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及其他清中期政治人物（陈连营）

东施

刘墉在民间无疑是个最具知名度的人物，早在他在世的嘉庆初年（1796～1804），民间已经开始以多种文学体裁来歌颂他平反冤狱、除暴安良的事迹。当时流传在保定等地的弹词《刘公案》就是歌颂他在任江宁知府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期间事迹的。以后又有关于刘墉事迹的多种民间传说流行。近年来，随着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播出，聪明机智、正直勇敢、滑稽幽默的刘罗锅形象再次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形 象。但是真实的刘墉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一

     历史上的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又号香岩、日观峰道人、石庵山人、天香室道人、青原等，清代乾嘉年间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和诗人。
    他出身山东诸城望族，曾祖父刘必显字微子，为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刘必显生有四子：刘桢、刘果、刘棨、刘棐。其中刘果字毅卿，顺治十七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曾为清律的编撰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刘棨为刘墉的祖父，字弢子，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为清代著名的清官，曾和著名的清官张伯行、陈鹏年等并称，入选《国朝循吏传》。刘棨生有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等十子，其中刘统勋字尔钝， 为雍正二年进士，官至工部、刑部、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尚书房总师傅等职，甴于清廉有为，深为雍正、乾隆倚重。乾隆曾评价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其正”，因而特赠谥 “文正”。除刘墉外，仅道光以前，刘家就至少有八位进士，二十多个举人、监生，知县以上官近三十人。
    刘墉为刘统勋长子（次子刘堪早死），自幼聪明好学，而天生驼背，故有罗锅子的绰号。他虽多才多艺，博通古今，但入仕较晚，在三十岁以前似乎没有获得举人功名，乾隆十六年中进士，获选庶吉士。据说当时刘墉的考卷曾被选为前十名，准备由乾隆圈为状元，后因乾隆反对而改为吴鸿。
    刘墉一生做官五十多年，在最初的五年，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编修、右春坊右中允、侍讲等职，并不负责具体工作。乾隆二十一年后（1756），他历任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太原知府、冀宁道台、江宁知府、江西盐驿道、陕西按察使等职。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刘统勋死后，刘墉离官守父制三年。回京后为内阁学士，主持乾隆四十一年江南乡试，再为江苏学政。乾隆四十五年春天升任湖南巡抚。四十七年初调入京师后，历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期间还入值南书房、充尚书房总师傅、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等职。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因发生尚书房皇子师傅集体旷工事件，乾隆大为愤怒，刘墉被免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等职，虽仍令充总师傅，但被降为侍郎衔。不久又升为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历任顺天学政、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吏部尚书等职。嘉庆二年三月始获授体仁阁大学士一职，成为民间所说的宰相。嘉庆九年十二月，刘墉以八十五岁高龄死在任上，死后入祀贤良祠，谥“文清”。

