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界的樸實楷模嚴耕望(余英時)

东施

錢賓四最欣賞的學生

初見耕望在一九五七的秋季，距今已三十九年。當時情景猶歷歷在目。那時我正在哈佛大學作研究生。有一天回家，我的父親陪著兩位客人在談話，一位是兩年前逝世的周法高先生，另一位不相識，但說一口道地的桐城話。我進客廳的時候，父親也沒有為我介紹這位同鄉，而我則認定他是來探望父親的。不過我有點奇怪，為什麼周法高先生會在座呢？因為我雖已和周先生很熟，但我知道周先生和父親並不曾見過面。這位生客並不擅言辭，在最初十幾分鐘之內，也一直沒有說清楚他的來意。我祇好坐在一旁納悶。再聽下去，我忽然大悟了。我情不自禁地向這位生客大叫一聲：「你是嚴耕望！」他笑了，我們也都跟著大笑起來。這是相當戲劇性的一幕，我生平再也沒有過第二次這樣的經驗。但這次初晤也十足地顯露出耕望的性格：他質樸無華，根本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的意思。其實他是來找我的，因為他從賓四師處知道有我這個師弟在康橋。我現在記述這一段往事，心中有說不出的悽愴，因為當時主客四人，今天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我們初見雖在一九五七年，但我知道耕望其人其學則早在五、六年前。我在新亞讀書的時代，常有機會在課外聽賓四師暢談當代學術界的人物和軼事。有一次我問他，在他過去教過的許多學生之中，究竟誰是他最欣賞的。賓四師毫不遲疑地說，他最看重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嚴耕望，現已卓然有成。賓四師還補充一句，說：他是你的同鄉，安徽桐城人。從此我便留心，想讀他的論著。但耕望不寫通論性的文字，我最早讀到的是〈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一文，刊於一九五四年香港《民主評論》為賓四師六十歲祝壽的專號上，深賞其運用史料之廣博與生動。後來又在史語所《集刊》上讀到關於唐代尚書省演變和漢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長文，更佩服他的功力深細而又能見其大。在我們相見之前，我對他的認識僅此而已。但我已完全信服了賓四師鑒賞的準確。

在這篇簡短的悼文中，我祇想以最概括的方式談兩個方面：他的治學精神和他的史學取向。獻身學術的感人範例和耕望相識以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於學術的全心奉獻。我們平時也常說「為學問而學問」、「獻身學術」之類的話，但是我在耕望的身上才真正發現了一個最感人的活的範例。一九五七-五九兩年，他是哈佛燕京社的訪問學人。那時他不但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領域內已卓然成家，而且足以傳世的《唐僕尚丞郎表》四鉅冊也出版了。但是這兩年中．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讀，比我們作研究生的人還要勤奮。每天早晨九點鐘不到，他已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前面等著開門，下午五點鐘圖書館關門，他才離開。原來他正在為他的下一個巨大的研究計畫作準備，遍讀有關唐代歷史地理的中日文書籍，並作詳細的筆記。不但如此，為了要通解日文，他還和我們研究生一同上了整整一學年的初級日文，每天一小時。當時教我們日文的是哈佛燕京社社長賴世和教授，後來曾出任美國駐日大使。由於講授是用英語，他有時不甚明白，便找我一起討論。他那種認真不苟的神情，我到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

一九七九年春季他應聘到耶魯大學歷史系擔任了一學期的訪問教授。因為歷史系沒有空餘的房間，我請校方在我的辦公室中為他安置了一張大書桌，使他可以工作並接見研究生。研究生中真能有資格向他問學的人自然不多，因此絕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進行自己的研究。也和哈佛時代一樣，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由於有這幾個月的同室之雅，我對於他的治學精神才獲得更深一層的親切認識。遭時他正在撰寫《唐代交通圖考》這部傳之久遠的大著作，因此從香港攜來了無數筆記卡片。這些筆記卡片凝聚了他三、四十年的讀書功力，有些是寫在抗戰時期的粗糙紙張上。他告訴我，他有系統地摘錄資料，自大學時代便已開始，從來沒有中斷，所積資料已不下二十萬件。以唐代而言，兩唐書之外，一千卷的《全唐文》他都有分類卡片。這種日積月累的功夫最能顯出他的「恆德」，這是從清代樸學傳統中發展出來的，如陳澧撰《東塾讀書記》、孫詒讓撰《周禮正義》都在事前有長時期的札記工夫。避開任何不必要的活動哈佛和耶魯兩度共學，我親切地體認到耕望是將全副生命獻給學問的人，真正達到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境界。這是一種宗教性的奉獻，即以學問的追求為人生的最後目的，而不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賓四師對他知之最深，一九七三年六月給他的一封信上說：

