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宇与“姚门教” （凌功）

东施

姚文宇，字镜山，号汝盛，道号普善。谱行“远七十二”。“浙之括苍庆元松源东隅（今浙江省庆元县松源镇玉田姚家村）人也”。他是继承我国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罗教”（又称“无为教”），而独创教派——“姚门教”（又称“龙华会”、“一字门”、“老官斋教”等）的教主。自诩为“罗教”的第三代传人。教内尊称为“太上无极圣祖”。他的後裔则逐代乃至至今犹称之为“太老爷”。要说到姚文宇及其“姚门教”，那得先从“罗教”说起才好。

罗教的创始人是山东省即墨县人罗清（又名“因”或“英”）。亦名“梦鸿”。因创立“无为教”而被教内信徒尊称为“罗祖”。他生於明正统七年（壬戌•1442年），卒於明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他幼年失父，跟随叔父长大。原先，他家祖辈当兵，十四岁时他也从了军，隶北京密云卫古北口军籍。退伍後，拜临济宗宝月和尚及无诤禅师为师。明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年）他取法名“普仁”，法号“悟空”。在北京密云“雾灵山”设“直指堂”。自封：“大乘正宗”，尊达摩为“始祖”，而自称“八祖”。遂创立罗教。

罗清集佛教经典及民间神话传说而编撰经卷《龙经五部六册》作为教门经典。供奉“天地君亲师”。严守“三皈”、“五戒”。他以佛教的空论作为罗教教义基础。“以现象之空，参正本体之空，阐发‘真空’真谛”。他以这种观点和理论来创“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诀。同时，“又吸收了道家无为思想，以无极为宇宙本源”。因而，“罗教”又称为“无为教”。

罗清亡故後，其教权一度由其子女掌管，後仍以“无为教”之名传继。在後继之逐代传人中，则以殷继南最有影响。殷继南是浙江省缙云县人。法名“普能”。是“无为教”处州一带的教主。因他自诩是罗清转世，故教内尊称为“二祖”。之後，殷继南被明朝政府以宣扬邪教为罪名而处死，教派一度衰落。是“姚文宇重新统一教派，称‘龙华会’。姚文宇以无为教主罗清为一世，殷继南为二世，自己为殷继南转世，称三世，任‘龙华会’教主”。并称是“现为天上弥勒”，号“无极圣祖”。

姚文宇生於明万历六年（戊寅•1578年）三月十九日亥时。终於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时。享寿六十九岁。少年时，父姚公及母俞氏过早身亡。他没有兄弟姐妹，成了个孤儿，家中非常贫苦，养鸭为生。相传，他经常在“弥陀冠珠”山麓一带（有人说是在“镜山”北麓）的田中放鸭。他“胎里食素，……每日看牧绿鸭，终朝见物伤心。良言：‘蠢动狷飞，皆有佛性，每日之间，不知性命几何。於心不忍，欲图别业。”一天，他在“准提阁”边凉亭内碰到一个游方道者，俩人共同憩坐谈心。他对道人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和理想。道人劝导他说：“何不归道门？自有超凡入圣之日。”於是，他就“买粘米三升，就此而行”地离家出游了。而人们就说他是“遇仙”了。

姚文宇离开故乡後，首先是到处州府（今丽水县城）开了一间餜店。一开就是三年。他“日间店中生意，夜则止静参功”。终致“豁然心中大悟”而得了道。一日，有一位族兄听说他已经发了财而来探望他。由于他是个天生食素之人，而这次款待族兄也是“以素膳待之”。族兄见状，大为不满地说：“老弟如今已是发财了，如何还是这般吝啬小气？我路远迢迢来到你这里，你该以丰食来款待我才是人情呀！”他听了，歉意地回答说：“老兄有所不知，我是生性就是如此度日的。今日这样简单地款待您，实在是失礼了，等我去买点肉来请您吃。请老兄少待，我去去就回”。说着就出门去了。岂知他出门一走，就如痴如梦地莫名其妙往前走，竟一直走到“缙云吴谷阏殷祖坟边挨足占一年。”之後，他又“十方访道三年”，始终“无人肯信”，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落脚点。

