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学术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政治也永远不能脱离学术，甚至希特勒独霸世界还得有一套思想理论的基础，所以学术和政治永远有它们相结合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学术和政治又不能完全画等号，关键在于如何把两者的关系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否则就没有学术可言了。
在历史所的时候，有一次和年轻的同志聊天，他问：“解放前能看《共产党宣言》吗？”我说：“从前我做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而且的确很受感动，还手抄了一遍，没事就拿出来看看，挺珍贵它的。”那个同志听了觉得奇怪，说：“怎么那时候就能看这种书呢？”其实那时候学校里的自由度相当大，借书几乎没什么限制，何况还是张奚若先生指定的必读书，哪能不读？张奚若先生讲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指定几本书必读，其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然都是英译本，到图书馆随便就可以借出来阅读。
张奚若先生把马克思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不过我觉得他本人当时的倾向是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旧社会的政治学界很大一部分都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清华、北大的教师，大多受拉斯基（J.H.Laski）的影响。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暴力革命，可是英国几百年都是和平改良，最不赞成暴力革命。拉斯基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主张改良，虽然他也承认军队、警察等等国家要害部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很难取得政权，暴力也许是必需经过的，可他又说：如果不事先通过民主竞选，“you are not justified（你就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还得先礼后兵，先通过竞选争取，竞选不成功，再采取其他的方法，不能一上来就暴力革命。这是拉斯基的观点。张奚若先生也认为共产党未必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所以应该先试着采取竞选的手段。而且，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时期，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选票非常之高，都排在第二，似乎并不见得永远不能竞选成功，不过后来受苏联的影响，又不行了。
有一个现象很奇怪，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代表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应该是在工人阶级数量最多的国家里最流行，共产党也应该在这种国家最有力量，可是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最薄弱的地方反而是英美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那里共产党的力量也最小。美国的共产党始终不成气候，好几次总统大选都有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的，可是共产党连竞选的力量都没有。英国也是这样。相反，越是在落后的非工业化地区，或者说，在工人阶级最少、资本主义成分最少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反而流行。这一点似乎很值得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另外，我们所说的专政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一点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所说的专政是政治意义上的，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而我们则是所谓思想专政，“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似乎不吻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可以说是大大背离了。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的学者、艺术家、诗人、文学家往往有很高的评价，引用了那么多莎士比亚的著作，对黑格尔非常欣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对文艺复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巨人的评价也非常之高，并没有在思想上专政的意思。《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1870年的巴黎公社高度赞扬，视为无产阶级第一次的实践行动。实际上，巴黎公社的成员要么是布朗基主义者，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无政府主义占了绝大部分，总之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这些人是反动派，相反，他热情地赞美，说巴黎公社是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假如放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那些人恐怕都得挨整，谁敢站出来承认：“我是无政府主义。”结果会怎样？
张先生教课喜欢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hu应该发［hju:］，他是陕西人，老说成［xju:］，比如human让他念就成了“休曼”，不过我们都习惯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讲到18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来应该介绍整个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下学期讲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个人不足以包括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19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好在当时有这个自由，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挥，解放后这样讲就不可能了。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课上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另外还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候总有五十多岁了，比一般的老师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实主要就是讲19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如数家珍。不过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都知道他们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吴之椿先生偶尔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文字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张先生是民主人士。1945年底，在重庆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人士总共38人来参加，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9人、青年党5人，其中，天津永利公司的李烛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家，学者傅斯年、张奚若，他们都是无党派的代表。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国民党说：张奚若是本党党员，不能由你们提。后来张奚若还有个声明，说：我不是贵党党员。张奚若是老同盟会的，本来拥护国民党，但在1941年的民主运动中转向，而且反得很厉害，并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党员。
