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鲁迅与张爱玲（姜采砚）

东施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鲁迅与张爱玲都是对人性的缺点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并在作品中作了充分表现的作家。他们都有一种透过迷人的梦幻，透过喧闹的外表来把握冰冷现实的方式。鲁迅的这种方式来源于他刻骨铭心的童年经验和实际生活的感受，这使他对阴暗的经验有异常独特敏感。而张爱玲的这种方式来自她不幸的家庭生活和她本人的敏感与早熟。周围世界的危机四伏，使她过早地积累了对人对事的否定性情绪，使她对人性中的恶比常人敏感。所以，比起那些只顾颂扬母爱，盲目陶醉的作家来说，他们都显示出一种深刻，对人生真相有更清醒的认识。于是，鲁迅成了批判国民性的大家，“活画国人灵魂”的巨匠，而张爱则被认为是剖析人性弱点的高手，并且是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他们对人的自私、虚伪、残酷，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疏离都有非常深刻的揭示。以至一些论者认为张爱玲在揭露不良的国民性，即人性的弱点方面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文学传统。而我认为，无论是人性观还是文学观，他们二人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鲁迅对于人性的思考是和他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步进行的。他关注的是封建礼教强加于人的自然天性上的束缚。把中国人精神上的缺陷看作是一种“病”，其病根在于封建礼教的迫害，所以要反封建以除病。那么，他对人性的看法从根本上还是“性本善”的一脉，因为人性中“恶”的一面是封建制度造成的，是反面的东西，是人力可以解决，至少是应该解决的东西。所以，应惩恶劝善，也就是要改造国民性。而张爱玲对人性的看法有点近似钱钟书，从不忘了把人当作“无毛两足动物”来看待。因为人性的善恶有本能的一面，因此，对人的一定程度的“恶”是宽容的，因为本能的东西是改不掉的。

     鲁迅主要针对封建礼教给人造成的精神上的束缚，而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和所受的教育，使她同时注意到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对人的精神变异。在她看来，封建礼教对人的残害与禁锢固然可恶，但是现代文明的来临同样能造成人的精神扭曲。所以，在张爱玲看来，即便没有封建礼教的迫害，还会有现代文明的扭曲，没有了现代文明的扭曲，还有各种无法预知的灾难以及人自身所不可克服的自私、虚荣、情欲，所以，人生的悲剧是永恒的，无涯的。生而为人，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上，几乎都是弱者。所以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张爱玲却能“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说：“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

     在鲁迅那里，国民性的问题是他思想革命与改造社会的起点。在他看来，能否改变国民精神，祛除国人灵魂上的愚弱直接关系到国家富强与民族兴旺。而如何才能焕发国民精神？鲁迅说要首推文艺，因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也是引导前途的灯火”，可见，他赋予了文学以多么宏伟的历史使命！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为什么他终其一生都在苦苦思索国民性问题，并且倾注毕生心血致力于文学启蒙事业，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寄予了他多么深重的历史责任感！而张爱玲的观点却更接近毛姆的文学观：“我所做的就是创作文艺作品”，“对于世界的纷扰、社会环境的不公平以及政治上的混乱，我比别人不少关心，可我认为小说不是发表我对这些问题看法的最好工具，不象很多我的更加显赫的同行那样，我觉得自己无意宣传预言。”所以，张爱玲的小说较鲁迅来说负载较轻。如果从广义的“载道”来讲，鲁迅的小说承载的是他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之道，而张爱玲的小说承载的是她的人生之道，即她作为一个敏感细腻而又善于思考的女性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感受。

     鲁迅同梁启超一样，希望能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来拯救中国，他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条路上出世。”而他当初之所以做小说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造社会。”而张爱玲不这样，在她看来，小说之为小说，正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生命有它自己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况且，柴米油盐、穿衣吃饭、悲欢离合、市井恩怨也不见得就小于感时忧国。所以，正如胡兰成所说，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鲁迅是一个文学家，也是反封建的文化战士，他甚至希望他的作品与时弊同时消失。而张爱玲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职业小说家，在小说创作方面，她自处甚高，并曾为作品的流传问题而深深困恼。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她这样说：“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些作品成为永生的。”所以，她的作品既要流传，就不能让其主题在事过境迁之后失了兴味。于是，她在充分把握时代的同时，也把握住永不过时的人类主题：悲欢离合，生老病死，都成为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题材。当然，只有这主题并不能赢人，她深知这一点，所以在技巧方面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甚至有了“才华最爱出卖人”的危险。

     由此可见，鲁迅是二十世纪启蒙文学的代表人，他的文学承载的是他感时忧国的神圣使命。他希望通过推行文艺来改变国民精神，祛除国人灵魂上的种种痼疾，以达到“立人”的目的，从而最终改造社会。所以他讽刺、谴责、批判，大声地呐喊。虽然，面对荆棘的路途、渺茫的前景，他也彷徨过，但依然靠着韧性的精神和尼采式的超人的愤怒支撑自己，执着地寻求，孤独地战斗。而张爱玲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她始终站在潮流之外，以自我的平淡和固执坚守着她那苍凉而美丽的世界。她也谴责、嘲讽，但更多的是理解、宽容与悲悯，她不惩恶劝善，更不参与改造。在千疮百孔的黑暗世界里，鲁迅感到的是愤激，而张爱玲领略的是忧伤：鲁迅的呐喊充满悲壮，而张爱玲的抒写只有苍凉；鲁迅的爱憎永远分明，而张爱玲却把优美与丑恶，真实与虚伪，热闹与凄寂，温馨与冷酷，健全与病态一起结合为一，这是人性的复杂，人生的真实，也是人世间难以言说的混沌，亦如她的文学。所以说，张爱玲的文学观与五四以来的文学启蒙传统其实有很大的距离，因此，笼统地讲张爱玲在批判国民性方面是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文学传统，显然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