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的三起三落（孙闻浪）

东施

无论怎样看待历史和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如今45岁以上的公众的心中，作为十年文革中“三大革命样板戏”之一的《红灯记》，其印象之深刻，情感之深厚，恐怕难有出其右者。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以及鸠山等剧中人的形象、唱腔，人人必然仍记忆犹新。然而，你也许不知道，《红灯记》是怎样诞生的?它的后面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和故事，有许多我们如今这一代人都较为陌生的人，经过多种努力创造才逐渐让这部戏成为那个时代的“样板”的。那段很乱的历史也许是我们不愿回首的，但中国老一代电影戏剧艺术家们的辛勤劳动则是不应遗忘的。
　　
　　《自有后来人》——《红灯记》的最初模型，由上个世纪50年代才华横溢的沈默君写出
　　
　　中国经典名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已经成为广大观众的老电影。这些电影让我们记住了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还有著名演员冯喆、张瑞芳、白穆、孙道临和陈述……但是，我们更不该忘记这些电影的编剧：沈默君。1938年，沈默君参加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火线剧社，开始了艺术生涯。1951年，沈默君同沈西蒙、顾宝璋三位部队作家一起，根据我军夺取孟良崮战役伟大胜利的真实战例，联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南征北战》，获得华东军区创作一等奖。并于第二年由上影拍成故事片。1953年，沈默君独立创作的《渡江侦察记》，获得文化部和华东军区创作一等奖。也被上影厂搬上银幕，又获得1949—1955年文化部表彰的优秀国产影片一等奖。1954年，沈默君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担任电影创作组组长。并于1957年与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合作了电影剧本《海魂》，获得了1958年文化部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三等奖。再次由上影的著名演员赵丹、崔嵬(北影)、刘琼、高博、王丹凤、康泰联合主演，拍成电影。
　　一个“三连冠”，展露出了沈默君出众的才华，但在给他赢得了军内外的一致喝彩时，也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局。由此而过早地摧毁了一个颇有才华的剧作家的创作和政治生命。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开展，沈默君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被划为“右派分子”，而被勒令脱下军装，遣送到北大荒军垦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之际，电影界正忙于赶拍众多的献礼影片。在东北辽阔的大地上，长影厂一个摄制组在外景地的取景中，意外发现了沈默君。长影厂领导求贤若渴，多次积极地将他的情况向上申报。终于在1961年底，沈默君结束了长达4年的流放，摘掉了压在头顶的“右派帽子”，但仍然以“继续观察，以观后效”的“监管对象”的身份，首先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到哈尔滨去搞文学创作，随后才如愿地于1962年5月调到了长影。在长达4年的北大荒流放生涯中，沈默君在东北的许多地方，收集了大量的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和革命群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其中一位老“北满抗联”讲述的一位交通员的故事，竟让他激动不已，难以忘怀。事情的过程是：在东北最残酷的抗日战争中，一位“北满抗联”的交通员，千里迢迢，风餐露宿，从边远的黑河来到哈尔滨送情报。他按事先的布置住在道外的一个小客栈里，可是到了规定时间，前来接头的人却迟迟不来。他耐心地等待着，可是一连三天，仍然不见接头人。这时，交通员带着的钱都花完了，但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神圣的使命在身，他又不能片刻离开接头地点。于是，这位可敬的交通员忍饥挨饿地整整在小客栈的炕上昏睡了四天!第五天，当他已经奄奄一息、即将耗尽残存的生命之时，才终于盼到前来接情报的人。这样一段小故事，在沈默君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他立志一定要重操旧业，创作出一部热情歌颂这些“北满抗联”英雄事迹的剧本来。
