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皆欲杀的叶德辉(谭伯牛)

东施

叶德辉因何而死？一说，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写对联辱骂湖南农民协会为“六畜满堂”、“一班杂种”，触彼之怒，自取灭亡。一说，他奸污乡间少女，后来，此女参加革命，当了“干部”，遂将叶氏“劣迹”报告省党部，由组织出面，处死叶氏，为她讨回“公道”。二说俱属奇谈，并无确证，然而，一直以来流传甚广，读者信之不疑。在对迄今所见相关史料详加考辨的基础上，谭伯牛撰成此文，以澄清叶德辉之死的真相。同时，此文参考了当代学者对叶氏之学行与思想的研究成果，尝试为叶德辉画一幅不同以往的历史肖像。

60岁生日将至，叶德辉写了一篇自叙，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数十年轰轰烈烈，天子不得臣、国人皆欲杀、海内诵其著述、遐荒识其姓名之叶德辉，至是而年始六十。”这个长句很有意思，一边是悼怀伤往，牢愁郁怒，一边又孤傲自矜，老健自喜；既是性情的写真，也是生涯的总结。更有趣的是，若将“天子不得臣”以下4句作为提纲，稍加说明，恰可为叶氏写一篇小传。

叶德辉其人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又号絤园。他的祖籍是苏州吴县，因幼年随父至湖南，遂注籍为长沙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他考中二甲第九十五名进士，旋授吏部主事；同榜进士中有不少近代名人，如蔡元培、张元济、赵熙、赵启霖、蒋廷黻等。在吏部供职不过两年，他便告假归里，自此不再出仕。自叙所谓“天子不得臣”，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然不作官好办，事亲养家，日常经济问题如何解决呢？德辉早有盘算。其父本是商人，在当时长沙的黄金地段———坡子街，拥有一间旺铺，叫做“叶公和”酱园，一向生意兴隆。及至德辉衣锦回乡，且不说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做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事，至少，能避开一般商人经常遇到的无妄之灾，以保证家族生意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然，德辉之弃官从商，即在西风渐染的清末，也是一桩“另类”的事情。传统中国士大夫或不讳言利，其上者讲经世济民之学，为国谋利；其下者，则不免营私舞弊，追逐一己之利。但是，不论上等下等，一般而言，都耻言商业，更不必说亲自参与商业经营。这自然是受了重农贱商传统影响的结果。德辉则不信这一套。据其弟子的记叙，他非但不耻言商业，甚至“耻言高尚，以为高尚乃无用之别名”。在那个时代，什么是“高尚”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才是“高尚”；书读得好，能中进士入翰林，居恒一卷在手，暇则弄月吟风，不亲俗务，口不言钱，这才是“高尚”。德辉竟以此为耻，可见他的特立独行，可见他的思想开放。但是，德辉并不以商业盈利为人生目标。对他来说，拥有丰厚收入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专心治学、不为他累。以学术为志业，聊适我心；不以学术为职业，借敷我口。德辉于此，庶几近之。

那么，德辉的学术水平又如何呢？传统学问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评价学人，大皆看他的经学造诣如何。然而清代学风不同于前代，学者喜治小学(音韵、训诂、文字之学)，于是，评价某人的学术，多看他在小学上的成就。德辉在小学方面的著作，有《说文读若字考》、《六书古微》等书。近代学者杨树达是德辉的弟子，评价乃师著述，仅许以“编摩之久，用力之勤”8个字，赞扬他的勤奋，却避而不谈他的成就；另一位学者张舜徽(是德辉的同乡后进)，不必为尊者讳，遂直言德辉“于群经、小学所造均浅，虽有述造，未足名家”。杨、张是近代以来屈指可数的小学大师，评价如此，德辉的正统学问水平可想而知，不算高明。然而，话又说回来，毕竟清代经学、小学的成就太大，任何人要出类拔萃，绝非易易。德辉不能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实在不必遗憾。何况，他自有一门学问，惊世骇俗，堪称一代之冠。这就是他的版本目录之学。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逐渐完善，国力大张，汲汲于崛起，国学风行，念念乎复兴，遂有一桩事体随之发达，这就是藏书。今日，神州各省各市各县乃至一些居民小区都举办评选藏书家的活动，可见藏书之风的兴起。然藏书而能名家，亦有流别。有的人将藏书等同于集邮、集火花、集小人书、集九九金条，束书不观，株守以待升值；有的人附庸风雅，书名记得一堆，大字不识几个，相君之背，不过书店店员，相君之面，确系发行科科员；有的人夸夸其谈，颇有章学诚所谓“横通”的风味，实则道听途说，鲁莽灭裂，书之于彼，不过是拙劣的妆饰。此外，则有二三志士，好学深思，博观约取，勤于比勘，精于鉴别。他们的兴趣，始于册籍而终于学问；他们的收藏，量于财力而乐于分享。他们或非学术的原创者，但必是学术的识途老马，凡有志于学的人皆不能忽视他们的研究。叶德辉，就是这种藏书家的前辈。他的《书林清话》、《书林馀话》、《观古堂书目》及《絤园读书志》，在当时是版本目录之学的名著，在今日则已成为学林的经典。除了总结经验供后人借鉴，他还乐于刻书，善于刻书，这在书籍流通远不如今日方便的传统中国，更是一桩大功德。以此，他自赞“海内诵其著述”，不是虚言。