天启元年（辛酉•1621年），他云游到了浙江省武义县逆溪地方。在那里，他碰到了一男一女法名分别叫做“普理”和“普波”的“龙华会”信徒。姚文宇与他们论道，他俩十分悦服，遂拜他为师。同时，他还接交了一个在逆溪种“靛青”的福建汀州府连城县人李老麻（法名“普敬”），李老麻以“积资十两”来资助他。於是，他就在普波家中“开堂接众”，正式步入了创立宗教教派的人生。乃至“以後道法大行矣！”

有关姚文宇是殷继南转世一说，当地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是他“年至五岁，不曾言语，如梦未觉”。在万历十年（壬午•1582年）他五岁这一年，殷继南被明朝政府斩首处死之时日，他竟以这“壬午年八月十三日子时，满室光辉，明亮三日，禀性还原，纔开言语”云云。言外之意即是说殷继南是日又转世於人间了。

姚文宇一生的主要活动地区多在婺州一带。他在首次“开堂接众”後不到二年馀的时间内，入其门信受教法者，竟达到3700人之多。之後，直至崇祯四年（辛未•1631年）这十年间，他在婺州各地连续召开了三次“龙华大会”，兼做“千佛会”等等。讲经说法，传播教义。一时间，甚得影响。就连殷继南的嫡派传人“普福”竟也於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转拜他为师了。

自崇祯二年（己巳•1620年）起，姚文宇开始对教门内的组织进行整顿。他把教内骨干分成左、中、右三支，及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和等九个辈份向各地传播。“礼”辈最大，但人数最少，仅他自己和普理、普波三人。他自己统领中支，普理、普波分掌左、右两支。在各个辈份中的教徒，“每人只能引进七人”作逐辈发展。就这样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庞大组织。而“不论前辈或是後辈，均以‘普’字（後面加上一个字）取法名”。因而，该教门又称为“一字门”。而姚文宇为了现实其“以家治道，以道治国”的教义，就把教主改称为“相公”，且定“相公”得由其姚氏子孙世袭。故该教又称为“姚门教”。在姚文宇亲自掌管教务时期，“姚门教”的势力不仅覆盖两浙，且波及赣、闽、苏、皖，成为教势连跨数省的大教。到了清代雍、乾年间，有姚文宇的後人在福建建安、瓯宁一带传教，因当地“入会吃斋之人，乡里皆称为‘老官’”，于是，对于这门让教徒茹素食斋的教派，曾经一度（其实是一部分）称之为“老官斋教”。

说到姚文宇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得提到一件鲜於人知的故事，这事不仅是地方史料失载、民间未有传说，就连家族内也未闻传言。说的是：姚文宇与当时的庆元县知县赵璧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原因是赵璧“一日染疾，灵性被邪祟摄去”（大约是在半夜里），至半路，适逢姚文宇“葛巾素服，近前大喝一声，魔即不见”，就这样，姚文宇救了赵璧。之後，他俩就“谈玄讲论，两相契合”交成了好友。姚文宇曾邀请赵璧入教。赵璧回答说：“吾因仕途所羁，难以入道，文出必从。”意思是说：“目前我官职在身，不能如愿。待退休之後，我自然是会参加的。”于是，姚文宇在故乡的宗教活动，很得赵璧的关照，“十年之间，悉赖护持”。崇祯九年（丙子•1636年）三月间是姚文宇的六十寿诞期，这时候，他的信徒们要来为他祝寿。他怕“各方云集，犹恐人众不便”，就先对赵知县提出告知。赵知县问：“（来客）谅有几何？”他回答说：“大约有千多人。”知县听到後说：“不得了，这么多客人来聚集小邑，上司追查下来，如何得了？我看还是在偏僻之处为事为好。”。原来，当时庆元这座小邑之城垣，全部的居民总数也大不过是千把、数千人而已，而此时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人，县官怎能不怕？难怪他不敢答应。之後，他这六十大寿就只好改放在菊水村举行了。说来也怪，当时的菊水也只不过是一座居住着数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它一时间又怎么能够容纳得下这么多外来客人呢？估计是在其村外“槎溪”滨临时搭起一座座小茅蓬，来举行这场热闹的庆典罢了。