二

    从刘墉一生来看，刘墉首先应该是一个忠于职守的清官。在任地方官的二十余年里，他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亲民之官守土安民、贯彻朝廷政令的职责，保持着洁己率属、竭尽职守、厉行实政的作风。
    在安徽学政任内，鉴于当地获得贡监生资格的士子多数名不副实，不学无术，且目无法纪横行乡里的情况，于乾隆二十四年上书朝廷，要求对捐纳贡监生区别对待，由州县地方官和教官共同管理，分工合作。在首任江苏学政期间，他认真校士，勇于革除考试中的各种弊病。曾为刘墉录取的著名学者焦循记载说：“公课士简肃，恶浮伪之习，试经与诗赋尤慎重，用是试者甚罕。” 诸联在他的《明斋小识》中也说刘墉此次视学江苏“严肃骏厉，人多畏惮”。乾隆二十七年他在任期满时，又针对江苏士风吏治的腐败状况上奏朝廷加以整顿，其中说：“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大分皂白。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冗不堪，讼棍吏蠹因得互售其奸，不惟目已无学政，抑且心欲欺督抚。”乾隆读后大为赞赏，称刘墉所奏“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多属浮靡喜事，为地方有司者加以骫髀姑息，遂致渐染日深，牢不可破。故近来封疆懈弛之弊，直省中惟江南为甚，此固非刘墉一人之私见也。尹继善、陈宏谋在督抚中敡历最久，而素性好以无事为福”，要求他们“严行体察，据实参处”。此后，由于督抚亲自过问，以身作则，严察与纠正府州县官之怠玩与纵容生监妄为之风，因而江南之吏治、民风、士风颇有好转。
   他在任太原知府的三年里也颇有作为，赴任时是“帽破衣残到太原”，到任后又积极处理积压案件，前后达数十件。由于诸多原因，太原府库空虚，刘墉筹措资金购买二万多石谷物充实府仓。迁升冀宁道不足一年，前任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因失察被判斩决，后加恩为赴军台效力赎罪，一年后获释在修书处行走。对于这段经历，光绪《山西通志》评价甚高：“以翰林出为太原知府，迁冀宁道，丰裁峻整，习掌故，达政体，于吏事以勤慎著称”，因而把他列入名宦传。
    乾隆三十四年（1769），刘墉出任江南首府江宁知府，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刘墉一生最负盛名的时期，他勤奋公正、正直不阿、疾恶如仇，摧折豪强，打击奸徒不遗余力，因而深得人们的赞誉。《刘公案》就创作了许多这方面的事迹，其中有智破疑案、勇除恶霸，甚至上司不合理的做法他也敢抵制。故当时人昭梿说他 “少时知江宁府，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袁枚在《送刘石庵观察之江右》中就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缩脰。光风吹一年，欢恋及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张口辄诋琪，上手多宽宥。豪强既帖柔，狐鼠亦俯伏。救灾如救焚，除弊如除垢。殷然爱才心，白首还如旧”。看来刘墉确实有一番敢作敢为的举动。
    乾隆四十五年春天刘墉升任湖南巡抚，到任不久即遇上武冈等地遭受水灾，他积极组织抗灾救助活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筹办仓谷，开采峒硝等等，故光绪《湖南通志》评价说：“政简刑清，吏民畏服。尝劝捐州县社仓谷凡十二万石，民以为便”。也正因为如此，姚永朴《旧闻随笔》称赞他“初为外吏，听断明审，人以比包龙图”。
    进入中央政府之后，刘墉仍保持了正直清廉的作风。乾隆四十七年刘墉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不久即遇上御史钱沣弹劾和珅的亲信、山东巡抚国泰等人婪索亏空一事，他和和珅、钱沣受命前往查办。由于刘墉积极协助钱沣，终使案情大白，国泰等人受到应有的处分。钱泳《履园丛话》记载此事说：“当是时，和珅柄国，而国泰素奔走其门下者，人皆为先生（指钱沣）危，……惟刘墉深知其弊，常与先生密商，……案遂定，而和亦无可如何也。” 在乾隆末年和珅专权的背景下，刘墉却是少数几个不与之同流合污的耿直大臣。乾隆五十九年，朝鲜使者郑东观曾在闻见别单中就说：“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儓，莫不侧目唾骂。刘墉之劾奏，王杰之却衣，人称朝阳之凤。”嘉庆四年，朝鲜使者徐有闻也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啸亭杂录》也记载：“乾隆末，和相当权，最好奢华，凡翰苑部曹各辈无不美丽自喜，衣褂袍褶式皆内裁，其衣冠敝陋，悃幅无华者，人皆视为弃物。时刘文清公故为敝衣恶服，徜徉班联中，曰：吾自视衣冠体貌无一相宜者，乃能备位政府，不致陨越者何也？寄语郎署诸公，亦可以醒豁矣。时人争服其言”。《清人说荟》也说，和珅 “既贵，延吴白华省兰诸公于家，日与讲论古今，故于诗文亦粗解。有所作，私倩彭文勤元瑞、纪文达昀为之润色，二公虑被齮齕，恒为捉刀，独刘文清墉时与抗。人传文清门庭清峻，而不知性喜诙谐，数以谑语刺珅，珅不能堪，饰词以进，高宗亦知二人不相洽，每以温言解之”。由此可见，刘墉当时并没有与和珅同流合污。