至于“遐荒识其姓名”，说的是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清末，日本人来华访学之风甚盛，到了湖南，非见不可的人有3位——王栽恕跸惹及叶德辉。三人中，德辉年最少，风头最劲，试看他与诸桥辙次的笔谈，可见一斑。诸桥氏恭维他，说：“湖南是清末学者之渊丛，若曾文正公、王栽恕跸惹诸先生，概观之于历代儒林传中，不易多得。而今皆凋谢(按，时为1920年，曾与二王皆已死)。此间独有先生之学深识高，固是湖南学界之幸，抑亦中国学界之幸也。”对此，德辉欣然领受，且作补充说明，云：“敝人承贵国学士、商家相知二十馀年，平时与贵国人交情亦更亲切，故贵国现时无不知有鄙人者，惜不能人人握手也”；俨然把自己当作价重鸡林、名播东海的白居易。然白居易犹有不及德辉之处，那就是德辉不仅有在外的名声，还有异国的徒弟。

他比较欣赏的日本弟子有两个。一是得了他“曲学”真传的盐谷温，其人在中国著名，最通俗的事迹就是陈西滢指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地剽窃”了盐谷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当然，据学者考证，这并非事实。另一位，是得了他“小学”真传的松崎鹤雄，其人在日军侵华时参与保护江南“嘉业堂”藏书，有功于华夏。此外，他主办《辽东诗坛》，刊载德辉之死的真相，澄清流俗谣传，亦可谓有功于师门。其他与德辉交往频繁的学者，则有永井久一郎、白岩龙平、竹添光鸿、盐谷时敏(盐谷温之父)、岛田瀚、后藤朝太郎等人。

德辉既有这么多的日籍友人，可想而知，他对日本这个国家极有好感。然而，终身没去过日本的他，对这个国家的想象、理解乃至同情，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也许，从德辉写于民国3年(1914)的一句诗，能探得一些消息。诗赠日本人山田饮江，云：“南苑风光皆逆旅，东京物望若神仙。”“南苑”，指民国首都北京，在德辉的笔下，首都竟是“逆旅”(旅舍)，那么，套句俗词儿，他的“精神家园”又在何处？对句即是答案———日本。他何以对日本推崇若是呢？妄作解人，尝试替他作答。首先，日本于甲午(1894)一役战胜清国，国人对这个“蕞尔小邦”不得不刮目相看，德辉不能例外。10年后，日本又战胜俄国，这对叶德辉来说，更是一个震撼。原来，辛亥革命并不具有天然合法性，帝制与现代化并非格格不入。第三，他在国内接触的日本人及日租界景物，无不令他触景生情，恍然亲接萦怀绕梦的古典中国。日本来华的学者，其真实目的或有非德辉所能知者(如间谍)，但是，他们爱慕华夏文物，言动举止追求“唐风汉韵”，则系实情。德辉尝下榻于汉口日租界的松乃旅舍，看到日本人“皆席地而坐。卧则以屏掩之，屏皆六曲”，“皆唐制也”；日本女子高髻如云，腰缠锦带，俨然是晋、唐画像中的人物。由此，德辉不禁啧啧称奇，以为彼邦士人尽皆“东方古君子”也。最后，清末民初之际，学风大变，人皆趋新，犹自“抱残守缺”的德辉在国人中找不到几个“商量旧学”的同志，反而在异邦人士身上见到求知若渴的精神，更令他对日本及日本人生发好感。此外，德辉对日本的观感，还可用近代交通史、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作背书。1898—1910这10年，被学者称为近代中日交往的“黄金十年”。革命党几乎以日本为反清大本营；保皇党也寄踪东瀛，受到庇护；国内新旧各派，皆能从邻邦的改革实践中获取营养。因此，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对当时“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的日本，多少都抱有好感。德辉不能超越时代，对日本人青眼有加，又何怪乎？

