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追讨抗战被劫国宝经历（孙玮）

东施

　　现已九十高寿的王世襄先生，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自公元1945年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受保管，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此言一出，广受关注，于是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渐渐浮出。本报《宝藏周刊》据历史资料，现予披露，让广大读者在回首历史之际，感受这位爱国老人在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段坎坷经历。


　　一、“清损会”里的年轻“接收大员”

　　许多人都知道，现在被我国文博界敬为“大师”的王世襄先生坐过“牢”。他为什么会坐“牢”呢？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生在京城的官宦之家，其高祖、祖父和父亲均在朝中做官，作为封建的孝子孽孙他因此而受迫害；

　　有人说，他是纨绔子弟，从小就爱捉蝈蝈斗蛐蛐、架鹰捉兔，溜狗逛獾，是他那没落的封建思想与新社会的精神境界格格不入，因此而被批判；

　　还有人说，他呀，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文革”那阵子，当然……

　　其实不然。

　　王世襄坐“牢”总共一年零两个月：“在东岳庙被关押了四个月”，“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手铐脚镣关了十个月”。他之所以坐“牢”，是由于他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政府的文物“接收大员”的特殊经历所致。

　　我们不妨让时光倒流半个世纪，重新审视那些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著名学者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

　　在恩师梁思成的安排下，王世襄参加了“清损会”的工作，并由于他英文好，担负起《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中英文对照的校对工作。

　　抗战胜利之初，教育部任命原故宫文献馆馆长兼北大教授沈兼士为特派员和“清损会”平津区代表，9月，教育部又宣布唐兰和傅振伦为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为助理代表。10月27日，时年30岁的王世襄搭乘美军的便机飞赴北京，成为肩负重任的“接收大员”。由此开始，他代表政府追讨抗战被劫盗文物。

　　据王世襄先生介绍，从1945年11月起，到1946年9月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战时文物工作主要有以下六项：（1）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2）收购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郭觯斋藏瓷二三百件；（3）追回美军德士嘉定中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4）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二百件。所谓长春存素堂丝绣，原为朱启钤先生于民国初搜集收藏的丝绣珍品，制作时代为宋至清代，均著录于《存素堂丝绣录》，后张学良将军用巨款收购后，存于东北边业银行，伪满洲国时将此定为“国宝”而名扬天下。（5）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约一千八百件。这些藏品，均为溥仪从故宫中盗出，大多属细软一类，件头小数量多，价值高，像商代的鹰攫人头玉佩，宋元时的四件书画手卷，均为无上精品；（6）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

　　在王世襄先生经手的这六项主要工作中，除了美军中尉德士嘉宝的瓷器因特殊原因在南京办理交接和存素堂丝绣的交接时他已出国外，其余四批文物的交接工作，王世襄均亲自参加，具体的接收单位为北平故宫博物院。而每批文物接收完毕，“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都要会同故宫博物院写成报告，正本寄南京备案，副本留故宫存档。

　　作为具体经办人的王世襄先生，不仅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国宝的追寻任务，更在于他在工作中严谨细致的科学作风，使这些工作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即使在以后的“三反五反”中，他因所谓的“接收大员”的历史问题，再次经受严酷的“审查”，关进看守所，上手铐脚镣，被关押拘禁一年多，并且查遍了北京所有古玩铺，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证实了王世襄先生的清白。

　　王世襄的同事曾说：“如果在那些运动中只要发现了王先生一丁点的小事不干净，他就死定了。”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在乱世之中，王先生肩负责任的重大，办事的严谨，从而体现了他人格的伟大。


　　二、决不让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王世襄先生开始追寻抗战国宝工作的时间为1945年的11月，办公地点在北海的团城。作为平津区的助理代表，上任伊始，他先在《华北日报》上刊登通告，向社会各界明确了登记损失文物的地点和申请追寻的截止时间，同时，他还在中山公园，宴请北平城内四五十名比较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进一步提供文物下落的情况。

　　据一位古玩商介绍，有位德国人，名叫杨宁史，在日伪时期收购了大量的在河南出土的重要青铜器。这引起了王世襄的关注。在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他来到位于东城干面胡同杨宁史经营的禅臣洋行查看情况，恰好看见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印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立即严正声明自己的身份，于是女秘书交待：“这份目录是罗越先生交给她打的”。