由于姚文宇是孤儿出身，家境贫寒。长大了也是个穷汉。壮年後还成不了家。一直到了成名之後才迟迟地娶了亲。夫人夏氏（法名“普道”）。籍贯欠详。她生於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年），比姚文宇年少三十一岁之多，属“老少配”之婚姻。他（她）俩的婚嫁时间至早在天启元年（辛酉•1621年）即姚文宇发迹之後。此时，姚文宇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由于夏氏未生子（或许是子女夭亡），文宇年到中年还没有子嗣，故只好领养义子来作继承人。他在金华领养来一个金姓人家的小儿，取名叫“佛寿”。岂知：金佛寿却是个不肖之徒，是个无赖。他“幼年颇颇（18）。及长，憊懶不仁，结交不善。”在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年）时，他大约也只不过是十几岁的光景，就与乃翁“为争家计，两相不合”了。众人劝文宇暂时“出堂”，到外面去散散心。于是，他谐众在正月底去了杭州城。他在杭州“逐日盘桓。乘舟览观湖景；步行遍玩名山。徘徊云水之间；笑傲西湖之上。”并瞻拜了杭州的所有名刹古寺。他对众人开了个玩笑说：“你们说金佛寿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众人说：“他是个歹人。”他说：“不，他是个大好人。要不是他和我作对的话，我那有这闲工夫来此游山玩水？”後来，姚文宇当然是把金佛寿逐出了家门。

姚文宇还娶了二房夫人。夫人姓周（法名“普正”），亦欠详其家世，後裔称其为“周奶奶”。她生於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年），比乃夫年少三十七岁之多。他（她）俩的婚配至早在崇祯四、五年间，是老汉娶少女。更是典型的“老少配”。後来，周氏生一子，取名姚铎。成了姚文宇的嫡系传人。如今，在姚文宇的後裔中，除迁居於外地的无法统计的除外，仅在当地的就有三百馀口。他（她）们均是姚铎的子孙。

经过了半世的努力，姚文宇竟由一个穷汉改变成了富豪之家。即所谓：“独是未经纪于婺州，衣粗衣，食粝食，淡如也。今倏焉而人衣其衣，人食其食。……矧广第良园，旋易夫荜门圭窦之常，朽贯腐仓。顿改夫一丝一粟之素”了。成了富户之後，他不吝啬而慷慨济世：“贫穷者给之衣粮，暴路者助之棺櫬。涉渡之水，架以桥梁；难行之路，砌而平坦。”比如，在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县城筑建“杨公桥”之际，他就乐助白银五百两。在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这五百两银子应是个不菲的数字了。足见其乐善好施。然而，他的暴富竟也引起了社会恶势力的对他睽睽妒视。从而埋下了祸根。

明末清初之际，浙南一带是群雄割据局面，“风烟满道，戈甲盈衢。仕宦以创义作虚名；豪强以立营为常事”。各路兵马自树一帜且各自筹饷。青田“诚意伯”刘府兴兵之际，曾向姚文宇提出要求助饷。姚文宇欣然应诺。他助饷到刘府後，受到了一个多月的生活款待。最後得到“赠匾旌奖，鼓乐〔送〕（迎）之而归。”在道经龙泉县时，盘踞在那里的军阀杨鼎卿问：“是何人如此喧闹过境？”左右回答曰：“此是庆元姚善人‘伯府’助饷而归。”鼎卿说：“他处助得，我处助不得乎？”此时，冤家狭路相逢的是，被姚文宇赶出家门的养子金佛寿就偏偏投靠在杨鼎卿的帐下，充当武职。此人正好“谗言相谤”地说：“他家田连阡陌，米烂陈仓，珠宝盈〔箱〕（厢）。人人说他得一面宝镜，可以除妖服怪，遣将驱神。”于是，杨鼎卿就强迫姚文宇也要为他助饷。岂知姚文宇就是不肯答应。杨鼎卿就强行把他抓走。