国人皆欲杀

但是，正因处身吊诡多变的时代，兼具天生孤往的性情，天子呼来不上船、剩有文章惊海外(德辉谓日本“无不知有鄙人者”，故略改杜诗成句)的叶德辉，才会屡屡面对“国人皆欲杀”的人生险境，以至最终丧命于“国人”之手。

德辉曾写诗自况，云：“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所谓“箕口”，用他弟子的话说，就是“欲言则言，欲行则行，不知趋时，亦不知避谤”；用张之洞的评语，则是“叶某不庄”———德辉对这条评语很满意，喜曰：“此一字荣褒真可谓之知己。吾非不端，又非不正，平时每与讲学论事，杂以诙谐，其为不庄甚矣，岂非吾一生定评哉。”曾经亲接德辉风采的同乡后辈胡耐安，写过一段生动的文字，有助于吾人了解德辉的“不庄”，其辞曰：“(德辉)身干修伟，满脸麻斑。语言诙谐，有些话用长沙方言说来，更足令人遐思而神往。难得的是他兴之所至，便尽量地绝不保留地无忌讳地快意地说，不拘忌于说话的场合，听话的是何许人，调门儿又高，绘影绘声，洵称大胆。”正是因为“兴之所至，便绝不保留地无忌讳地快意地说”，德辉才惹出不少“是非”，才往鬼门关上“来去”徘徊。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是全国推行制度改革最迅猛的省份，也是新、旧两派以政见相争最为激烈的省份。叶德辉作为旧派领袖，其名载诸历史教科书，即在此时。然通常所说的新旧之争，总认为旧派在地方上则官绅勾结，与朝廷则互通情报，上下并举，合力“绞杀”新兴势力。其实，若以湖南为例，平情而论，则知旧派如德辉之徒，当时实在是进退维谷，苦苦支持。

首先，旧派绝不敢公然反对改革。因为变法之诏由皇帝颁布，地方官绅俱有奉遵执行的责任与义务。紫禁城里或有表里不一的政治暗战，但是，千里之外的士绅，何能了然于心？如此，旧派若公然反对，就是欺君犯上，其罪甚大，微臣万万不敢也。其次，旧派的力量不足以阻挠改革。须知当时主持变法的是湖南巡抚，襄助变法的是名满天下的精英分子(梁启超、黄遵宪等)，他们有行政权力，有舆论阵地(报纸与学堂、学会)。旧派有什么呢？几支笔，几张嘴而已。他们联名上书，巡抚置之不理；他们编写《翼教丛编》，销路与影响都不足抗衡康、梁师徒的著述；乱说乱动太招人厌，旧派还不免遭受政治上的倾轧，甚或有性命之虞———梁启超即尝试请皇帝降旨，杀了王先谦与叶德辉；事虽不行，但可想见，其时做一个旧派并非多么愉快的事。而更加深入研究当时情势，还可发现，旧派并不反对“真正的”西学，并不全盘抵制改革，他们真正反对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康(有为)学”，以及新政其名、渔利其实的资源分配方式。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日战争的惨败，若说传统士大夫还不懂得“船坚炮利”的好处，那是侮辱他们的智商。由此，若说当时确有一批士大夫，虽然自居保守，但亟欲探求西方列强臻于富强之奥妙，绝非信口乱道。甚至，素常认他是顽固已极反动已极，但在中西文化、政治的比较上，他的见识或还高于新派。譬如，叶德辉对“保(孔子)教”问题，发言即较康有为中肯。康氏主张变法而不忘“保教”，众所周知。德辉则说：“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笃敬，可以达于殊方；魑魅魍魉，可以消于白昼。汉制虽改而不改，民权不伸而得伸，由乱世而升平而太平。”不怕说改制，不讳言民权，对传统充满自信，姑不论其说之确否，至少看得出他的开通。至于具体的中外交接、工商合作，德辉所持立场简直比新派还新。譬如，以新派自居也被公认为新派的熊希龄，曾连续数年不断举报德辉串合外国人，偷卖中国矿产，意欲置之死地，其实，德辉不过应邀为一宗中奥合作开矿的合同作公证而已。此外，对于比要求变法的新派更为激进的革命党，德辉的态度更是迥异于寻常所说的保守党、顽固派。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唐才常发动武昌起义失败，随后，湖广总督张之洞电促湖南巡抚俞廉三在本省搜捕党徒，德辉即向俞氏进言，说，“此辈书生无非受人诱惑”，“何忍出于穷搜？”并出据保释了不少党人。如此义举，简直可称之为“革命的同路人”。