大陸流亡海外學術界，二十餘年來，真能潛心學術，有著作問世者，幾乎無從屈指；唯老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無人之嘆！

我認為這是對他的學術人格的最真切的寫照。他自己曾明白說過，他一生從不求多賺一分錢，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開任何不必要的活動，以免浪費寶貴的光陰。這句話我也完全有資格作見證。上引賓四師的話是因為他堅決不肯應徵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的職位而引出來的。香港的大學採用英國制度，每一系衹有一位「講座教授」，其主要職務是處理系的行政。即使行政可由他人代理，這個名位也必然帶來許多學術以外的活動。同年七月我回到新亞工作，也曾一再請他考慮，他絲毫不為所動。一九七九年他在耶魯的期間，正值大陸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前來訪問，團員中包括錢鍾書、費孝通等人，是當時一大盛會。我受學校的委託，在家中接待代表團。無論在公在私，我都必須邀請耕望與會，但他也婉辭了，因為他堅守其「避開任何不必要的活動」的原則。這種「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學的勇猛精進、鋼而不捨，恰好互為表裏、剛柔相濟。

以道家自處以儒家待人

耕望的生命雖然徹底地與學問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曉事的書呆子，更無世人想像中那種專家學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個最通情達理並且隨時隨地為別人著想的人。無論是對他的家人、師友、學生或同事，他都抱著一份誠摯的情意：任何人曾對他有過一點幫助，他都永誌不忘。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讀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特別是《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和《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三部為後學現身說法的小書，便可以獲得生動的印證。他的忠厚存心尤為少見。在學問方面，他一向持嚴格的標準，決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發別人的失誤時卻從無例外地隱去失誤者的名字。他曾說，他一向以道家自處而以儒家待人。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所謂「以儒家待人」是指他珍惜人情的一種忠恕心理；所謂「以道家自處」則是指他的「不爭」、「寡欲」的生活態度。他從不爭浮名和權位，對於物質生活的要求也低到無可再低，這確可以說是近於道家的人生觀，然而也未嘗不與儒家相合。賓四師有一次在給他的信上說他的性格「似為柔退」，這也是說他近於道家。以我個人的認識而言，他毋寧是外柔內剛的一型。他平常表現在外的是「柔遜」，但在大原則上卻持之甚堅，內心自有不可踰越的尺度。至於在治學方面，他不但不是「柔遜」，而且恰恰相反，是充分體現了「剛毅進取」的精神。正因得力於此，他才能在史學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全面考證功夫驚天動地

耕望的研究領域是制度史和歷史地理。他在五十歲以前的著作如《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四大冊)和《唐僕尚丞郎表》都在制度史方面；最後三四十年他的研究和撰述則集中在唐代交通路線，其成果即仍在續刊中的《唐代交通圖考》(已出五大冊)。他的著作無一不由規模浩大、籠罩全面的研究中產生。這是他的史學取向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以《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前兩冊寫秦漢，後兩冊寫魏晉南北朝，表面上看來似為一種概括式的專史。但認真的讀者一定會發現，書中每一章每一節都有精密考證的創獲。不過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證，而不像多數考證那樣，祇是蜻鋌點水式的。全面考證必須建立在兩個先決條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盤計畫；第二、從計畫到執行需要長時期的持續努力。據我的大略估計，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後越二十年；《唐僕尚丞郎表》從收集資料到出版共費去九年；《唐代交通圖考》更是驚人，他在一九八四年寫序言時已說「付出三十七年之歲月」，現在又要加上十一、二年，則幾乎是半個世紀了。這三大計畫的進行在時間上自然有重疊的部分，但無論如何，這樣大規模的研究出現在戰亂頻仍的二十世紀中國，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難以想像的奇蹟。像《唐代交通圖考》這樣的大計畫，在西方或日本都祇能出之於集體實踐之一途，即由計畫的主要執行人指導一、二十個助手分頭進行。現在耕望則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恆心和毅力真足以驚天地而動鬼神了。