姚文宇在被人劫持而走出家门时，家人抱着他的週岁幼子姚铎（乳名“长生”）与他告别，他“接过手中，以口呵之〔曰〕:‘留此一脉，与诸佛〔栽〕（裁）根耳！’”当时，“合家大小泣送之，”他“竟游然不顾而去。”到了龙泉，杨鼎卿再三令他认饷，他总是不答应。鼎卿大怒，竟派兵数百到他家，“将房宅团团围住，地〔下〕（上）掘深数尺，〔将〕其家资尽数抄掳而去。”杨鼎卿还不罢休，说是：他“徒众儘多，若（还）释放〔还〕，以後反受其害。”于是，就残忍地将他杀害。当时是在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时。他享寿六十九岁。时值大暑天气，酷热之时。据说他的尸体“面貌如生，容颜不改。秽气全无，蝇蚁不侵。惟闻异香氤氲，环绕七日不散。”杨鼎卿知道後，大有悔心。叹道：“非我罪也，汝子佛寿之过耳。”将责任推给了金佛寿。同时“延请僧道大作佛事。以解其愆。”龙泉“大佛寺”的僧人早就仰慕姚文宇之为人，於今更是大发慈悲地将其备棺收敛，并差人报知家属，使得“扶棺而归”以“暂厝镜山东麓焉。”

家庭发生劫难後，家人是四处逃生。大夫人夏氏带领一帮人逃到了福建政和县的“西表村”（此村原名“山表”）。不久，她的追随者陈普想、刘普就之流一班人竟欺她是个女流，不听她的指使，说是：“吾师既以归天，香信无人可掌。”“竟将三乘封止，另出机关，名曰：‘直指’。”即另外组成一派叫做“直指派”来。之後，夏氏就一直受到“直指派”的控制。行动得不到自由。甚至在家难平静了之後也还是回不了家。她没有亲生子，养子又不肖，自将其逐出家门後，未再收养义子，故她没有後裔。後来就寡身一人度世。最後於清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年）六月初三日在避难地“归天”。享寿六十九岁。灵柩未回老家，就埋葬在西表村。

二夫人周氏抱着幼子，带着一帮人是避难福建政和县的“前山”。她得知大奶奶“被直指所霸焉。”乃事态严重，遂於顺治五年（戊子•1648年）召集乃夫信徒多人於前山计议，当众宣读祖师遗言，树立正宗。

清朝初年，浙南一带的局势很不平静。大、小军阀在抢占地盘，更有南明势力的反搏。庆元城在顺治五年（戊子•1648年）和顺治六年（己丑•1649年）间，分别两次遭遇南明军队的攻城厮杀。可谓是庆元县在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一次兵祸。足见当时很不太平。于是，“周奶奶”就一直避难在“前山”。待到顺治七年（庚寅•1650年），“四方平定，豪恶敛踪”之后，方才“回堂”、返归故里。甫归家，就急於做两件事：其一是“延请地师”为乃夫择地建墓安葬。其二是将被杨鼎卿破坏了的故居老宅以作修复。坟墓建筑在“镜山”的最中心地带。规模宏大，建制精致。兼铺筑一条石头路直至山麓。墓地下还附建寺庙一座。工程总费时三年多。以顺治十年（癸巳•1653年）八月初十日酉时，将乃夫葬於镜山之阳。重新兴建房舍仍是在旧址进行，滨“松源河”而建。即所谓“建造楼臺五叠，曲径数湾”，成了一处建筑群了。主楼坐南朝北，面对“镜山”的姚文宇墓地，每日可登楼隔河远瞻，故雅称为“望夫楼”。