如上所述，清廷未亡之时，德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意见，或与政府不尽一致，集中体现于戊戌前后的言行。但在他自己看来，这是谋国的孤忠，问心无愧；而自政府各级代表看来，他并未逾越效忠帝制、遵信儒家的范围，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动用暴力解决他的问题。及至民国肇造，德辉的不合时宜、好作谠论就有点危险了。

民国元年(1912)10月，开国元勋黄兴回到故乡，湖南都督谭延晕了向他表示敬意，将长沙坡子街口的德润门更名为黄兴门，将坡子街更名为黄兴街。听到这个消息，德辉很生气。他在感情上对前朝或曰对君主制极为留恋。他无力阻止中华民国的成立，但是，“吾辈虽居草莽，岂无故国之思”？纪年不用民国年号，穿戴不用“胡服”(中山装、西装之类)，交往不用新式礼节；这是他寄托“故国之思”的惟一办法。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符号体系”内，他可以维持旧日的生活方式，以“遗民”自居，聊尽馀生。他人可以尊称黄兴为开国伟人，德辉不妨认他为“乱臣贼子”，只要不以思想、言论定罪，双方尽可相安无事。如今，却要将故国旧称“以一时一人之名义，轻相改署”，无疑伤害了他的感情。更叫德辉着恼的是，他家的住宅、店铺就在坡子街上，一旦改名为黄兴街，那么，他的日常生活就不得不被“黄兴”及其代表的中华民国所侵扰，原本勉强达成的遗民与新国家之间互不干涉的微妙平衡就此被打破。是可忍，孰不可忍，德辉很生气。

但没等他发泄怒火，极有风度的黄兴在湖南政府做出更名决定后不过一个月，便致函谭延裕婉言谢绝将德润门、坡子街改称黄兴名号。谭氏对此表示理解，随后，两处地名恢复了原称。按说此事告结，不应再起波澜，谁料德辉意犹未已，于次年写了一篇《光复坡子街地名记》，沿街散发，对黄兴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他在文中时而将黄兴贬为“妇人女子”，时而将黄兴拟为“鸡公鸭婆”，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惜文长不能具引，只能抄下文章结尾的一句，略明其意。他先做铺垫，说苏州城有个胥门，乃因吴人为了纪念伍子胥的冤死才如此命名，其事“不祥甚矣”。如今，“黄兴年方强仕，富贵薰蒸，善颂善祷者固当急去之(谓黄兴门之号)以助其长年，而乃不谙典故如此，馀何问焉”！这句话不啻诅咒，十分恶毒。然而，德辉并未因这分“口业”付出代价。这不是他的侥幸，而是黄兴的宽厚有以致之；或者说，这是革命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内，言论自由的权利受到保障，有以致之。

