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弟子，已经毕业离校近一年，当时尚人微言轻，虽然其《王静安先生传》在流传甚广的《东方杂志》上公开发表，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然，王葆心及其朋友不会没有反应。不过，也可能是徐中舒在此把王葆心误说成“武昌王葆生”，而王葆心是罗田人，所以当时王葆心及其友人当时就是看到了，也并不觉得有出来辩明的必要。至于梁启超的家信，在其去世近八年以后，收入《梁启超年谱长编》，至1936年5月，编者赵丰田才整理出二稿，油印50部，分赠给梁的亲属和好友以征求意见[10]，可以说在当时流通不广，知者不多。不然，作为一代学人、方志学大家的王葆心当时尚健在，梁氏信中赫然载有他的大名，并且是那样一个事关重大的误传，他和他的朋友们也不会没有一点耳闻和反应。
至20世纪40年代，事过境迁，当时的传闻已经模糊，王葆心的传闻和当时许多真真假假的传闻一起，在完成了渲染当时革命激烈和恐怖的气氛之后，逐渐被世人忘却。周光午在1947年曾说：“盖民国十五六年间，自长沙叶德辉氏（焕彬）死于人民裁判之消息，传到北方后，（其时尚有湖北某老，亦死于人民裁判，而其名较叶氏为逊，故世鲜知之者。）一时空气为之紧张。”[11]“王葆心”模糊成“湖北某老”，其姓氏已鲜为人知，历史的黑洞十分无情地吞噬了过去。
梁启超的家信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已经甚晚，即1983年《梁启超年谱长编》正式出版以后。但前已说及，学者虽多有引证，却无心追究，一味相信梁氏记载，任此讹传重新流布于半个多世纪后，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在引证这一史料时，有的学者对叶德辉或许会评述一二，而对王葆心则从来不置一辞。王葆心和叶德辉之被枪毙的传闻既然对王国维造成巨大的刺激，那么理应对其人其事加以考求。而一旦进行考求，则此事传闻之讹误即可大白于天下。只可惜时至今日，讹误依旧，而真王葆心除其故里湖北外，其生平学行及学术贡献，国内学术界恐怕也鲜有人顾及，这也是让人十分遗憾的事情。
--------------------------------------------------------------------------------
[1] 见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版，第129页；卫聚贤：《王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一些》，《追忆王国维》，第301页；《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顺天时报》1927年6月4日，《追忆王国维》，第127页。又，《大公报》1927年6月5日以《呜呼王国维》为题报道王国维死讯，此一报道直接点明了王国维不做叶德辉第二。类似材料很多，不枚举。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1145页。
[3] 明确征引者如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9页；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8页；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李菁：《从社会学角度看王国维之死》，《怀化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于建胜、刘春蕊：《试论王国维人生悲剧的必然性》，《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周文玖、马晓娟：《王国维死因再探》，《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蔡苏龙：《王国维死因之心因探悉》，《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唐小华：《王国维之死及其文化意义》，《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李丰友：《中西文化冲突的悲剧》，《安徽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叶嘉莹：《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152－3页；杨君实《王国维自称之迷》，《王国维之死》，第204页，等等。至于暗引的就更多了。
[4] 以上叙述系参考谈瀛：《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忆怀王葆心先生》，《春秋》1986年第1期；王翻身：《王葆心墓》，《湖北文史资料》，1997年第3期；朱艳林、余国庆：《王葆心与〈方志学发微〉》，《湖北档案》，2002年第2期。
[5] 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东方杂志》二十四卷十三号，1927年7月。此文收入《追忆王国维》；《王国维之死》亦收录此文，但将“王葆生”误排为“王葆心”。
[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第3册，第1874页。
[7]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第3册，第1875－1876页。
[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第3册，第1895页。
[9] 参阅《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第3册，第350页。
[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赵丰田的前言第4页。
[11] 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王国维之死》，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