　　当时，长影厂以执导《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而声誉鹊起的著名导演苏里，对沈默君的创作才华十分欣赏，很想让沈默君为他写一个电影剧本。于是，苏里拉上同厂的导演尹一青，同沈默君一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天天琢磨本子。大家约定，未来剧本的主题要反映“北满抗联”英雄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不过，面对浩如烟海的革命斗争题材，一时又难以找到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切入点。尹一青很苦恼。一天，他一边冥思苦想，一边自言自语：“如果能设想一家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由于斗争需要而组成一家，这样就把家庭亲情和革命的利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沈默君听了，茅塞顿开，那留存在心坎里的地下交通员的故事，一下子浮现在脑海里，形成了异常清晰的创作思路。于是，沈默君再一次整理思路，逐一列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事的发展脉络，并借鉴传统戏曲《赵氏孤儿》中的具体情节，不到两个月时间，便同罗静一起完成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文学剧本。并为它另外取了一个名字《红灯志》。既直接紧扣了影片以一盏铁路工人在巡道时所常用的红灯作为秘密联络信号的生动细节，又宣扬了在革命斗争中以红灯照亮前进道路的主题寓意，此外，他们还另取《三代人》一名以备用。电影文学剧本经修改后，在1961年9月的《电影文学》上以《革命自有后来人》发表。当时沈默君的“右派”帽子刚摘掉没有多久，所以，他处处小心，在编剧署名上以“迟雨”为笔名，刻意隐瞒了真实姓名。剧本的情节，完全符合当时政治和时代的要求，中心线索是以东北某地为背景，通过一家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代人，为完成上级交派传递密电码的任务而英勇斗争、前仆后继，热情歌颂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换取中国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的伟大主题。
　　1963年，电影剧本公开发表后，许多热心读者纷纷来信要求李铁梅不能死，应作为革命的后代坚强地与日寇英勇斗争下去，这样才契合《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剧名意义。沈默君随后又进行了修改。待第四稿将结尾更改为李铁梅与柏山游击队汇合，并且彻底消灭前来追赶的日寇的光明结局后，上报文化部审查获得批准拍摄影片。然而，本已十分钟意这个题材的苏里，因在同一年奉命要投拍早在4年前就曾经在社会上产生过轰动效应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续集，未能执导本部影片。长影厂另派于彦夫执导该片。
　　接手后，于彦夫首先将剧名稍加改动。他借鉴金山导演将话剧《红色风暴》改编成电影后，有意去掉太直露的“红色”的先例，也去掉了该剧本同样是太过于直露的“革命”两字。影片由初上银幕的青年女演员齐桂荣扮演李铁梅，北影著名演员赵联饰李玉和，李奶奶则由在建国初期频频上镜的知名演员车毅担任。著名演员印质明开拓戏路，一改往常扮演公安人员的勇武形象，第一次出演反面角色——叛徒王连举。日寇特务头子鸠山由老演员韩焱扮演。影片公映后，一家三口人却本不是一家人的传奇故事，首先吸引住了广大观众的视线。而且曲折动人的故事，再加上把家庭亲情的描写融汇到革命斗争的大洪流之中，这在广大观众中间迅速引起了强烈共鸣。可贵的是，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在表现英雄人物的形象中，都没有刻意去描写共产党人李玉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壮举”，而是真实描写了他作为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以职业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工作的生活。特别是用了一定的细节来描写他嗜烟，有经常偷喝酒的习惯。当然，喝酒的细节在影片中也有重彩浓墨的大力渲染：那是在李玉和被捕时，他接过李奶奶递来的壮行酒，一饮而尽，而在鸠山的酒宴上却滴酒不沾。拒绝腐蚀和拉拢，从而很有深度地表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性突出、爱憎分明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各类戏剧形式全面开花
　　
　　1963年，随着《自有后来人》在全国的隆重上映，一股《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旋风”越刮越烈。街头巷尾，机关厂矿，人们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部电影。哈尔滨市京剧院紧紧抓住热点，由史良玉、王洪熙、于绍田三人共同执笔，迅速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并恢复了原来的名字《革命自有后来人》，由史良玉担任导演，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扮演李铁梅，梁一鸣扮演李玉和，赵鸣华扮演李奶奶。京剧在当地公演后，一气演出100多场。