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古代的清官（王春瑜）

东施

翻翻二十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卷七“清廉类”中，扳着指头数了很久，也不过找出４０位清官。物以稀为贵，况人乎！这些清官的相关事迹，大部分都很感人。如北齐彭城王高攸自沧州召还，老百姓纷纷拿着食物欢送他，说：“您在沧州，只饮这里的水，从未尝过百姓的饭菜，今天我们谨献上粗茶淡饭。”高攸很感动，但也仅吃一口，不愿占百姓的便宜。又如隋朝赵轨在齐州做官，后入京，父老送别，说：“公清如水，请饮一杯水，以代替我们献钱。”赵轨愉快地一饮而尽。 上世纪８０年代，有一出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后拍成电影，轰动一时。徐九经是确有其人的。他在江南句容当县令，任满后调走，百姓恋恋不舍，说：“公幸训我！”徐九经答道：“唯俭与勤及忍这三个大字。”他曾经在大堂上画了一棵菜，上题“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徐九经走后，百姓将他画的菜刻在石上，并写下“俭、勤、忍”三字，称为“徐公三字经”。这三个字，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不能甘于清贫淡泊，就当不了清官。
战国时魏国的邺令西门豹，“清克洁懿，秋毫之端无私利”（《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真是难得。他的治水投巫、破除“河伯娶妇”恶俗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批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草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二引《座右编》）这是明代苏州人朱良写的歌颂海瑞的诗，与一般颂诗，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十月，７４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而已。时人王世贞以九字评之：“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明•周晖：《金陵琐事》卷一）朱良亲睹海瑞如此简朴的行囊，以及士大夫凑钱为海瑞买棺的情景，感慨万分，惟恐后世人不相信有这等事，特地写下这首吊海瑞诗，以期与山河作证，让海瑞的两袖清风长留人间。事实上，海瑞生前俭朴到一般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张破席上，盖着夫人的旧裙，以至有道学家攻击他作“伪”，这无疑是对海瑞的污蔑，这种人是无法理解海瑞的。
清官少的原因之一，是难过家庭关。清官张玮曾经慨而言之：“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败其守矣。”（清•余怀《东山谈苑》卷三）难得的是，张玮家人都理解他、支持他。张玮病死于京师后，其棺运抵毗陵（今常州），因无钱下葬，只能停于荒寺。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其妻患病，无钱抓药，后竟饥寒而死，令人无限感慨！显然，清官赖以生存的小环境至为重要，亦即妻儿、部下是否贪心。若老婆、孩子成天念叨好吃好喝、穿金戴银，并与他人比较，说某某仅为七品小官，现已置下绸缎铺、木材行；部下动辄说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过了这村，便无此店，赶紧能捞则捞，反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网虽大，毕竟多漏。试想，在这样的小环境下，为官欲冰清玉洁，又谈何容易！张玮说的“为清官甚难”，实在是肺腑之言。
惟其如此，明代清官江一麟夫妇相规的事迹，很值得称道。江一麟是婺源人，在地方做官有廉声，被调至京中任部郎。将北行，他取出俸银十两，令州民赵锷修船。及登舟，见修理一新，问花了多少银子？赵锷说１０两。江一麟不信，认为１０两银子不够，便暗查各色工匠费，实际上花了２０多两银子。于是又取银６两，扇子３０把，墨２斤，折银４两多偿还。赵锷不肯收，但因江公坚持，只好收下。江夫人一向贤惠，谓公曰：“既知１０两，即当如数偿之，而则以扇墨酬其劳可也，何必又用这些折银？”江公不禁脸红，赶紧又补了４两银子，赵锷更加不敢收下。江公生气地说：“乃使我不如一妇人耶？”清初作家龚炜对此评曰：“予以公之偿锷已足，夫人犹以为歉，公以夫人之语，而犹以不如妇人为嫌。其平日之善善相规，施德于民者尽哉！”（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二）笔者认为，这个评论是公允、深刻的，因感慨于此也写过一首打油诗：妻贤淡泊在陋巷，居家严分公私账；后院倘若有贪婆，清官肯定无指望！
为此，不甘沉沦于腐败泥淖的清官，不得不挖空心思安抚子女。明代前期陕西山原人王恕，历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掌权50余年，寿至93岁。他为人刚正清严，始终一致。他的儿子见他两手空空，面露难色。王恕对他说：“你怕穷是不？咱家历来有积蓄，不需要做官时像粮仓里的老鼠那样。”他引其子到后宅，指一处说：“这里是藏金的地方，有一窖金。”指另一处说：“这里是藏银的地方，有一窑银。”他死后，其子去挖掘，“皆空窖也”（明•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王恕为保持清廉品节，可谓煞费苦心。事实上，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其妻、子无一不是甘于清贫者。
       清官的精神风貌，还不止于清廉自守。他们不惜丢掉乌纱帽，毁了所谓锦绣前程，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抗争；更有甚者，则敢于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又多么需要无私无畏的勇气啊！如宋代的包拯，在仁宗提拔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时，上殿直谏，“反复数百言，言吐愤疾”，溅了仁宗皇帝一脸唾沫星，直到皇帝将错误任命“罢之”为止。（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包拯如此刚正不阿，难怪当时京师吏民畏服，称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又如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皇帝被进一步神化，导致君臣隔阂，大臣见皇帝，竟以召对为可怪，一逢召对，便手足无措，只知道连呼万岁，赶紧磕头。而至明中叶后，某些大臣觐见时简直如坐针毡，甚至吓得当场昏死过去，大小便失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但是，偏有不怕死的清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批所谓龙（皇帝也）身上的逆鳞。海瑞骂了嘉靖皇帝后，备好棺木，诀别妻子，准备慷慨赴死，已为人们熟知；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四月，御史帅众在奏疏中竟然敢于说“内外朝万岁呼声聒耳，乃巫祝之忠”，这又需要何等的胆识！果然，皇帝阅疏后大怒，说“帅众不许呼朕万岁，无人臣礼！”（明•叶向高：《蘧编》卷十二）幸亏首辅叶向高多方保护，帅众才幸免于难。这种大无畏的气概，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动表现。封建社会的官吏，几乎无官不贪，枉法者不可胜数。海瑞等人能不贪赃枉法，仅此一条，已堪称出污泥而不染，足可流芳百世了。
       现在，中国历史已进入２１世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清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百姓手中无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才会在绝望中盼救星，呼唤青天大老爷能爱民如子。然而，最好的清官仍然是老爷，最好的百姓不过是儿子。什么地方百姓大呼包青天之日，一定是他们已经被侮辱、被欺凌之时。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绝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民主和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无需乞灵于清官。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是我们不懈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