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陈垣

东施

　　过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
       陈垣（字援庵）是广东新会人氏，出身药商家庭。17岁（光绪二十三年）时，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住在新会会馆。和他同住会馆的，是光绪壬辰科（光绪十八年）进士翰林伍铨萃。伍先生和他谈起学问来，发现他读书很多，对书的作者、内容、版本，都能谈得头头是道，大为惊奇。其实陈垣十三四岁就已经把十三经读完了，后来偶然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眼界更是大开，渐渐学会了按照目录选购经史子集所需的图书，广泛涉猎。而这在当时是要被指为不务正业的。那年的试题是《冉求之艺，文之以礼》。陈垣放笔直书，信心十足。考完后回到会馆，将所做的文章情形，原原本本地说与伍先生听。伍先生认为他的文章虽好，但不合八股规范。九月初九日放榜，果未考中。陈垣懊恼离京，伍先生送陈垣到车站，握着他的手说：“文不就范，十科也不能考中！”这话对陈垣刺激很深。回到广州后，陈垣便发愤要把八股文作好。他买回了十科的《直省闱墨》，一遍遍细读，最后装订成四大册，认真体味，有的好文章甚至能够背诵。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八股文大有长进，但是后来科举却取消了。晚年陈垣回忆说：“可惜白白糟蹋了两年的时间，但也得到了一些读书的方法。”

      十年读四库

　　1913年，陈垣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众议员，赴北京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从此定居北京。陈垣治学，没有师承，全靠自学。而研读《四库全书》对他的一生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他到京后，听说原藏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已运到北京，存放在国子监前街大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对于这样的国之重宝，陈垣心仪已久。那时他住在宣武门内象来街，在北京西南角，而方家胡同是在北京的东北角。当时溥仪还住在宫里，紫禁城东西两侧的皇城根是宫苑禁地。所以陈垣每天读书必须绕道走。于是他赁一辆驴车，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到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要是遇上风霜雨雪，有时来回要三四个小时。上午他总是图书馆刚开门就赶到，下午直到闭馆才离开。就这样，陈垣一读就是十年！
陈垣将《四库全书》著录的书名和作者作了索引，并将当时最流行的赵怀玉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实际存书相考核，校出有目无书、有书无目、书名不符、卷数错误等情况，了解了《四库全书》收集、编纂、禁毁、抽换的变化过程，写成了《四库书目考异》五卷。又因纂修四库的掌故，私家多不便记载，陈垣利用乾隆御制诗文，写成《编纂四库全书始末》一卷。经过这样反复的钻研，他不仅对《四库全书》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对浩瀚的文史图书也已了如指掌，日后治史，自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了。1920年，当时民国政府拟利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影印文津本四库。叶恭绰举荐陈垣董其事，只是后来政府更替，事情不了了之。

      发愿著述宗教史

　　陈垣早年从随著名天主教人士英敛之、马相伯游，发愿著述中国基督教史。1917年陈垣写成了他的史学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元史“也里可温”四字，汉意失考。陈垣将《元史》这部二百一十卷、二百多万字的史书通阅一遍，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全部录出，查阅了元史有关的笔记、典章、方志、碑帖。陈垣自学过蒙文，最终考订出“也里可温”，就是蒙元时代对基督教会人士的统称，并将蒙元时代中国基督教的传播与流布，在书中作了全面的论述，了结了数百年的悬案。他精心撰述，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的则是《元西域人华化考》。这是讲述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汉化的一部专著，材料丰赡，条理明辨，刻意在有“全盘西化”论时著成。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四十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L.C.Goodrich教授将其译为英文。这也是他最满意的一部著作。
　　陈垣从事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二十世纪初年敦煌经卷的惊世发现。大量有关民族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西北史地的文献出现，作为中国史学家，陈垣早在二三十年代不止在一种场合说过：“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1924年夏，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任导师的陈垣，与北京学界同仁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并被推举为采访部长。后来他对京师图书馆八千余轴敦煌经卷分类考订，编成《敦煌劫余录》。以“劫余”二字，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