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贵宾访问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京剧院为贵宾举行了《革命自有后来人》专场演出，博得了朝鲜贵宾的热烈掌声。云燕铭扮演的李铁梅，扮相甜美，唱功扎实，富有激情，人物性格发展掌握得很有分寸。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赶到后台，对演员们进行表扬。云燕铭深受鼓舞，一时也想不起用什么礼物来赠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笑着问云燕铭说：“你手上拿着的剧本，不正是最好的礼物吗?”云燕铭赶紧把演出剧本递到周总理的面前，并恳切地请他多提宝贵意见。时隔不久，周总理果然从北京给云燕铭写来一封长信，他除了对这出京剧反映东北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英勇壮举表示十分欣赏之外，还另外讲到已经把这个京剧的剧本，交给了当年曾在东北进行过革命工作的刘少奇副主席，并转达他阅读之后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剧中“李铁梅通过土炕摸到邻居家”的细节，要再深入生活，进行一番认真的分析推敲。这个细节在电影中并没有出现，而在京剧中只是通过舞台的道具和情节来设计的一个细小的动作。因为刘少奇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曾经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又在东北长期从事过地下工作，对东北老百姓的生活十分了解。大家也真想不到刘少奇主席看的是这么仔细，认真，所提的意见那么内行、中肯。周总理最后在信中诚恳地提到，为了这部现代京剧长期演下去，剧组人员一定要深入生活，把剧本改得更好，演得更好。
哈尔滨京剧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为了把这出现代京剧排演得更加扎实，更加感人，暂时停止了演出。派出以编剧和导演为主的剧组人员，来到当年“北满抗联”曾经战斗过的北安、龙镇、黑河等地进行实地的生活体验。大家吃、住、劳动都和当地的铁路工人在一起，从中不但逐渐了解和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而且把普通百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去粗存精。“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通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不但验证了刘少奇主席所提出的那个东北当地两家居民的炕洞不能相连的不真实的细节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从真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了解和懂得了许多自己原本不知道的东西。编导马上把这一细节改为李铁梅从后屋的小窗口钻到邻居家里去。从而使这一细小情节更加符合实际生活。随后，哈尔滨京剧院再次恢复《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演出。演员们在舞台上所进行的表演，有了明显不同的感觉。其感染力超过了优美唱腔和形体动作，更加深入人心。连在演出中男女主人公所使用的“红灯”道具，也是在体验生活中接受一位铁路老工人赠送的他在伪满时期用过的一盏方形铁路信号灯，以求更加接近真实。
　　哈尔滨京剧院的成功演出，也使远在上海的爱华沪剧团受到启发，他们将《革命自有后来人》又改编为革命现代沪剧《红灯记》，并于1963年在上海进行了公开演出。演出没有多久，这个沪剧本传到了江青手里，江青看后表现出出乎寻常的浓厚兴趣。于是，1963年国庆节后，由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让其在中国京剧院组成排演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演出阵容。确定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杜近芳扮演李铁梅，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袁世海扮演鸠山。在1964年7月，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中国京剧一团的《红灯记》，都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现代京剧观摩表演。两出现代京剧同台比武，演员精湛表演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