    嘉庆即位后，刘墉开始走到政治舞台的前列，他以自己正直品质赢得嘉庆的宠信。嘉庆三年底，朝鲜使者洪乐游称：“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帝眷注，异于诸臣。盖墉素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珅云”。四年，朝鲜使者徐滢修说：“朝臣中一辞公论，刚方正直推刘墉，风流儒雅推纪昀，而墉则见其为人视下而步徐，一入班行，位著为之肃然。”五年，朝鲜使者柳畊说：“刘墉为人峭直，随事规箴，皇帝为闷（悯）其年老勤苦，特拜体仁阁大学士，使之闲养 。”另一使者金在洙说：“汉阁老刘墉、王杰、董诰、户部尚书朱珪、工部尚书彭元瑞各以所长亦荷眷遇。刘墉之劲直，王杰之勤慎，董诰之经学，朱珪之清介，彭元瑞之文章，皆一世之最云。”可见当时刘墉是有威望和地位的。
    更可贵的是，刘墉在当时政治腐败，官僚队伍普遍存在贪污腐化的大背景下，却能保持乃祖乃父的廉洁朴素的家风。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政治的全面腐败，大小官吏无不以积聚财货为务，“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故恣行不法之事而毕竟幸逭，生民困苦，于由于此。”贿赂公行，“州县有所求就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侵蚀之风“一县如此，一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至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成风，恬不为怪。”更有冒赈侵贪的恶劣做法，仅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冒赈侵贪案贪污二万两的大员就有二十二之多。高官贪污之普遍，使得乾隆也不无悲哀地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 而刘墉多次主持乡会试和国子监事务，任吏部尚书多年，却能廉洁自持，布衣蔬食，安之若素。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御史祝德麟弹劾司业黄寿龄受贿一折就称，“国子监考试惟刘墉、邹炳泰二人清介素著，诸生不敢向其馈送营求。”
    嘉庆五年前后，山东发生饥荒，老家的人给时任大学士的刘墉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而刘墉也只是安慰一番而已，他在信中说：“丰年偏在一方，而吾县适逢其会；贫富万有不齐，而吾家乃大不富，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无如何也，惟当宽绰心胸，以安贫窭之常；开阔眼界，以念荒歉之苦。盖岁歉之处，富者不能独乐也。说之似乎无谓，然他亦无能说者”。在另一封家信中，刘墉谈到了他京中房屋破坏后的修缮问题，说只能花一千两修理南院，北院只消二三百两，“然暂缓之，力不足也。”一个贵极人臣的大学士却负担不了千余两的花销，比之当时动辄数十万的官僚来说简直难于让人相信！嘉庆九年七月，刘墉奉命前往江苏为母亲祝寿时，尽管贵为大学士，却仍是残衣破靴的打扮。这种情形着实令人感佩，故道光《诸城县志》等称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赂，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正是他这种廉洁正直的作风与当时极端腐败的社会政治现实形成的鲜明对比，从而使他赢得了渴望清明政治的老百姓的衷心爱戴，人民便以各种方式来歌颂他的有关事迹，在他活着时即已流行的弹词《刘公案》就是其中的一种，清代许多有关传说的出现，也是这个原因。正如明代清官海瑞的事迹被引入戏剧、文学等体裁一样，反映的是老百姓渴望政治清明的愿望。