　　在故宫博物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驱逐溥仪出宫。为应事态之变，国务院紧急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全体委员由国务院聘任，李煜瀛（字石曾）任委员长，聘请蔡元培、陈垣、沈兼士、俞同奎等十人任委员。善委会成立后，李煜瀛出京出国事不断，故宫方针大政，渐渐担在陈垣身上。就是陈垣主持的清点中，故宫陆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典籍、孤本、底本、档案等。如在斋宫中发现了元刻本《元典章》，有汲古阁毛晋私印，也就是四库提要所谓的内府藏本，以及在懋勤殿发现了当年罗马教宗就中国礼仪的通谕等珍贵档案。最重要的发现大概要算1925年4月在藻堂发现了尘封多年的《四库全书荟要》。
　　陈垣很早便知此书，但无由得见，此次意外发现，令他惊喜万分。《四库荟要》与《四库全书》同时编成，编《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已63岁，他恐怕《四库》编成费时太久，未必得见，所以又命四库馆臣择精华，缮写成《四库荟要》。《四库全书荟要》分抄两部，一部存圆明园味腴书屋，一部放在紫禁城藻堂内。这时圆明园一部燔焚，藻堂这一部即为世间仅存。1925年10月10日，善委会与北京各界人士在乾清门广场召开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大会，陈垣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故宫博物院设古物馆和图书馆，古物馆由易培基任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为纪念此事，陈垣在寿安门前手植稚桧八株。如今事过八十年，当年的稚苗已高逾宫墙。
　　民国年间，战乱频仍。1926年3月底，冯玉祥的国民军与直奉联军作战失利，即将退出北京，故宫安全受到威胁，只得决定请执政府内务部卫队接替冯玉祥部驻防。借此次换防之机，各方势力蠢蠢欲动，都想进驻故宫。北洋政府内务部、直鲁军阀、前清遗老也均有动作。到了七月，事态急转直下，吴佩孚主北京事，杜锡出面组阁。在新内阁国务会议上，通过改组故宫议案，决定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以前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赵孙二人与故宫博物院诸理事商洽接管事。理事会派陈垣、俞同奎等四人前往。谈判开始，陈垣发言说：“如果要接管故宫，必须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办理接交手续。须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接收一定要做到三点，故宫所有藏物：一不能还给溥仪；二不得变卖；三不能毁灭。如果你们不同意点交，可以登报声明说明自愿负故宫的全部责任……”赵孙二人回去汇报，不想杜锡竟同意点交，也同意设移交、接收两委员会，驳回了赵孙二人的原议。二人一怒之下双双辞职，但接着就发生了8月8日陈垣被捕的事。
　　那天清晨，陈垣被宪兵司令部抓走了。故宫理事会同仁得到消息后，忙多方营救。到了下午宪兵司令王琦同意放人，但他对赵尔巽说：“这个姓陈的太可恶，还硬不肯走，一定要追问抓他的理由。”后来陈垣虽然被释放回家，但王琦派了两名宪兵跟到陈宅，将陈垣软禁在家中，一住竟是一百多天。直到北伐胜利在即，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接管了故宫，任命易培基为院长，李煜瀛、陈垣等37人为理事，故宫才安定下来。

       辅仁大学校长

　　八年抗战期间，陈垣是在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度过的。辅仁大学1933年后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办，1936年后，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是德国人。后来德意日成为轴心国，辅仁大学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得以继续开办，而且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这“三不”一直坚持了八年，所以辅仁大学后来成为沦陷区内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惟一一所大学。对于陈垣这样有声望的学者、大学校长，日伪当局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总是企图利用他，委以各样文化要职，有时是直接出面，有时则是托陈垣的故旧疏通。对于这些，陈垣一概严辞拒绝。但无休止的骚扰威胁，使得陈垣不胜其烦，常思有个地方避一避。
　　有一次，他和几位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三楼看书画展。偶在楼栏处往下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走过。陈垣沉默不语，后来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眼含泪水，师生们将他扶下楼来。其实陈垣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开古都，但是几千师生的期望，使他实在下不得狠心。1943年底，他的学生柴德赓有扶师南行的密谋。陈垣也同意南下，但被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察觉，长谈数晚，晓以利害，认为陈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辅仁，有利于师生。校长一走，辅仁难以为继，很快就会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几千师生顿失依靠，将难以就职和求学。最后雷冕竟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陈垣百感交集，反复思考，终未成行。
　　辅仁大学似沦陷区北平的“孤岛”，成为不肯就职于伪大学（日伪利用原址继续开办的大学，被称伪大学，如“伪北大”）的学人的净土，一些志士也以辅仁大学为基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辅仁大学虽未停办，但师生被日伪当局逮捕却是常有的，如英千里、沈兼士、胡鲁士神父（荷兰人）、范文澜、赵光贤、李德伦、萧乾等等。每一次陈垣都要积极营救。在那八年时间里，陈垣还尽可能地向一些生活困难的学人约稿，藉此补贴他们的生活。八年里，陈垣的心情是苦闷的，而这种苦闷只能在他史学著作的字里行间得到抒发。在这时期他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铮僧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著作。而最能体现他深明大义、崇尚名节思想的著作，则是《通鉴胡注表微》。这是一部研究胡三省（字身之）思想的作品。胡三省是宋末人，不仕于蒙元，以作通鉴注的方式，申诉蒙元的暴政。终于在他65岁那年迎来了古都的光复。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翌年，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6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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