不过，没多久，德辉再次攻击政府长官，差点杀身成仁，这回的苦主是湖南都督汤芗铭。汤氏继谭延晕都督，上任之后，一则大肆诛杀国民党员，前任财政司长、警察局长、会计检查院长等人，只因挂了党籍，被他一律枪决；一则紊乱财政，随意更变币制，导致商家纷纷倒闭。德辉见义勇为，为民伸冤，致函杨度，托其将汤氏劣迹转告总统袁世凯。不巧的是，《亚细亚报》主编看到这封信，欣赏“其文之峭厉”，自作主张，为之刊布。汤氏大怒，乃于民国3年春间抓捕德辉，欲行杀害。德辉的朋友易培基闻信，立即告知黎元洪，请他出面营救；随后，徐世昌、徐树铮、叶恭绰、李燮和等达官名流纷纷致电湖南，严诫汤芗铭，不要轻举妄动；甚至，前此欲对德辉下杀手的熊希龄与梁启超，也来声援他。最终，托各路贵人之福，德辉逃过一劫。

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

“九死关头来去惯”的大言，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然而，辛亥革命并未从本质上改换传统中国的门庭，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才是翻天覆地的真革命。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也是一个彻底的新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试图通过摧毁一切达到创造一切的目的的狂热时代。当北伐战争的枪声打响，当北洋军阀势力即将消亡，当国共合作、团结工农的局面逐渐形成，时局的发展终于超出了德辉能够理解的程度，也超出了他的师友能够控制的程度。

北伐军进入湖南以前，国共合作下的农民运动已经迅速发动。毫无疑问，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湖南农民协会在襄助革命、推行民主、改善民生等方面，贡献甚大。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历史著作对之推扬备至不足为奇，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也说：“北伐的胜利实赖革命的武力与民众运动的结合。武力握于国民党之手，民众运动大都由中共领导。”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于民国15年(1926)8月11日到达长沙，看到“一路民众欢迎，农民协会组织最为整齐”，不由慨叹：“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北伐军控制湖南后，农民运动的发展就更令人惊叹了。但是，在追求平等、实现均权的过程中，农民协会轻于使用暴力的霹雳手段，不免令人遗憾。叶德辉之死，就是产生这份遗憾的一个因素。

民国16年(1927)4月11日，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根据《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以下简称《组织条例》)第九条及《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一条暨第二条，判处叶德辉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吾人今天都听说过“程序正义”，也知道判罪要有“法律依据”，那么，特别法庭处死德辉，合不合乎“程序正义”，有没有“法律依据”呢？在北伐军控制的湖南境内，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当年1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授权成立特别法庭，随后，各县纷纷成立特别法庭。15日，制定《组织条例》，第九条云：“各(特别法庭)委员会之审判，第一审须委员会2人、第二审须委员4人之同意，始得判决之。”署名同意判决叶德辉死刑之委员，为吴鸿骞、冯天柱、谢觉斋(即谢觉哉)、戴述人和易礼容，符合规定。其中，吴鸿骞时任湖南省高等检察厅厅长；冯天柱时任湖南省高级军法官；戴述人、谢觉斋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易礼容则是湖南农协负责人。分析委员之组成，可知5个委员中，两位是省政府人员，两位是省党部人员，一位是省农协人员。这正符合《组织条例》第六条对省特别法庭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规定。同时，《组织条例》第二三条规定，须先经县特别法庭一审，再经省特别法庭二审，方可定罪；德辉于4月8日经长沙县特别法庭审理，11日转交省庭二审，亦符合规定。可见，“程序正义”做到了。

再说“法律依据”。《暂行条例》于是年1月28日经省党部执委会三读通过，第一条第一至四款，谓：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者；反抗本党或阻挠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勾结逆军盗匪蹂躏地方者；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掳掠者，俱“依本条例惩处之”。第二条谓：犯本条例第一条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罪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而据特别法庭侦讯德辉的“犯罪证据，计分五点”，分别是：一，戊戌政变，惨杀革命人物，为内幕主张之人；二，充筹安会会长(按，谓湖南分会)，促成袁氏称帝；三，主张赵恒惕受北京政府任命；四，发表封建式之文字，为反动之宣传；五，为省城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五点罪证，是否一一核实，不能无疑。说德辉在戊戌政变时杀害革命人物，似无确证，判词封他一个“内幕主张”，或是弥缝之辞。第二、三、四点，皆有实事，德辉不必否认———他的朋友多系北洋中人；军阀赵恒惕在湖南对他敬礼有加，他对赵氏也有知己之感；他一贯支持帝制反对共和，言为心声，写几篇“反文”不足为怪。惟最末一条直接将他定性为“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决无确据。因为，从特别法庭成立那天起，乃至从省政府军事厅张贴《铲除土豪劣绅布告》那一日(1926年12月17日)起，对于“反动领袖”、“土豪劣绅”的概念就从来没有定义过，更不必说区分“著名”与“非著名”的等级。德辉遭此恶谥，实在不能令他心服。当然，既有第二、三、四条的证据，判他死刑，终算是有“法律依据”，不是乱来。