清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五月十七日，二夫人周氏在故里“归天”。得年五十七岁。子姚铎将她埋葬在“望夫楼”西侧之“百花亭”地段。周夫人是个很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以少女成为名人少妇之後不久，旋遭家庭变故。在家难当头之际，她“智而且才”地处理事务。在事态发展到紧急关头，能果断行事，以得到挽救局面的结果。她虽曾“流离困苦”地度日，但终能以东山再起地达到中兴。在“姚门教”的发展中，起着承先启後的作用。她是该教门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大约是受到《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中姚文宇临难、告别家小时，有“留此一脉，与诸佛〔栽〕（裁）根耳！”之言的误导，後来有的资料都说是姚文宇之子姚铎继承了乃翁的教权而成了“龙华会”（即“姚门教”）的教主。还说是姚铎在康熙初年就“举家迁至温州永嘉县”云云。更甚者是将“姚铎”竟错成了“姚绎”，把他的曾孙说成是他的儿子。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姚铎少孤，赖寡母抚育成人，以一介书生处世。他坐寒窗，攻经史；赴科举，取功名。後名震儒林，功垂梓里。惜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他热心公益事业，献身地方建设。更以投笔从戎、跃马疆场为己任。刚逾而立之年，则事事已累累。其稳步正道尚且少暇，又何能偷闲以履迹江湖？故说他参与教务之说不可信。至于有的文献中有他的“相公法名”之记载，其实那是其後人为了该教复兴的需要，尤其是依其教主“以家治道，以道治国”的教义，在教内实行封建家长制的需要而强行地将他的名声拖入教内而已。也就是说，他身未参与而名被人利用，被棒上了名誉的座位。成了“名誉人物”。做了个“姚门教”的“名誉相公”而已。

真正秉承了“姚门教”的教权而成了“相公”的是姚文宇的两个孙儿，即姚铎的儿子姚轼（字“景瞻”，法名“普高”）和姚辙（字“景由”，法名“普宗”）。他俩人一个“兴东欧之行”，一个“栖建安而居”。致力教务，确实继承了乃祖的衣钵。他俩对于“姚门教”的传播很有能力和影响。尤其是姚辙，他的社会活动力较乃兄要强得多。他存远志、广交游，“纵迹所至，悉把酒赋诗，临景舒怀。”以至“闽中巨乡，豫章达士，金陵骚客，罔不识松源有姚公也。”。从目前在姚氏家族的墓葬群里发现了许多姚轼的後裔之坟墓，而未发现姚轼本人的坟墓来看，可以证实他在迁居永嘉後，就确实没有再返回故乡。最终老死於他乡。但他的後裔却依然有着许多人继续在故乡衍生。其中包括後来乾隆年间在京任过“军几处”的“汉军几章京”的姚梁，他的少年时期也还是在老家度过的。即使是姚梁的嫂子、姚宋的夫人季氏，也还是本县黄坛村季氏人家的女儿。看来，姚轼的後裔是作逐渐外迁的，只是到了清代道、咸年间才迁之至尽。如今，在庆元居住的姚文宇後裔中，就真的没有姚轼的後人了。与姚轼不同的是姚辙，目前在故乡也没有发现姚辙和他的续娶夫人之坟墓，可见他也是老死他乡的，可是，他的後裔除小部分外迁之外，其馀的大多定居家乡。目前还有三百馀口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其长子姚家震的後代。

姚文宇的後裔逐代频频外出传教，在他们的鼓舞和诱导下，社会低层贫苦民众为了摆脱痛苦，听其所惑而大量地加入了其组织，致使这门被视为邪教，而频受打击的民间秘密宗教，却偏偏得以壮大和年久不衰。于是，在社会活动时，就每每酿成一些历史事件来，给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那场福建建安“老官斋教起义”和浙江鄞县“龙华会教案”事件等，就是“姚门教”在历史上留下的一些记录。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年）正月，建安、瓯宁两县的“老官斋教”举行了一次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行动。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年）十一月十五日，“遗立村”的“老官斋教”“斋堂”在搞其宗教活动时，因事属“邪教”活动，故该乡乡长即向瓯宁县署报告，该县知县得知後，即派县丞带兵前去干涉，并当场拘捕了五个为首的教徒。这事引起了众多教徒的不满。他们集议，打算劫狱。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年）正月十五日清晨，在女首领“普少”带领下，聚集了千馀人，各执鸟枪、短枪、腰刀、叉械等物，分为三队，向建宁府进攻。事件旋遭镇压，以失败而告终。处死及受刑者数百人。闽浙总督咯尔吉善在办理此案中发现该案与“浙江庆元县姚姓”有关，于是，就拘捕了在福建活动的姚必起和姚家震。俩人均受到了处罚。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年）间，鄞县一带的“龙华会”之组织和活动大炽。地方官出来干涉。拘捕了多人。他们供出是发自温州永嘉县的老“祖堂”的姚姓子孙姚必彪等人。于是，杭州知府吴作哲即派人前去查拿。最後查明姚必彪等人俱已“去邪归正”，遂派人前往庆元县搜查姚文宇祖居各家及姚文宇坟前庙宇。于是，“望夫楼”建筑群又一次受到冲击。而姚文宇坟前的庙宇也毁之一旦。

