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真实的清代礼仪

东施

说说真实的清代礼仪
作者:朱家溍


请安

“请安”,一般都认为是满族特有的礼节,其实并非来源于满族。这原是明代军礼中的一项,见于《大明会典》。当时全国各指挥使司、各卫所都有这个礼节,称为“屈一膝”。建州卫当然也是如此。到了清代,在八旗和明朝遗留下来的绿营中仍然沿袭旧习。本来,兵士见上级军官应该下跪,但因为身上有甲胄,只屈一膝或屈半膝。久之,不穿甲胄时也以屈一膝为礼,并和叩首、打躬一样,含有问候请安的意思。于是在八旗人家和部分汉族官宦人家,晚辈见长辈、平辈中幼见长,奴仆见主人乃至亲友相见,都行这个礼了。所以“屈一膝”又叫“请安”。但在衙门或公共场所,譬如各部司官见堂官、在大堂上回公事或请画稿(即批示公文),则不论旗人汉人都行打躬礼,不能请安。在社会上,譬如商人,对顾客固然不请安,即使对东家也不请安,见面只能作揖。话剧《茶馆》中的掌柜在茶馆向东家请安;顾客松二爷向王掌柜请安,并且连续请安,问太太好,问少爷好;剧中大德子左右换腿请三个安,这都不符合旧时的实际情况。
男子请安的姿势是这样:先端正姿势,如“立正”的样子。然后向前迈左腿,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右腿半跪,略微停顿;眼平视,不许低头、扬头或歪头;双肩平衡,不许弯腰,左右腿的间距不可太大,保持左腿向前迈的自然距离,不可向后蹬腿。
女子请安姿势与男子同,只是左右腿的距离要近,动作幅度小,双手扶左膝,右手不下垂。近年电影、电视剧中出现的请安姿势,不论男女,几乎没有一个对的。

跪安

“跪安”这个礼节行于皇宫和王公府第以及宗室家庭中。皇帝每日召见军机大臣之外,常常还要另外召见某些官员,这是属于密谈性质,不同于朝会大典,所以官员见皇帝不必叩头。召见的程序是这样:先由外奏事处登记,再由内奏事处安排在某日第几起。皇帝吃早饭时(天尚未明),桌上摆好绿头签,饭后分起召见。有合在一起(如与军机大臣一起)的,有单独的。譬如在养心殿东暖阁,皇帝坐在前窗的木炕上,太监们都退出。内奏事处太监带领应召官员来到暖阁门前,掀起帘子让官员进去,太监退到殿外。这位官员进门,站着说:“臣某人恭请皇上圣安。”然后跪安、起立,走几步到皇帝面前,跪在一个红边白心很厚的毡垫上奏对。奏对完毕,皇帝说:“你下去吧。”于是官员起来跪安,面对皇帝倒退几步,转身出门。如果在奏对时有谢恩的事,就在原地一叩,说:“谢皇上圣恩。”如果在奏对时说错了话,就摘下帽子,以头碰地一下,表示承认错误。
皇帝日常晨昏定省、见皇太后时,进门要跪安,退下时也跪安。
太监有事向皇帝、太后、皇后、妃嫔等主位启奏,王公府第及宗室家庭中晚辈见长辈,奴仆见主人,都要跪安。
跪安的姿势和请安的姿势,相同部分是先端正姿势,左腿向前迈步。但跪安时右腿须全跪,然后左腿也跪下,右腿随即起来,左腿也起来,恢复立正的姿势。这一连串的动作要节奏均衡,不可慌忙,不可拖拉。其他和请安的要求一样。