　　罗越，德国人，辅仁大学的教授，恰好是王世襄家的邻居，他们早就相识。王世襄找到罗越，坦陈厉害关系，罗越承认目录是自己所编，而器物为杨宁史所有，寻宝工作由此露出第一道曙光。

　　11月4日，王世襄办妥所有的手续后，带上罗越便马不停蹄直奔天津，找到了杨宁史。面对着罗越，杨宁史只得承认青铜器为已所有，但却诡称全部青铜器均被封存在已被九十四军占用的天津住宅内，如果想要接收，请予军方接洽。

　　万没想到，国民党军方根本不予配合。王世襄愤愤返回北平后，又通过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先生，甚至请出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干涉，自己还两次亲赴天津，仍无结果。真可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他在万般无奈中，找到了德高望重的朱桂老，请其用力。

　　朱桂老，即朱启钤先生，号桂辛，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及内务部长，是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的创建者之一。

　　几天之后，朱桂老忽然电召王世襄，说：“宋子文今天将来看我，你立即写一份材料，陈述此事，我将面交宋子文，你可在旁补充说明”。那天，宋子文果然来了，并答应派人前往办理。

　　在朱桂老和宋子文的直接干预下，杨宁史被迫以“呈献”的名义交出这批文物，但他提出的条件是，这批文物在故宫要布置专门的陈列室。1946年1月22 日，当时行政院北平办公处派车，故宫派人，终于将这批文物从北平台基厂外商的运输公司库房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当王世襄先生亲眼看到这批珍贵文物入了故宫库房，意味着它们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其实，杨宁史的这批文物根本就不在天津，而是狡猾的杨宁史利用国民党的军政矛盾，伪称存于九十四军的住宅内，目的是拖延时间，以便侍机偷运出国。假如没有王世襄的穷追猛打，朱桂老和宋子文的助力，这批珍贵文物将难逃海外流浪的命运。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即是杨宁史盗窃文物中的珍品之一，它极为形象地反映出两千年前的社会生活场景，具有很高史学和审美价值，当为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


　　三、到日本追讨被劫文物还在王世襄自重庆赴北平履新之际，“清损会”

　　副主任委员马衡先生就专门找他谈话，嘱付他要留意郭葆昌收藏的瓷器下落，最理想的结果是要将这批文物完整地归国家收藏，千万不可流失海外。

　　郭葆昌，号觯斋，西城羊城大街古玩铺学徒出身，为人精明干练，曾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和管理景德镇窑，因大量收购古瓷，故鉴定能力强，名声很大，编有《觯斋瓷乘》二十册，是民国最著名的陶瓷收藏家，于1935年前后逝世。

　　接受马衡的嘱托后，王世襄找到了郭家后人，了解到这批文物仍存放在北平中南银行的仓库中，便不停地前往郭宅，动员劝说其家人能够化私为公。

　　更重要的问题是，对待郭家瓷器，不能用对杨宁史的办法，要使之化私为公，巨资收购是最好的方式，但钱从何来，却是一个要命的问题。

　　于是王世襄又找到朱桂老，再请由宋子文拨款10万美金，算是整体“收购”，才于1946年2月20日至23日，从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手中购得这批陶瓷珍品约有二三百件之多，即使这批文物与明清故宫原有的藏品相比，仍属珍器，实在难得。

　　1946年12月中旬，王世襄作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的成员赴日，进行文物的清理、调查和追索工作。

　　刚到东京不久，王世襄就了解到中央图书馆被掠到日本的善本书的一些情况。这批善本书大多原属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装箱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时，不幸遇香港沦陷而被日本海军掠去。1946年，经过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查找，这批书终于被顾毓秀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随即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驻日本代表团的驻地。王世襄利用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的机会，把代表团驻地的十余箱善本书先行运回了上海，随即开始向日本政府正式交涉。

　　1947年2月，他还经过多方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当时，到码头来接书的是郑振铎先生派来的谢辰生和孙家晋两位先生。

　　1947年3月初，经过奔波忙碌的450个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王世襄结束了自己在国内外追寻国宝的使命。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应有的表彰，反而因其接收回大量文物而蒙受了不白之冤，历经坎坷。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不仅证明了王先生的清白，还使我们在重温这一段历史时，再一次感受到老人家的爱国热忱和他为抢救中华文物所建立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