解放后，张先生做过教育部长和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的会长。因为那时候我们只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跟广大的世界（或者说广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先进的、落后的）都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可是中国毕竟要在各个方面和外面世界联系，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和其他国家进行民间交往，张奚若先生做会长。1957年张先生几乎被打成右派，因为他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批判他说：我们的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好八亿人民之大，喜八亿人民之功，这有什么不好？但因为总要保护些有名的人，所以后来还是保护了他，虽然有些话说得过了头，也没有太受冲击。
现在回想起来，张奚若先生总结的那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红色代表革命，所以红灯应该走，绿灯应该停止。那不乱套了？那时候太简单化了，以为旧的都要不得，新的都是好的。其实新的事物在开始的时候总是不成熟的，应该逐步地让实践来检验，不能一声令下就一哄而上，那就太盲目，太不切实际了。
3.战国派雷海宗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我上过他三年的专业必修课。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没有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是脱口而出，简直是神奇。或许正因为雷先生有这个天赋条件，所以他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并不执著于某个偏僻的小题目，而是放眼世界，注重宏观历史理论的研究，这是很难做到的，而在当时考据盛行的气氛下尤其难得。何炳棣回忆录里说陈寅恪看不起雷先生，曾说：“有人还教中国通史。”意思好像是中国通史不能教。雷先生不但教中国通史，还教西洋史和史学方法，什么都能教，这和汤用彤先生有些相似。汤先生是北大哲学系主任，讲印度哲学，讲佛教，也讲魏晋玄学、讲西方哲学，不但在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有人能中、印、西三种哲学都讲。汤先生好比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而雷先生则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了。
雷先生受斯宾格勒的影响而酝酿出一套自己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文明和人的成长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列国时期、战国时期、大一统帝国、蛮族入侵、文明灭亡，例如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莫不如此，现在，西方的文明已经快要到了它的没落时期。这种学说被称为文化形态学，雷先生基本接受这一学说的论点，他的中国史、西洋史都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论体系。但雷先生又把这种理论发展了，认为中国的文明经历了两个周期：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北方蛮族打进来，汉族退到江南，从此开始南北朝的时期，这是第一个周期的结束，也是第二个周期的开始。
雷先生讲课十分动人。巴金的爱人萧珊那时候叫陈蕴珍，比我高一班，她也上雷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听见她跟一个同学说：“雷先生讲课真有意思，好像说故事一样。”雷先生很会讲故事，有的就像是他亲眼看见了一样，不过讲者动情、听者动容，并不等于可信。而且文化形态学的理论我也觉得有几分牵强，甚至可以说是武断的。有人说，斯宾格勒并不希望西方文明没落，这一点我相信，不过按照他的理论，西方文明非得没落不可，这是他理论的一个必然，所以我年轻时就不太能接受这种论点。文明毕竟是人类共同的创造，是不是能把个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硬搬到人类的历史文化上来，这一点很难肯定。比如中国的文字，从甲骨文一直到今天的简化字，这是几千年积累演化而来的结果，也许有一天它会消失，不过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周期。
雷先生和林同济先生是好友，1939年秋天，林先生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把当时的国际形势比作新的战国时代。林先生口才非常好，讲得确实动人，所以那天非常叫座，大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总有个两百人的样子，我也去听了。记得有个同学提问：“马克思讲过，人类社会的进化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没有战争，实现世界大同，是不是这样？”林先生回答说：“马克思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聪明人的话未必都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今后是不是这样，还要看事实的演变，不是事先可以预言的。”后来雷先生、林先生，还有外文系的陈铨、云南大学政治系的何永佶等几个人物办了一份杂志《战国策》，别人称他们作“战国派”，在抗战期间算是一个重要的学派。
1941年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英美打了个措手不及，最初的那一个月把整个远东都席卷了。越南是此前早就被占领的，这次又把缅甸、新加坡一直到印尼、菲律宾一网打尽，速度之快非常惊人。《大公报》的“星期评论”上每周都请名人写文章，这时公孙震发表了《新加坡失守以后的盟国战略问题》，文章写得确实大气磅礴，据说“公孙震”即是林先生的化名。文中似是责备英美对中国仅仅停留在援助上，未能在生死关头全力以赴的投入。那篇文章当时颇为轰动，而且博得了很多赞美。不过按我现在的理解，战国派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即它并没有真正能从人文的高度，而仅仅是技术的层面看问题，这一点倒是吻合了“战国策”的名字，完全是从战争的策略上去考虑。二战以后，雷先生写过几篇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文章，也都是从技术角度着眼，比如空军在军事上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了，旧大陆、新大陆之间应以走北极为捷径，所以一定要在阿拉斯加或者挪威的斯皮兹贝尔根（Spitzbergen）建立空军基地等等。当然这些也应该考虑，不过其中总欠缺一些更深层次的人文底蕴。而且，因为他们是右派理论了———虽然技术是中性的，但毕竟总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依托，所以也有很多人攻击，还有一份叫《荡寇志》的杂志，专门批《战国策》。同时左派也攻击他们，我最近看到一篇回忆录说，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还曾向左派的一些评论家说：不要这样攻击战国派，毕竟他们还是抗日的，还在同一个战壕里。
1942年春天，林同济在云南大学主持一次讲演，雷先生又去专门讲他的那套历史周期论，我也去听了。讲完以后，林先生赞美说：“这真是the romance of a historian（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林先生的英文极好，本来是政治学教授，解放后资产阶级政治学不能教了，就改行搞英国文学，教莎士比亚，前些年在美国访问期间去世。
发表于 2007-7-16 17:1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