站穩歷史學的兩隻腳

耕望對制度史和歷史地理發生興趣遠起於中學時代，但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他聽賓四師在武漢大學講「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的開場白卻對地發生了定向的作用。據地回憶，賓四師說：「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就是制度。中國歷史內容豐富，講的人常可各憑才智，自由發揮；只有制度與地理兩門學問都很專門，而且具體，不能隨便講。但這兩門學問卻是歷史學的骨幹，要通史學，首先要懂這兩門學問，然後自己的史學才有鞏固的基礎。」這一番話便決定了地此後五十五年的研究取向。他自審一己的才性近於追求確實而穩定的歷史知識，對於不易把捉的抽象問題則不願涉足。因此他曾明白表示對於研究具體問題的偏好。這又是他的史學取向的另一顯著的特徵。政治制度史和歷史人文地理則恰好是最具體的研究對象。具體才容易客觀，抽象則難免主觀。他希望辛勤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不易推翻的定論，因此不肯投身於過分依賴主觀判斷的抽象領域。從這一點說，他的取向很接近實驗的科學家。這也許和他早年偏好數理的背景有關。換句話說，他追求的是實證的歷史知識。然而他又絕對不是褊狹的實證主義者，否定抽象領域的重要性。不過他為中人以下說法，並針對著近來中國史學界的一種華而不實的風尚，提出及時的警告而已。

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則充分證明了他在史學研究上的抉擇是完全正確的。他的一切著作不但都包含著大量的新發現，為中國中古史建立了最堅實的基礎，而且由於規模廣闊，更能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無限的用途。以我個人的切身體驗而言，我過去研究漢代貿易與擴張和循吏的文化功能都曾得力於《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所提供的基本架構。此外就我所知，胡適之先生因研究神會而深賞《唐僕尚丞郎表》，最近荷蘭的中國佛教史大家(Erik Zurcher)研究唐代佛教與教育，也對〈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一文推崇備至。至於《唐代交通圖考》，其價值更是難以估計，正如他自己預料的，將來無論是治政治史、軍事史、民族史、經濟史、宗教史、或疆域史的專家都不能不「取證斯編」。

「樸實」一途從此更空寂

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祇是中國傳統考證史學的延續。其實由於他一直注意現代社會科學的新觀點，他的論斷已不是傳統史學所能範圍。他的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卷便已參考了一部《各國地方政府》的中譯本。《唐僕尚丞郎表》從傳統一方面看固可說與清代徐松《登科記考》同屬一類而精密過之，但是他論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的關係則參考了現代行政學上關於行政官與事務官的分別，使兩者的職權性質頓然得到清楚的說明。他的歷史宏觀竟與法國年鑑派大師(Fernand Braudel)頗多暗合。例如他治唐代人文地理取「全史」的觀點，即後者研究十六世紀地中海世界的路向；他治制度史，重點也在長期性的結構，而不在變幻的人事。這自然是受到社會科學的暗示而然，不過未加理論化而已。誠然，他所運用的社會科學甚為有限，僅在大關鍵處偶一著墨。但這恰好是他的長處而不是短處，因為他的研究主體畢竟是中國史學而不是社會科學。若在社會科學上求之過深過細，則不僅本末倒置，而且也必然流入牽強附會。所以我認為他的著作最能體現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的轉化。陳寅恪先生撰《隨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依傳統史學的體裁，其用意也在於此。所以他特別指出：「故分別事類，序次先後，約略參酌隨唐史志及通典、唐會要諸書，而稍為增省分合，庶幾不致盡易舊籍之規模，亦可表見新知之創獲。」在這種地方我們才可以看出一個史學家在思想上是不是真正成熟了。

耕望論現代中國史學家，特別推崇陳垣、陳寅恪、呂思勉和賓四師為「四大家」。以治學途轍言，他較近於陳垣與呂思勉，而稍遠於陳寅恪與賓四師。這是毫無可疑的。然而他於四大家的優點則能兼收並攬。他的規模弘大承自賓四師，辨析入微取諸陳寅恪，平實穩健尤似陳垣，有計畫而持之以恆則接武呂思勉。他在史學上終能達到通博與專精相反相成的境界決不是倖致的。

蘇東坡說：「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現代中國史學界沒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陸象山說：「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耕望木訥寡言，終其身與「議論」無緣，他走的是徹頭徹尾的「樸實」的道路。但今天中國的史學界瀰漫著「議論」，而「樸實」一途則空前的寂寞。耕望是史學界的「樸實楷模」，現在他走了，這條路更空寂了。世有聞耕望之風而起者，予日日引領而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