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民生以穑事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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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民生以穑事为先

2007-06-05    甘丹    来源： 新京报

作为家庭成员，他在家书中屡屡谈到农业；作为清政府要员，他高度重视农业。 　　家书多次提到农业种植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一天，一位姓樊的年轻人向孔子请教种植之道，孔子很不屑地回答他：“吾不如老农。”孔子认为，一个人只要“好信”、“好礼”、“好义”，人们都会尊敬他、信服他，何须要懂得农业耕作？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是对农业很鄙弃不屑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有地位的人是不会去从事农业耕种的。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延续下去，影响到后来的士人们。但从事农业科技研究的曾志雄却在研究中注意到曾国藩是一个非常重视农业的人。从现存的曾国藩的家书中，曾志雄发现了很多曾国藩告诫家人，要重视农业种植的痕迹。 　　根据资料显示，在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给其长子纪泽写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说自己的祖父曾星冈的治家之法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种菜，曾玉屏把读书、诚修祭祀等和种菜并称为治家的八法。曾国藩告诉纪泽，重视种菜是家里的传统之一，虽然纪泽现在在念书，没有太多的时间能亲自务农种菜，但是也要找人好好料理此事。 　　在其他的一些家书中，曾国藩还单独地提到农业的重要性。比如同治五年（1866）他在给纪泽、纪鸿的信中提到：“尔等亦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之后，他又在信件中多次提到要重视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件事情。甚至把这些农业方面的事情称为是关乎家之兴衰的大事。 　　比较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还因为在种植方面的观点和家里人发生了一些冲突。他在某一次的信中特别嘱咐家里人要到省城去请一个种植蔬菜的专家。他的这个建议遭到了其弟弟的反对。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省城里的人种植水平比自己家乡的人更专业，并为家里的菜园如何种植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提出菜园内要挖出沟壑以便下雨时，能使雨水顺着沟壑灌溉蔬菜。 　　重视农业的渊源 　　从孔子的轻视农业，到曾国藩的重视农业，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使得士人们的观点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曾志雄认为这种思想的转变和中国古代社会以及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 　　曾志雄表示，在宋代之前，很多人都有“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思想。当时也有不少人从事农业方面的研究，但这些人在内心深处，还是会把农业看得低一级。这种现象直到宋代才稍微有些改变，但对农业的根本看法也仍然是“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那么这种对农业不重视的状态是在什么时候得以较大程度的改变呢？ 　　“宋元以后，到明代的理学家们就已经比较重视农业了。朱熹等还专门对农业科技有研究。”曾志雄说。他认为，明代之所以对农业的看法有所改观，主要是因为明代的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观点。他们把这种“格物致知”的观点运用于自身的实践当中，因此曾志雄认为农业生产也就成为格物穷理的一个方面，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其中，并研究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与技术问题。 　　“到明代，很多理学家已经不是单纯地重视农业了，而是主动地开始研究农业生产方法和科技。”曾志雄说。 　　曾志雄介绍，朱熹在任地方官时，就有几次针对当地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发布了劝农文，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技术措施。宋代理学家陆九渊也对自家水稻增产的经验做过总结。同时也有一些论述农业的著作产生，比如陆世仪的《思辨录》中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区田种法。而后还有清初张履祥的《补农书》。 　　曾国藩受理学思想影响 　　从历代对农业态度的变化中，曾志雄认为能够找出为何曾国藩作为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员却能相当重视农业的原因。 　　曾志雄认为，家族传统和教育是曾国藩重视农业的首个原因。“曾家从其祖父曾星冈开始便以耕读为治家之法。曾星冈年少时虽然也沾染过不少‘游惰’习气，引起一些人的讥笑，但自35岁起立志自责，苦心致力于农事。”此外，曾星冈还精心钻研水稻和蔬菜栽培技术及管理方法。同时，他在家庭教育中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把农耕和读书，祭祀等一起作为治家的方略。 　　曾志雄认为祖父的影响对曾国藩兄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一点从曾国藩给子弟的家书中可以看出。 　　其次，曾志雄认为理学对曾国藩的影响也是他重视农业耕种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志雄曾经撰文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表示曾国藩在京城时，追随唐鉴、倭仁等人讲习理学。唐鉴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城士林中声望较高。他告诫曾国藩，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可以当作自己学习的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朱子等理学大师对农业的认识与重视，肯定会对曾国藩产生影响。而理学中的“格物致知”的观点必然也会对曾国藩产生影响，并使得他对农业做一些初步的研究。 　　■历史文档 曾国藩家书中涉及农业的内容 　　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的曾国藩曾经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在《曾国藩家书》中，他更是屡屡谈到农业。 　　咸丰八年（1858）七月二十一日在给两位弟弟信中写道：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望时时与朱见四兄熟商。 　　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给澄侯、季洪两弟的信中提到： 　　押韵四字，蔬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细塘上之横墙不筑尽可，下首须雄过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颇主此说。且有菜无淤，亦是罔济，淤亦押韵字也。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给纪泽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菜园布置之法： 　　省城园丁来家，宜废田一二丘，用为菜园。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耘者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士，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如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 　　曾国藩对于竹木的种植密度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四日给澄弟的信中提到： 　　黄金堂下手之竹，务须大删，每二尺宽乃可留一根。柞树尤宜多芟，否则愈密愈不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