肃

清代后妃以下,公主、格格、福晋以及品官命妇(汉人品官命妇不在此列)穿朝服、吉服,行大礼,有一肃、一跪、三叩及六肃、三跪、九叩的仪节(一肃是一次肃立。一跪是跪下和起立各一次。三跪当然就是各三次。三叩和九叩的区别,也是次数的区别)。穿朝服、戴朝冠时的叩首和男子一样。穿吉服的在晚清不戴吉服冠,而戴钿子,则跪下之后不叩首,只以右手扶两把头翅。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肃”。这个动作和女子请安差不多,先端正姿势,慢慢地一直下蹲到底,再慢慢起来,恢复立正的姿势。也是要求不弯腰,不低头,两肩平稳,腰板笔直。京戏《四郎探母》中“盗令”一场,公主见太后时的身段,一般都说是请安,实际就是“肃”的规格。梅兰芳先生这个身段做得最美、最标准。

垂帘

清代西太后听政为什么要垂帘?
太后临朝的故事,最早是前汉高后,不过《汉书》上没有提到垂帘二字。“晋康帝崩,穆帝即位,时年二岁。皇太后设白纱屏于太极殿,抱帝临轩。”(见《合璧事类》)“宣仁高太后垂帘,有司请循天圣故事御殿。又请受册宝。后曰:母后当阳非国家美事,况天子正衙岂所当御,就崇正足矣。”(见《宋史》)所以太后临朝听政“垂帘”是古已有之,不是西太后的创举。至于为什么要“垂帘”,是因为临朝听政当然要和群臣相见,可是从前生活习惯是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皇后居中宫,主内治。元日、长至、千秋节,内外文武官皆豫期进笺称贺,并不面见皇后。若皇太后在元日、长至、圣寿节直省文武官员,则豫期进表称贺。在行礼这一天,皇太后御慈宁宫,王公大臣都在慈宁门外阶下行礼,三品以下文武官在午门外行礼,也都见不着太后。在正常情况下如此。但太后临朝听政当然就不可避免和群臣见面,同时还要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所以就只好“垂帘”和群臣相见,宣谕、奏事都在隔帘情况下进行。这个内外有别的原则,不仅仅皇家如此,从前社会上也是这样的习惯。例如住宅有内外院之分,妇女在家除和家里人以及至近亲戚在内院相见之外,也不和男的来宾相见。家中男仆人到上房向女主人回事,须请女仆代言,如果女主人有所询问,也是在室内说,男仆在室外回答,这都是以前生活中常见的。由于是相当普遍的事,小说家也把这种生活方式写入作品中。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中:“至次日薛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在书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饭,自己在后廊下隔着窗子向里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薛蟠,张德辉满口承应。”可以这样说,听政要用“垂帘”的形式,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社会上都是内外有别、男女有别的风尚。
“垂帘”一词不只是口头上的语言,还是见之于文字的,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实录》载礼亲王世铎等会议具奏《垂帘章程》:“一、召见内外臣工: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皇太后前垂帘,于议政王、御前大臣内轮流派一人,将召见人员带领进见。二、京外官员引见:拟请两宫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明殿,议政王、御前大臣带领御前、乾清门侍卫等照例排班站立,皇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名单一份,并将应拟谕旨分别注明,皇上前设案,带领之堂官照例进绿头签,议政王、御前大臣捧进案上,引见如常仪。其如何简用,皇太后于单内钦定钤用御印交议政王、军机大臣传旨发下,该堂官照例述旨。”
以上是《垂帘章程》中“召见”和“引见”两项仪注。召见的地点是在养心殿东暖阁,引见是在养心殿明殿,都提到皇太后前垂帘。
但“垂帘”二字也不能刻舟求剑地来解释。如翁同龢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载:“黎明侍大人入内,辰正引见于养心殿,两宫皇太后垂帘,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邸立于左,醇邸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签,恭邸接呈案上。是日引见才二刻许即出。”在“垂帘”二字下自注:“用纱屏八扇,黄色。”又如曾国藩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载:“……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
以上是“引见”和“召见”的两个具体实例。所谓垂帘,在明殿是用黄纱屏八扇;在东暖阁因为东大墙前有一槽栏杆罩,罩上有一幅黄幔。屏和幔都不是帘,总而言之不过有个象征性的分隔而已。