罗教之类民间秘密宗教，由于“它们的组织、信仰、活动同封建统治阶级及维护这统治的正统观念有所抵触，因此被视为‘邪教’”而频受统治阶级的取缔和打击。“姚门教”当然也不例外。在後来“姚门教案”频频发生之际，清政府对姚文宇之後裔总是每每加以压制和迫害。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甚至连心身都受到侮辱。相传每次派员来查抄信物时，姚家家人不分男女都得“赤身点卯”，接受搜查。然而每次的搜查总都是空手而去。于是，上官总是怪责办事人员不得力，不负责。甚至有认为其根本未到庆元云云。某一次，一位受过责备的差官来到姚家，适逢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名“娇珠”）坐在门槛上玩，在问清是某“相公”之女之後，差官二话不说，就抽刀将这女孩的耳朵割下而去，以作为到过庆元搜查的证据。可见，姚家之人，苦不堪言。据说曾经有位“相公”决定抛弃这门传教的生涯，他竟将用以作传教的信物——“照魔镜”和“方天印”等统统沉入“石龙潭”底。以示洗手不干了。于是有人说，正统的“姚门教”早已失传了。

虽然遭受了打击，但“姚门教”却依然在发展和活动。

浙东南一带，以姚轼最先在永嘉县创建的“老祖堂”为中心向四边发展，其主要力量是向北渗透。在当地的影响力较小。但当然也还生存着和延续着。比如，青田县的“姚门教”残余势力，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有死灰复燃之势。後以受取缔而告终。

浙北方向主要是姚轼的後裔之势力范围。其活动区域多在宁波一带。虽然经过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年）的鄞县“龙华会”教案之後，姚家子孙大都隐处蛰居，但仍有人暗中传教不止。清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年），官方又查获姚瀛松、姚汉楫及其弟子在金华、湖州、严州、杭州等地活动。清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姚汉楫之弟姚海渣在旧货摊上买回《传灯蜡敕单》等资料，他就自刻“太上正宗”和“太上心宗”两颗图章，又开始传教。後来，姚海渣还将教务传授给了其侄姚秉信。虽然在该地区的“姚门教”一时还能得以逐代相传，但致终终以绝其迹为了事。

杭州地区的“姚门教祖堂”始於何时乃史无明载。那里是姚轼的後裔和姚辙的後裔彼此合作，同舟共济的教区。目前可知的是在清嘉、道间，姚辙的五世孙姚律成（字“凤仪”。1800年——1859年）在杭州活动。同时还在杭州娶妻陈氏。後来，其长子姚蕃（字育椒。1826年——？年）就因而定居杭州。不但在那里做了个“相公”，还捐了个训导的职务。族人称其为“学老师”。清季，“相公”由其长子姚会封（字“定扬”。1853年——？年）继任。杭州地区的“姚门教”一直沿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一九五零年十二月，杭州市开始取缔“反动道会门”时，“相公”普兴（本名姚长寿）召集道首庐梦麟、夏希甫等人商议，决定由夏希甫出面登记。“相公”普兴隐为道徒。在“祖堂”中保留“无为”二字，取下“天地君亲师”座位，换上释迦牟尼像。并将姚祖像匿入夹墙中。欲作蒙混过关。结果当然是受取缔而告终。

