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操杀人的原因

龙猫

考诸史传，被曹操杀戮或“隐诛”的“人才”有边让（被杀于建安五年前，以下年号略）、许攸（十年后）、华佗（十三年前）、孔融（十三年）、周不疑（十三年后）、娄圭（十六年后）、荀彧（十七年）、崔琰（二十一年）、杨修（二十四年）等。另外，祢衡（十三年前）虽然是被黄祖杀死，但也有论者认为是曹操借刀杀人所致[11]。其中政治影响较大的是诛杀孔融、荀彧、崔琰、杨修4人。

      孔融为孔子二十世孙，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董卓擅权后先后任北海相、青州刺史，屡战屡败，汉献帝都许后投奔曹操。建安十三年（208年）被杀，罪状包括图谋不轨、谤讪朝廷、不遵朝仪、不孝、大逆不道等，这些当然是曹操罗织的罪名。后人往往说孔融是因口舌致祸，这在史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比如曹操攻克邺城后，其子曹丕私纳袁熙之妻甄氏，孔融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以此讥讽曹氏父子。曹操不明白，问孔融出自何典，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后曹操因粮食短缺下令禁酒，声称夏商是因为纵酒而亡国，所以要禁。孔融反驳说：夏商也因为女人而失天下，现在却没有禁断婚姻。祢衡曾对孔融说：“仲尼不死。”孔融则答：“颜回复生。”[6]（卷70，孔融传）如此非一，曹操自然难以忍受。
      但孔融的这些言行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孔融是拥护汉室的，早在任北海相时便“负其高气，志在靖难”，后来投奔曹操，也是汉帝在许都的缘故。平定袁氏后，曹操大体上统一了北方，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六月进位丞相，代汉野心逐渐显露。孔融“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6]（卷70，孔融传）祢衡说“仲尼不死”，常被视为对孔融的肉麻的吹捧，但这句话里或许还暗含对孔融的政治同情，因为孔子在诸侯争霸、王权衰微的政治环境中，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主张“正名”的。
曹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6]（卷70，孔融传）终于在任丞相后两个月，即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杀掉孔融。孔融也因此博得千古美名，成为后世的一个道德楷模，“懔懔焉，皓皓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6]（卷70，孔融传论）可悲的是，这样一个后人眼中的忠孝之士，却被容忍“不仁不孝”的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处死。

      荀彧是颍川集团的核心人物。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向曹操提出恢复西周的五等之制，准备进曹操为公，为此暗地询问荀彧的意见。荀彧表示反对，曹操“心不能平”，后“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6]（卷70，荀彧传）胡三省认为“彧之死，操隐其诛”，[12]（卷66，汉献帝十七年十月条胡注）即荀彧是被曹操逼迫自杀的，只不过没有公开。
    按：曹操于建安元年（196年）被封为武平侯，十三年（208）进位丞相。汉制规定：“非刘氏而王者， 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 天下共诛之。”[13] （ 卷17， 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即异姓只能封侯，而丞相之上就是皇帝。因此，按照汉制，曹操的官、爵都已到达顶点，用曹操自己的话说，是“人臣之贵已极”。[1]（卷1，武帝纪）此时如果不能篡位而又想上爬，就只有突破汉制、提升爵位一途了。董昭此时提出恢复西周五等之制，意图何在呢？有论者认为在于“广树羽翼， 渐移龟鼎”，[14]（ 卷20， 封建杂录）也就是多封同党为诸侯，逐渐取代汉室。这一看法比较普遍，但事实未必如此。西周爵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 西汉只分王、侯二等，因此推行西周五等便可突破汉代异姓只能封侯的限制，为代汉奠定基础。
      荀彧对此是反对的。他曾与孔融、从兄荀悦“侍讲禁中，旦夕谈论”，孔融的政治倾向前已论述，荀悦也是拥护汉室的，史称：“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6]（卷62，荀悦传）荀彧和他们搅在一起，政治倾向不言自明。现在曹操图谋篡汉，荀彧无力阻止，但又不愿苟同，于是只有“杀身以成仁”[6]（卷70，荀彧传论）了。荀彧之死减少了曹操进爵的阻力，建安十八年（213年）， 曹操被封为魏公，迈出了代汉最重要的一步。

