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人生如同一部厚重的书

东施

　　抗战烽火中确立人生理想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他将来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从小，任继愈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哲学的特性恰恰在于寻根问底。任继愈回忆，他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一家名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任继愈说：“无论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但每次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得到的少。”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几位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恩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这里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年少得意。然而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南迁到湖南长沙，后又迁往设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
　　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彻底改变了任继愈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他们？”
　　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过。
　　当时的西南联大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都有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还有话剧团、诗朗诵等。“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途经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还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也来这里讲学。学生们在正规课程之余，不断吸收着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这些都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点将”出任宗教研究所所长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干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
　　任继愈说：“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重视的，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由此，毛泽东评价任继愈是国内研究宗教的“凤毛麟角”。
　　1963年冬，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几经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也逐渐恢复了原有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宗教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
　　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道：“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
　　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现在这个论点已逐渐被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他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亚于佛教，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

　　呕心沥血编纂藏经典籍

　　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建设的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
　　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任继愈介绍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担任国图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迹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中，唯独没有古书。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经过批准立项，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这项文化工程。现在，任继愈又在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的继编工作。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专注于这项“造福后人”的事业。《中华大典》这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已进行了10多年。任继愈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他的右眼在“文革”中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医生嘱咐他不能过多看书写字，但任继愈顾不上这些，很多事都亲力亲为，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
　　任继愈说得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就想多做一些工作，让后人用起来方便。”
　　近几年，尽管任继愈已从馆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但他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每周一、四上午，他照样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接待访客，其余时间就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上。虽然自感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每天四五点钟就起来工作，这对一位年近九旬高龄，视力又有障碍的老人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有人问他：“这样的动力来自哪里？”任继愈回答：“多为群体做点事，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趁着自己还能做事情，就尽量多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