江西教区也是闢自姚辙。此公颇具才能。他不仅栖建安（闽中）而居，且履迹南昌（豫章）、南京（金陵）。由于史料失载，目前很少知道其教派的早期活动情况。仅以江西贵溪“姚家斋堂”来说：清道、咸年间，姚辙五世孙姚上奁（字“凤阶”。1823年——1873年）任“相公”。此君“文有奇思，兼工书画”，是历代“相公”，（亦称为“生佛”）中较有作为者。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姚上奁客死江西传教所，并厝葬在那里。而“相公”之职务，则由其年仅七岁的儿子姚育华（字“光水”。1862年——1905年）继任。“斋堂”的大权掌握在其母手中，日前事务由一些上层的教徒——“前辈”主持。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姚育华病死。“斋堂”的权利由其（在江西娶的）第四房夫人黄氏掌握。十一岁的儿子姚尧封（字“定礼”号“敬承”。1895年——1918年）继任“相公”。一切礼仪照旧。民国七年（丁巳•1918年），“相公”姚尧封病亡。由于姚尧封的幼子姚炳长已夭亡而无嗣。故“相公”之位空缺。黄氏急电告庆元老家，要求派去一位姚家嫡系传人作为姚尧封的嗣子，以继承“相公”之位。岂知此事竟被姚育华的嫡妻之侄吴某(庆元八都人)得知。他知晓这是有大利可图的大好事。于是他就找来庆元姚氏另一支系的一个姓姚人，捷足先登地到贵溪去冒名顶替做“相公”了，黄氏不知实情，当然接纳。待姚文宇的嫡裔来到时，那里早已有了一个“相公”。时任姚文宇一族的族长姚育楠（字“子伯”。1837年——1921年）闻知此事，知道事态严重，即命五子姚桐封（字“定昌”。1886年——1938年）带着《家谱》赴贵溪去辨个真假，去作事实的澄清。贵溪“斋堂”的信徒们在得知事实的真相後，一时大发火，要打死那个假“相公”。後来还是经姚桐封调和了事。之後，由族中公议定派姚建封（字“定泉”。1874年——1941年）的次子姚炳均（字“安武”。1896年——1940年）前往嗣位，奈以其母不许而受阻之。後另派姚荣封（字“定锜”。1839年——1921年）四子姚炳庆（字“安信”。1898年——1942年）前往，又受到个别族人的反对而未果。後由黄氏选定由姚桐封的长子姚炳敬（字“安钦”。1907年——1959年）为嗣。就这样，姚文宇的十一世孙、十二岁的姚炳敬取法名“普禾”，拜了黄氏为祖母，做了仅比他年长十二岁的族叔姚尧封之嗣子，成了“姚门教”贵溪“姚家斋堂”的末代“相公”。他一年一度地到江西去做“生佛”，直至抗日战争时期，黄氏病故，“斋堂”毁於日寇的战火而告终。

庆元县地邻福建北部，这地区让姚氏後人传教有着短途捷径之便利，自从姚辙“栖建安而居”之後，其後人也每每以那里作据点而向邻县发展。且发展得迅速。虽然经过“建安事件”的冲击之後，这里各县依然有着多处的“斋堂”。更是在清乾隆年间，“姚门教”还跨过海地传到了台湾去。至民国初年已传至二十八代了。看来，时至今日，“姚门教”这门民间秘密宗教就仅在台湾地区还存在着一点馀烬罢了。

就姚文宇而言，他从一个贫苦的下层民众，经过一番努力之後，一跃成为一个受万人痴信的神化人物。变更了他自己的人生命运。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是个大能人。但他所创立的“姚门教”却是与正统宗教有所抵触的一门“邪教”。其创教思想，虽然表现了封建时代贫困落後、苦难愚昧的农民在黑暗之中向往光明、欲摆脱困境的希望和理想，说是有着积极的一面的，但是，它毕竟与科学是相对立的。是存在着破坏力的。它的存在，确实隐藏着引起社会动乱的危险之因素。于是，其自然是属于应该受到打击的对象，以受到镇压以致绝其迹。这是历史的趋势。今日我们对此其人其事作个旧事重提，是对这段历史来作一个回顾，且为地方逸史以作一则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