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郁达夫日记比较阅读（谢泳）

东施

闲来无事，读鲁迅。郁达夫日记。鲁迅。郁达夫同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二人在现代文学的许多门类中都留
　　下了传世之作，令人肃然起敬。平日读书，多看他们的小说。杂文,与日记是较为疏远的，最近读了，感到还是有话可说。把鲁迅、郁达夫的日记比较着看，可以了解两位作家性格的差异和文风的不同，作为一种文本研究，看引己或许比看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见出作家的真性情。
　　鲁迅生于1881年，郁达夫生于1896年，晚鲁迅15年。两人同为浙江人，同为留日学生，又同中途改行从文，而且二人私交甚好。说到早年经历，又有许多相似处。鲁迅少年丧父，郁达夫从小失怙，家道中落，寡母抚孤，在二人的心灵上都留下的影响。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终身难忘为给父亲治病而在当铺前所受的白眼。郁达夫有过母亲为了满足他穿一双皮鞋的愿望，“老了面皮”，“上大街上的洋文货店去赊去”的感受。（《郁达夫文集》第三卷）鲁迅由于     父亲为中医误治而死，一生对中医都无好感；而郁达夫自“皮鞋”事后，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用新的了。他说：“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经过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过来。”（《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76页，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１）从以上的事情可以看出，鲁迅、郁达夫都是异常敏感的人，这种性格的特质来源干早年的经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家道中落这一条。长久的贫困和长久的富足对人们的性格形成固然都有影响，但由贫到富或由富到贫的逆转常常给人的刺激强烈。由贫到富易产生报复心理，把以往的苦难往富人身上发泄；由富到贫则易体味世态之变化，人情之冷暖。由贫到富，常是得意忘形，而由富到贫多用良知去体味贫困，二者的变化有质的不同。由贫到富，易为物质所诱惑，由富到贫则易为情感所驱使，曾经拥有的失去和曾经无有的得到，给人心理所留下的印迹是有很大区别的。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从作家的出身看，大体经历了由富到贫的转折，作家的出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愈来愈贫穷了。（谢泳《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出身》，山西《火花》、1992第6期）鲁迅性格孤傲、自信、内向。含蓄。而郁达夫的性格是情感过于纤敏，以致于显得有些柔弱，再是情感过于外露，故而气质特别真率。从二人的日记中可以明显感到这种性格上的差异。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日记大概要算是完整的了，从１９１２年到他逝世，二十多年中，鲁迅几乎没有停止过记日记。但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日记。鲁迅的日记是完全流水帐式的，奇怪的是鲁迅在日记中只记述与自己日常生活和读书生活有关的事宜，除此之外，丝毫不涉及其他，充满了神秘感。看鲁迅日记，能感觉到他简洁明快的文风。他的日记用字极为洗练、简省，能用一字的，绝不用两字。所记事件往来，极其客观，少有情感的因素在其间。鲁迅日记可做史料读，郁达夫的日记可当散文看，这是两种日记的最大区别。鲁迅记日记只写时间，不写题目。郁达夫是既有时间，而且给每一阶段的日记都命了题。鲁迅日记极其客观，不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郁达夫的日记时断时续，完全为情感的变化所驱使。郁达夫的日记同他的小说一样有直率的真情，袒露的胸怀。鲁迅的日记为记事，郁达夫的日记为抒情。鲁迅日记无情感色彩，也许是都转移到杂文和政论中去了。
　　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日记，但在1933年却将他和许文平的通信发表了。郁达夫一生放荡不羁，饮酒、狎妓是其生活中常有的内容，对女性的泛爱，使他一生和许多女性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但郁达夫生前没有发表过他和王映霞的情书，例是把自己的日记给发表了。
　　出版日记，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大概是第一人。从1921年刊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芜城日记》到1937年的《回程日记》，光自己日记就有20多万字。《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记载1932年青岛北平之行，后来还有《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前期的《日记九种》，曾经风靡一时，其影响不亚于他的小说。
　　郁达夫的日记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有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自我。他也记录每日的起居行踪沐浴吃饭购书写作,时间具体,地名确切,或详或略,不厌其烦。就这一点看,与鲁迅日记有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郁达夫不仅在日记中记事,更在日记中抒情。看他的日记,有时甚至觉得不像是个著名作家的日记,倒像是一个青春勃发的孤独的少年无法向世人诉说自己的情感,才把满腹的话语作假吐在日记中。他写会友晤谈,发热受寒,甚至酗酒,抽大烟,出入妓院等等,毫不隐晦,和盘托出,这恐怕也是郁达夫日记发表后为人争相阅读之原因,因为从他的日记中,人们不由得会想到他小说中的人物,像于质夫文朴等,像他们的痛哭,像他们的悲叹。郁达夫还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载自己的陋习污行,他不断忏悔,不断下决心痛改,但事过之后又依然故我。这种敢做敢为而又敢于将这一切告诉世人,方显出郁达夫独特的个性和直率的性格。
　　鲁迅郁达夫的日记中都有大量购书的记载。鲁迅的书账特别详细,每月都有总账而且把书的人格都详细统计出来,每月如此。郁达夫也常记购书事,但好像随便得多,常是遇上就买,不计价钱。鲁迅日记写购书抄书事多,写看书事反而少。郁达夫则记看书事多,而且多为小说,尤其是外国小说。鲁迅购中国书多,而且特别杂。郁达夫日记中写购外文书多,常是小说。郁达夫通日英德语,常读原版书,自然也可以想见其受外国小说之影响。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差异,当然是个人的习惯问题。但从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关于他们的性格思想以及文学观社会观政治观等文化信息。
　　上面我说过看鲁迅日记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不仅来自于日记的过于简略单纯,而且来自于鲁迅日记中情感色彩的过于淡化,甚至隐晦。鲁迅是一个常以超人的毅力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紧张感深埋在心底的人,看他的日记,这一印象也特别强烈。由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中，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鲁迅日记中"空白"的一日和“五日失记“问题。这是鲁迅日记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自从胡菊人提出这一问题后，日本竹内实、渡边新一等人曾做过详细的考证，并得出了“失记”是“有想记的事，但不能够记”。（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１５４或《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２年第２期渡边新一文章）的结论。关于鲁迅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避难的问题，这种结论或者说推测大体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但这种推测却忽视了从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上把握鲁迅日记的特点。在我看来，“空白”与“失记”其实是完全符合鲁迅日记的记载方式的，因为看鲁迅日记，我的一个明确感受是鲁迅在日记中从来不记政治事件，更不会把自己对事件的评价出来，这是鲁迅日记的一贯风格。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以鲁迅日记中的“空白”与“失记”似乎并不一定能得出目前流行的结论,因为这种结论似乎也不符合鲁迅的性格。我们不妨看一下鲁迅日记中关于政治事件的记载:
      1919年“五.四游行”：这天在鲁迅日记中是这样的：

