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陋室铭》如今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名文”。相传这名篇是被“气”出来的。 刘禹锡因参加过当时政治革新运动而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名小小的通判,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不料遭到县官的欺凌,半年之内被迫三次搬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想想这位势利眼的狗官,实在欺人太甚,遂愤然提笔写下这篇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 但这篇《陋室铭》,唐代时无论在刘禹锡自编的诗文集里还是别人给他编辑的集子里,均无载,最早则出自宋人所编的《古文集成》一书中。因此,一直以来关于《陋室铭》是否刘禹锡所作存有争论。 北宋释智圆《闲居编》中的有这么一段话:“俗传《陋室铭》,谓刘禹锡所作,谬矣,盖阘茸辈狂简斐然,窃禹锡之盛名,以诳无识者,俾传行耳。” 《闲居编》在中国久已失传,仅日本有刻本。其中《雪刘禹锡》一文有如下内容: “俗传《陋室铭》,……俾传行耳。夫铭之作,不称扬先祖之美,则指事以成过也。出此二涂,不谓之铭矣。称扬先祖之美者,宋鼎铭是也。指事成过者,周庙金人铭是也。俗称《陋室铭》,进非称先祖之美,退非指事以成过,而奢夸矜伐,以仙、龙自比,复曰‘惟吾德馨’。且颜子愿无伐善,圣师不敢称仁,禹锡巨儒,心知圣道,岂有如是狂悖之辞乎!陆机云:‘铭博约而温润。’斯铭也,旨非博约,言无温润,岂禹锡之作邪!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壁,吾恐后进童蒙慕刘之名,口诵心记,以为楷式,岂不误邪?故作此文,以雪禹锡耻,且救复进之误。……” 可见,智圆认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的论点,主要是:一、不符合铭的体裁;二、不符合刘禹锡的为人。三、不符合刘禹锡文章的风格。 智圆自号中庸子,撰《中庸子传》。其《闲居编自序》云:“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杨、孟书。往往学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情。” 据此,南京大学的卞孝萱教授认可智圆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尚,他兼宗儒教,嗜好文学。他的著作,可以为证。同时,卞教授亦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所作的几个理由。 《闲居编自序》撰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雪刘禹锡》是书中的一篇,此文叹息:“俗传《陋室铭》,……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壁。”可见在1016年之前,假托刘禹锡作的《陋室铭》,不仅已写成,而且已流传。 最早提到《陋室铭》的人,是钱唐释智圆。距离钱唐不远的婺州,有此铭石刻。从这两个迹象推测《陋室铭》是浙江省的文士假托刘禹锡之名撰写的。南方潮湿,地面上有青苔。《陋室铭》所谓“苔痕上阶绿”,流露出南方人的口吻。北方干燥,房屋左右前后少见青苔。 《陋室铭》与刘禹锡的文格不类。刘禹锡撰铭,或四言,或七言,句式整齐。《陋室铭》只十八句,计:四言六句、五言五句、三言一句,六言二句、又五言二句、三言一句、四言一句。这样杂乱的句式,与上述整齐的句式,形成尖锐的对比,怎么会出于一人之手呢? 刘禹锡擅长碑版文字,“用笔端凝,谙金石之体”(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刘宾客集》评语),“矜炼雅健,金石文之正轨”(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四评语),而“刻于婉琰”的《陋室铭》小气、俗气。就以开头四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说,完全违反常识。道教称神仙居住的地方为洞天、洞府、灵山、仙山。岂有仙居于矮山,龙游于浅水之理? 《陋室铭》与刘禹锡的思想作风、生活环境大不符合。例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一副瞧不起群众的口吻,与刘禹锡《名子说》“欲尔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从而众说,其庶几乎”的思想作风不合。如既云“调素琴”,又云“无丝竹之乱耳”,琴不是丝类乐器吗?明显地抵牾。如“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是“鸿儒”,不是和尚、道士,反映出《陋室铭》的作伪者缺乏逻辑,拚凑成文,怎么能与“字字如镔铁铸成,不能易也”(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刘宾客集》评语)的刘禹锡作品相提并论、鱼目混珠呢? 无论是否刘禹锡所作,《陋室铭》毕竟流传千古,陋室亦因之而名闻天下。如今,安徽和县城中,三幢九间呈品字状的房屋,斗拱飞檐,白墙黑瓦,典雅古朴,静谧灵秀。石铺小院绿茵遍地,松竹迎人,含英蕴秀,令人似乎嗅到浓郁的翰墨馨香。院内东侧小巧精致的亭内,立有“《陋室铭》碑石”,上刻流传千年的《陋室铭》全文,字为书法家孟繁青所书,风骨端凝,清秀悦目。主室正中,有刘禹锡立像一尊,潇洒庄重,上悬“政擢贤良”匾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