禀报

以清代和民国历史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经常有人大声喊:“太后驾到”“皇上驾到”“李中堂到”“陆军总长王士珍到”“委员长到”等等。几乎任何一个大人物出现时,都会有人喊“某某到”。这是与实际生活不符合的。
太后或皇上要到某一地点去,事先都有安排,到达时从来用不着下人大声喊,也没有这个规矩。太后在颐和园或西苑三海等园囿驻跸的时候,如果随意出去散步,事先没有安排,不论她走到什么地方,前引太监看见有人,只要用气声口哨“嘘”的一声,那人就会紧急回避。如果来不及回避,就面朝墙站住,等太后过去,再自由行动。“李中堂到”一语出自电影《甲午风云》中李鸿章到邓世昌的军舰上检阅的场面。关于本省总督来军舰检阅,乃是一件大事,没有临时在现场通报的道理,更不许连姓氏一齐称呼本省总督。
按过去的习惯,如有贵宾来访,在门房当差的仆人便向主人当面禀报:“某大人拜会”,“某老爷拜会”。只要主人能听见就可以,不用大喊。如果是主人宴客,来宾很多,仆人也是面向主人用不大的声音说:“某大人到。”(不说“拜会”)在回禀主人时不能直呼客人的名或号。以前面提到的王士珍为例,只应说:“王总长到”,不能说“陆军总长王士珍到”。必须明确“某某拜会”或“某某到”,都是说给主人一个人听而不是说给大家听的,所以用不着提高嗓音。但也有一种特殊情况,例如清代六部九卿各衙门中,每一个部都设尚书满汉各一人,侍郎满汉各二人。这六个领导人不可能同时到部,有的兼任别的职务,有的要进内奏事。当六个人中的某一个到部进门时,茶役就到各司的窗外拉长声音说:“某大人到!”只有这种通报是给大家听的,目的是告诉各司:如果一个具体办事人员准备和某领导联系公事,听见通报后,就可以立刻去见他。
在外省,求见总督或巡抚的程序是这样:譬如苏州府知府来两江总督衙门拜见总督,必须预备一个禀帖,在辕门内挂号,由文巡捕手举禀帖,到签押房向总督说:“回大帅,苏州府禀见。”这时不用说苏州府知府姓什么,也不能说:“苏州府到。”
“委员长到”这句话更是无稽之谈。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当时每逢星期一,各机关都有“纪念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纪念周”,是一个有很多部门代表参加的例会,每次都由蒋介石当主席。他进入礼堂时,大家已经站好,但没有人喊:“委员长到。”赞礼人宣布主席就位,唱国歌,主席宣读《总理遗嘱》,然后由一个部门负责人作报告。最后赞礼人宣布礼成,主席和大家同时退出礼堂。我还经历过一种集会,那是在重庆中央训练团的时候。全体受训人员在礼堂内列队集合,门外有个号兵。当蒋介石走近礼堂门时,号兵吹一声号,礼堂里面的队伍就立正,蒋进来之后向大家说一声“稍息”。也没有人喊:“委员长到。”

清代外官生活方式

中国古代传统的房屋形式,不论是宫殿、宗庙、寺观、衙署、住宅,总的说来是四合格局。规模较小的是一个四合,大的是若干个四合组成的建筑群。
清代外官衙门最大的当属总督衙门。设总督的省份不止一处,各处的总督衙门不会完全相同,但其格局则没有例外,都是由若干个大小四合组成,并且有很多共同点:大门外,对面是照壁,左右是栏栅式的东西辕门,中间一片广场。进了大门是仪门。仪门内是大堂、二堂、内宅、后照房(或楼)。这是中路的院落和房屋。左右有东西跨院,包括花厅、客厅、司道官厅、府州县官厅等等,还有其他用途的房屋,包括各项办事人员的处所、仓库等等。总督住在内宅,日常在签押房(一个接近内宅的小四合院中)批阅文件,在客厅会见属员。每月初一、十五拜万岁牌。平时拜发奏折在大堂,其他礼节性的活动有时在大堂,有时在二堂。宴会在花厅。属员来禀见,文官如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武官如提督、总兵、副将等,都先在司道官厅等候;文官如知府、知州、知县,武官如游击、都司、守备等,都先在州县官厅等候。总督在客厅按次序会见。这是清代外官生活方式的大概轮廓。