　　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见《鲁迅全集》第１４卷第３３５页）

　　１９２５年“五＊惨案”：鲁迅日记载：

　　三十日晴。上午访季芾。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来。（同上，第５４８页）

　　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晴。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豢来，得秋芳信。（同上，第５９２页）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鲁迅日记载：

　　十二日晴。午后得靖华信，一日发。（同上，第８９４页）

　　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鲁迅日记载：

　　九日小雨。上午张莹来。午后得刘岗信信并木刻八幅。得三笠书房编辑小川正夫信并赠《卜卜亻工夕戈亻全集》普及本全部，先得第一及第六两册。（见《鲁迅全集》第１５卷２５８页）

　　以上是就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查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如果顾及这点，那么关于鲁迅日记中“空白”和“失记”的问题或许就不见得要做那样的推测了，因为那种推测忽视了对鲁迅日记整体风格的把握。而郁达夫都没有日记，但“四、一二政变”那天，郁达夫日记是这样记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日记和鲁迅日记的区别所在:

　　十二日，星期二，晴（三月十一日）。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知道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者数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趁车，不意路途为戒严兵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窗外的轮声时断时续，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则此刻已在杭沪道上。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大学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上床后，回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乡陆某邀我打牌，就入局打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时就寝。
　　
　　郁达夫相互信任对日记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手法。他曾写过《有目的的日记》《日记九种／序》《日记文学》《再谈日记》等文专门论述日记的价值。
　　郁达夫从他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日记、日记体和书简体是散文中最便当、最富真实感情的体裁。他说：“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记叙下来，众不会说你在说谎……”而鲁迅对郁达夫的这一观点却不同意，他在《怎么写》中曾顺便对郁达夫做了回答。鲁迅觉得，就文学的真实性来说，“体裁似乎不关重要”，“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时有时不合事实，然而是真实。”倘若仅仅为了追求体裁和形式的真，以至“牺牲了抒写的自由”，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鲁迅更注重“真实性”。所谓读者的幻灭，“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风假一说，郁达夫后来也承认“此论极是”。
　　然而郁达夫对书简体、日记体的偏爱，同他注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艺术态度有很大关系。郁达夫的自叙形式，自白口吻，事实上也确实增强了作品的亲切感、自然、真实感。鲁迅也就过：“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简洁的注释。”可见鲁迅虽然与郁达夫观点有区别，但也有相似的地方，鲁迅的话虽然对自己的日记不一定适用，但对郁达夫的日记，却是非常适合的。1933年，郁达夫在《有目的的日记》中曾说过：“我因为我自己曾出过一本日记，被人家攻得体无完肤，就是到了七八年后的现在，这册日记也还在作各种小报及文坛消息等取笑的材料，所以平时一见到日记之类，就非常注意。”郁达夫偏爱日记远基于鲁迅，比较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除了史料价值的意义之外，对于了解这两位作家的文体风格，也是一个极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