程序对了，依据有了，于是，4月11日下午4点，德辉被押往长沙县浏阳门外识字岭，明正典刑。据其子叶尚农报告，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那么，前谓“德辉之死，就是产生这份遗憾的一个因素”，竟说错了？不然，因为鄙人预先打了埋伏，说，所谓“程序正义”，所谓“法律依据”，仅限“在北伐军控制的湖南境内”。吾人只要稍知何谓大革命，何谓革命的暴力，就能知道，这是特别法庭在特别时期对特别人物实行的特别处罚。特别，就是不一般，就是不合常理。在特别二字的限定下，谈什么法律，谈什么正义，那都是痴人说梦。其实，身为审判委员同时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指挥者的易礼容，早在此前就揭破了谜底，1927年3月25日，《湖南民报》刊登了他的讲稿《农民问题》，有段话是这么说的：“一般土豪劣绅，他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按为1926年12月28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现在农民已处罚的土豪劣绅，哪个是冤枉的？总之，革命是不能客气的，不能用请饭接客的手腕，那是与虎谋皮。所以，这时期是农民革命的时期，恐怖是意中事呵！”看到这段话，吾人不得不联想同年同月毛泽东撰写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警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如此引证，是否揭示了德辉之死的真相？是否比流俗相传德辉是因为写对联讽刺农会(朱健《叶德辉之死》)，或因强奸了未来的革命女干部(周作人《叶德辉案》)而被处死的谣言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是否在暗示德辉不死于法，而死于国民党，死于国民党领导的革命的恐怖？是否在为德辉鸣冤，要控诉谋杀他的人，要控诉“暴民”，要为以地主为代表的“精英”平反？窃谓非也非也，大谬不然。因为，若真如此，那这个世界的是非黑白也太容易分辨了；若真如此，吾人仍未突破胡适在民国20年(1931)写的那首打油诗所反映出来的比较低级的人生境界，他的诗是这样写的：“絤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生平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当年誓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首先，胡适犯了两个不能“小心求证”的错误，第一，杀叶德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下的特别法庭；第二，不是德辉能杀康、梁，而是启超要借刀杀德辉。其次，胡适犯了一个“大胆假设”的错误。“一样杀人来翼教”这句话，揆诸前述德辉对待革命党的态度，吾人有理由相信，他不大会选择以杀止杀，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当然，适之先生学与年俱进，他最终如何评论叶德辉之死，鄙人无从揣知，亦不敢代言。鄙人只能再引两段闲话，冀能帮助读者从另外的角度观照德辉之死。

其一是黄兆枚《叶絤园先生传》开头的话：“笲笲盱匕，陵轹险怪，犷悍之气充弥都野之间，譬则猛虎磨牙于前，洪流滔天而至，其杀溺人亦何取择。法既无有，何冤可言？此絤园所以死也。”

其一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1968年10月)上，专就德辉之死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馀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 本帖最后由 东施 于 2007-7-27 08:18 编辑 ]

非常橐龠

革命就如练葵花宝典啊!都不是完人了.

紫光道医

这是个有争论的人物,功过留于历史,任后人评说.

風輕揚

有二三志士，好学深思，博观约取，勤于比勘，精于鉴别。他们的兴趣，始于册籍而终于学问；他们的收藏，量于财力而乐于分享。他们或非学术的原创者，但必是学术的识途老马，凡有志于学的人皆不能忽视他们的研究。叶德辉，就是这种藏书家的前辈。他的《书林清话》、《书林馀话》、《观古堂书目》及《絤园读书志》，在当时是版本目录之学的名著，在今日则已成为学林的经典。除了总结经验供后人借鉴，他还乐于刻书，善于刻书。

愚蒙

毛说"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是因为杀叶成了马日事变的导火索.

无以为名斋

　叶德辉致梁鼎芬信札.


叶德辉小影


叶德辉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