　　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期间，江青曾经把两个剧院的剧组人员召集在一起，她要求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改编好这出现代京剧。并武断地决定要统一剧名，为了不和已经上演的影片名相重复，确定以《红灯记》为统一剧名。同时，江青还霸道地命令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停止全国的巡回演出；要停止一切唱片的发行；要停止一切对外的辅导。这三个“停止”，无疑宣判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死刑。对于剧本修改，江青将其指派给了中国京剧院。还下令要原来剧中的女主角李铁梅退居第二位，给剧中男主角李玉和让道。她说，只能有一个京剧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不能出现题材“撞车”。会后，由林默涵担任团长，组成一个专题考察团，前往上海去观摩仍在那里演出的现代沪剧《红灯记》，并认真仔细地借鉴同名的现代沪剧中的许多可取之处，在已经公演的原现代京剧剧本上再次进行修改。1965年初，由北京《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剧本《红灯记》剧本。
　　
　　《红灯记》登顶神坛
　　
　　转眼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席卷而来。一直活跃在文艺界的江青更是跳到前台，以“文艺旗手”自诩，把她最感兴趣的地方戏曲，通通勒令他人改编为现代京剧，进行所谓的京剧革命。《红灯记》更是首当其冲。既然《红灯记》烙上了“江氏”的印记，江青自然要对其再来一番挖空心思的“改头换面”。《红灯记》由中国京剧院一团进行独家演出，演员已经进行了第二次轮换。昔日的李少春由于作为“牛鬼蛇神”的代表人物，在运动之初已被打倒。他的李玉和由钱浩梁接替，杜近芳作为梅兰芳的亲传弟子，靠边站了，由刘长瑜顶上李铁梅，惟有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和饰演鸠山的袁世海“幸免于难”。在充满了“红色恐怖”的“文革”中，许多文艺团体的编导从生活实际出发，而在个别细节中进行了局部调整，便被“四人帮”的爪牙们扣上了“破坏样板戏的反革命分子”，而遭到了灭顶之灾。江青曾恶狠狠地扬言：“革命样板戏一个字都不能改!”可是，她自己却出于个人目的，惟恐别人说她是盗名窃誉，而故意把《红灯记》剧情中明确说明了的故事发生地，改成华北某地。1965年2月，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在春节刚过不久，就由副院长张东川带队南下到广州、深圳进行演出。深圳当时只是一个与香港有一桥之隔的荒凉、偏僻的小镇。中国京剧院原来只打算在此地逗留一夜，走个过场。可是想不到当地的许多渔民早早赶来，风声一下子也传到了香港，那里的居民也纷纷跑过罗湖桥，不惜步行好几个小时，赶到深圳只有一条繁华商业街的东门老街的深圳戏院，前来观看对他们来说倍感好奇的现代京剧。当夜，无论是深圳当地渔民，还是来自香港的居民，都把手掌拍得通红。人们的情绪极其高昂，许多观众在听到演员们唱到歌颂新中国、歌颂共产党的歌词之时，都纷纷站起来，满含热泪高呼口号，演出常常被观众这种现场“即兴发挥”所中断，这真是为中国京剧院始料不及。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拥上后台，要求和演员握手。剧组盛情难却，临时决定召开观众座谈会，大家踊跃参加。一些香港居民感叹道：“说实在话，对于大陆的红色宣传，对于这出我们并不喜欢的剧种，一开始是抱着看看笑话的态度来看的，想不到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融入到剧情当中，不但马上改变了我们的初衷，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而且也一下子喜爱上了这台现代京剧。”
　　其实不只是在深圳，自《红灯记》被江青选入全国“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的行列之后，全国各地的京剧团纷纷排演，一时间，剧中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临行喝妈一碗酒”等剧中人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的唱腔，通过舞台演出，广播传送，传遍了大街小巷，乡村边塞，人人都会唱上几段。《红灯记》连同其它六部现代京剧的唱腔一起，成了当时最为普及的流行歌曲。
　　自1963年《红灯记》从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的萌芽，再到京剧《红灯记》的成长，经过几年来的“千锤百炼”，1970年5月，《红灯记》最新演出本才正式公开刊载。同年，北京电视台把《红灯记》拍摄成黑白画面的电视屏幕复制片。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71年1月，由成荫执导拍成现代京剧彩色舞台艺术片《红灯记》。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又拍摄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其中选出李玉和的唱腔“雄心壮志冲云天”、李铁梅唱腔“仇恨入心要发芽”、李奶奶唱腔“血债要用血来偿”等，与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之《黄河船夫曲》一起，合成一部独特的艺术影片。1975年，由八一厂拍摄，成荫担任导演的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为素材移植的《红灯记》，再次搬上银幕，成为继故事片、现代京剧影片、钢琴伴唱影片之外的第四种同一主题的艺术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