《甲午风云》影片中的四个错误场景

下面,再就《甲午风云》这部历史故事影片中的四个场景,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一、李鸿章在一间屋里宴请外宾,丁汝昌、邓世昌来禀见。他们等待会见所坐的地方和李鸿章宴客的地方只隔一道隔扇,以致邓世昌拍桌子震动茶碗的声音被李鸿章听见,就问:“何人在二堂喧哗?”于是丁、邓二人就转过隔扇来见李鸿章,发展到邓世昌和洋人争辩。这场戏的安排,目的在让邓和李与洋人凑到一处,发生争辩。按照清代的习惯,丁、邓二人从军港到天津来禀见总督,应该先在司道官厅等候。如果总督正在宴请外宾,这时候即使有属员来禀见,门口值班的文巡捕就应告诉他们:“今天止辕,不见。”不可能还让他们在官厅等候。总督宴客地点,应该在花厅。花厅和司道官厅至少要隔一个院子,而不会像《甲午风云》中那样,只是一座房子的里外间,更不能把隔着一道隔扇的外间叫作“二堂”。大堂、二堂的位置和用途前面已谈过,二堂绝无会见客人,或让客人等候的用途。那么如果为了让李鸿章、外国人、邓世昌凑在一处发生争辩,应该如何安排才不违背当时的生活方式呢? 按当时习惯,总督宴请外宾,不可能只是总督自己一人待客,一定会有本省藩臬两司、在省城的提镇以及有差的候补道等等作陪。影片可以安排丁、邓二人来津禀见,也被派列席作陪,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这样安排就能够合情合理地使李鸿章、洋人、邓世昌凑在一处了。
二、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一个太监到天津传旨。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清朝一代从来没有派太监出京向某省督抚传旨的制度。在没有电报设备的时候,传旨给外省督抚,是由军机处交给兵部管理的驿递,属于寄信的方式,也有时交该督抚所派来的折差带回。有了电报设备以后,则改为电谕;如果十分有必要派人传旨的话,也必然派一个官员前往传旨。只有皇帝赏赐一般物品给京城内的王公大臣,可以派太监前往,但如有重要的传旨,虽在京城内,也还是派官员前往。
三、影片中邓世昌上提督衙门见丁汝昌的情节,如果只表现二人坐着对谈,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电影里表现了整个拜访过程:邓世昌从军舰下来,走到衙门,一个人径直往里走。丁汝昌坐在签押房,邓世昌一个人走进签押房,丁汝昌坐着没有起立。谈完话,邓走了,丁仍坐着。这一过程的安排整个是错误的。按清代的习惯,无论丁、邓二人交情如何,丁是提督,邓是副将衔管带,邓到丁的衙门,必须至少带一至二个从人。到了提督衙门,先由从人到门房说明邓求见的事。门房值班的进去回禀,丁说:“请。”回事人出去向邓说:“请。”然后值班的引着到签押房,掀起门帘让邓进去。丁起立、让座,分宾主坐下,仆从端上盖碗茶。谈话完毕,邓起立告辞,丁起立送至门帘处。提督与副将之间,无论多么亲密的关系,上述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影片可以不表现这个全过程,但主要之点是不宜违背的。
四、影片中有李鸿章当场令人摘去邓世昌顶戴的情节。按清代制度,如果官员被革职,必然是奉旨革职,革职后才能摘去顶戴。邓世昌的职是北洋水师的一员副将,差是一支军舰的管带。从李鸿章当时的权限看,能给邓世昌的最大的处分只能是撤他的差,而无权革他的职,因而,不能令人摘去邓的顶戴。影片应写李鸿章说:“撤差!下去候参。”候参就是将要向皇帝参奏邓世昌,奏明邓世昌的错误,听候皇帝宣布如何处分。如果皇帝批示革职,才能革职,摘去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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