      崔琰为冀州名士，最初事于袁绍，袁绍失败后历冀州别驾、丞相东曹掾、中尉，长期主管选举。崔琰曾推荐杨训，说他“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进爵魏王，杨训上表称赞功德，时人因此笑他是个浮伪之徒，说崔琰选举失人。崔琰读了杨训的上表后，回信给他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有人告崔琰诽谤，曹操听后大怒：“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崔琰为徒隶。但崔琰并不屈服，而且继续与宾客往来，门庭若市，最终被曹操赐死。[1]（卷12，崔琰传）
崔琰所云大意指杨训写得很好，能顺应时势的变化。这句话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曹操认为“耳”字不好，“会当有变时”不恭敬，是对他进爵魏王表示不满。在旁人看来，曹操未免过于多心了，居然能从几个无关紧要的字里看出反对他称魏王的意思。所以《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1]（卷12，崔琰传）似乎曹操不该杀一个为自己说好话的人。那么，崔琰是不是在说曹操的好话呢？曹操是不是冤枉崔琰呢？
崔琰主管选举，“总齐清议，十有余年”。[1]（卷12，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关于其选举方针，史称：
            其（崔琰与毛玠）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
    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1]（卷12，毛玠传）
可知崔琰与毛玠选人首重德行。而就在崔琰主管选举期间，曹操发布了《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反复强调以“才”为先，不应看重人的品行。由此可见，崔琰、毛玠与曹操在选举方针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崔琰曾就学于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是个正统的儒家，“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1]（卷12，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其选举方针应源于他的儒家思想，他是顽固地维持儒家的纲常名教的。前已论及，曹操因为纲常名教是其代汉的巨大障碍，所以在求才令中公开对纲常名教表示蔑视，试图摧毁纲常名教，为代汉作思想上的准备。如此，则崔琰、毛玠与曹操的矛盾就不仅仅是选举方针的矛盾，而是维护名教还是破坏名教的思想矛盾，是拥护汉室还是取代汉室的政治矛盾了。
      崔琰“总齐清议，十有余年”，可见这种矛盾由来已久。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进爵魏王，在代汉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他与崔琰、毛玠的矛盾也因此激化。崔琰一句“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在旁人看来也许没有问题，但在曹操看来语气不佳，是一句反话，是不应该变天下，是反对他称魏王，是“腹诽心谤”[1]（卷12，崔琰传注引魏略），所以要治崔琰的罪，将他赐死。崔琰死后，毛玠“内不悦”，曹操也寻了一个不是，将他废黜在家。

      杨修出于弘农杨氏，是汉代的第一流高门，自曾祖杨震至父杨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6]（卷54，杨震传）杨修官至丞相仓曹属主簿，官位虽然不高，但“总知外内，事皆称意”。[1]（卷19，陈王植传注引典略）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杨修被曹操诛杀。
      关于杨修之死，流行的说法是曹操因“妒才”而杀他，也有论者说杨修为袁氏之甥、汉代旧族，是曹操要铲除的对象。综合史实，杨修被杀的主要原因应是他党附曹植。曹植颇有文学才能，丁仪、丁廙、杨修、孔桂是其同党，“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1]（卷19，陈王植传）曹操为此广泛征求了臣下的意见，如卫臻、桓阶、邢颙、贾诩、毛玠、崔琰、杨俊等，结果除杨俊外，都认为应该遵循立嫡以长的传统，吸取袁绍、刘表嫡庶不分的教训，曹操遂于二十二年（217年）立曹丕为魏王太子。二十四年（219年），曹操“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1]（卷19，陈王植传）杨修死前曾对友人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史称“其意以为坐曹植也”[1]（卷19，陈王植传注引典略）丁仪、丁廙、孔桂以及为曹植说好话的杨俊后来都被曹丕杀掉。

      有关曹操杀人的个案研究较多，观点各异，却很少注意这些杀人事件的内在联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这些杀人事件其实都与曹操代汉有关。在代汉的每个关键步骤上，总有人反对或不利于曹操，曹操也总要拿一个重要人物开刀：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进位丞相，代汉野心开始显露，杀孔融；十七年（212年），曹操欲进爵魏公，实施代汉步骤，杀荀彧；二十一年（216年），曹操进爵魏王，在代汉路上又前进一步，杀崔琰；二十四年（219年），代汉大局已定，欲安排好后事，杀杨修。被杀者都非等闲之辈：孔融是大名士、荀彧是颍川集团的核心、崔琰长期主管选举、杨修出于汉代高门，前三人是反对势力的代表，杨修是植党的重要成员，杀他们可以收到杀一儆百、天下噤口的政治功效。正是采用这种残暴但有效的手段，曹氏父子才完成了代汉的大业。
      概言之，曹操杀戮本政权内部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从政治利益考虑的，具体而言就是这些人反对或不利于他代汉，如用“性忌”二字解释则不够贴切。至于其他人被杀，或许与曹操的猜忌性格有关，这里就不详论了。

[参考文献]
[1]   陈   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
[2]   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
[3]   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4]   柳春新：《曹操政权中的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8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5]   唐长孺：《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6]   范   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7]   葛   洪：《抱朴子·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   李良玉：《曹魏时期谯沛集团兴衰述论》，《安徽史学》1998年第2期。
[9]   孟繁治：《颍川谋士群体与曹操政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1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11]  李国文：《祢衡、孔融、崔琰、杨修之死》，《随笔》2001年第2期。
[12]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13]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14]  钱仪吉：《三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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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独到，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