三

    刘墉不仅是一个廉洁耿直的政治家，还是一个才华横溢、涉猎颇广的著名学者。
    曾从刘墉学习书法的英和就说：“吾师文清公克守庭诰，相继为相，受理之暇，述作不倦。” 对此，刘墉最为得意，据说他晚年曾不无得意地对门生英和说过：“子他日为予作传，当云以贵公子为名翰林，书名满天下，而自问则小就不可，大成不能，年八十五，不知所终。” 刘墉曾就自己的才艺评价说：“吾生平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实际上，他的文章、诗词、书法均为上乘，不分高低上下。史称：“文清少跻馆阁，通掌故。中年扬历封圻，外娴政术，及继正揆席，天下呼为‘小诸城’。所学贯串经史百家，诗遒练清雄，题跋尤古雅。” 正因为刘墉学识渊博、经学根底深厚，他在乾隆帝弘扬传统文化、“稽古右文”之时，多次被谕令编纂官修典籍。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续修《西域图志》和《日下旧闻考》。乾隆四十六年（1782）三月充《三通》馆总裁。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玉牒》馆副总裁。期间还多次与诸皇子一起点校宫中秘笈如《珠林秘笈》等。嘉庆六年（1801）11月充《会典》馆总裁。对此刘墉都能按期完成各项任务，为保存祖国文化典籍和繁荣学术文化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比较而言，刘墉的书法最为有名，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瑆）、铁（保）三人齐名，并列为乾隆朝四大书法家。他在书法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对传统书法的创新之功。嘉道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鉴赏家包世臣曾说：“刘文清相国，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板，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之所专美也。”“近世小真书以诸城为第一，此尤其经心结撰者，可珍也。黄庭洛神之遗法，至谏议护命经而绝，坡老、思翁有意复古， 而苏苦出入无操纵，董苦布置不变化外，此大都胥吏之能事矣。诸城壮岁得力思翁，继由坡老，以窥阁本，晚乃归于北魏碑志，所诣遂出两家之外”。《芳坚馆题跋》也说：“晋唐元明诸大家，得力全是个静字。须知火色纯青，大非容易。国朝书者相望，能副是语者，只有石庵先生，张文敏如许神通，毕竟未得无诤三品”。张维屏在《松轩随笔》中也说：清代书法当以王文安、刘文清为最，次则张文敏、陈香泉、汪退谷。然张、陈、汪皆不及王、刘之厚，王犹依傍古人，刘则厚而能脱，入乎古人而出乎古人”。光绪年间书法家何维朴也说：“从来学赵承旨书者易流为圆熟软媚一派，惟文清由承旨入手，而能脱离窠臼，自成一家，骨力坚凝，神味渊永。晚年深造古澹，视明董宗伯有过之无不及也。” 徐珂《清稗类钞》说：“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成自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炫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也正因为他在书法上的深厚造诣，他的《学书三十韵》成为初学书法者的津梁。
     刘墉的书法特点是用墨饱满，墨浓字肥，浑厚端庄，雄厚劲遒，时人有“浓墨宰相（也有说浓墨状元），淡墨探花（指镇江人王梦楼）”之美誉。譬如，刘墉的行书七言对联：“镜水屏山开胜境，瑶林珠树撷名香。”行书七言诗对：“花木一庭得骨气，图书万卷惟直观。”就充分显现出这样的特点。刘墉又擅长于草书，他继承了北宋苏轼开创的”韵胜气贯”、“尚意”的书风，他赞扬苏东坡的草书《黄州寒食诗帖》曰：“笔软墨丰皆入妙，无穷机轴出清新。”他以“苏体”书写的苏轼三首诗，潇洒超逸、酣畅淋漓、惟妙惟肖，更为称绝。刘墉的墨迹传于世者，有由其侄儿刘镮之（嘉庆朝户部尚书）刊刻行世的《爱清堂石刻》。
    刘墉的诗也值得称道，但可惜留传下来的太少，只有由其侄孙刘喜海辑其遗诗成集，于道光六年（1826）刊刻行世的《刘文清公遗集》17卷，《应制诗》3卷。英和赞其词章曰：“其言冲然以和”，“浏然以整，而又贯串乎经史，宏览乎诸子百家佛老小说，故其言高而不  ，华而不缛，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世。”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称刘墉的诗“清新超悟，有香山东坡风格”。这些评价都有中肯的成分，我们从仅存的《刘文清公遗集》中也可看到这一点，他的诗体裁和内容都很广泛，语言朴实清新，颇有可读性。如他在乾隆三十一年写的一首《从军行》道：“辛苦长防万里秋，归期休问大刀头。不惊夜火烽传警，却怕新声笛起愁。”真实地反映了军旅生活的思乡之苦。《甲辰重阳节十刹海灯下》写道：“天际白云吹尽，林间黄叶飞来。原自不离色相，何曾一惹尘埃。明月同光处处，莲花妙印心心。会取定中不隔，无劳梦里相寻。”写出了当时的季节风景和他对佛学的认识。题跋更是如此，一首《题画》说：“一树垂杨万缕金，春风澹荡碧波深。闺人倦绣间相约，来试纶竿就绿荫。”描绘了闺中女子春天出游的情景。另一首是：“茅舍村童亦有师，或凭书案或窥篱。驱猪忽入慈亲眼，转忆韩公教子诗。”形象地描述了村塾学童的顽皮可爱。刘墉给侄儿刘镮之（乾隆四十四年进士，时在翰林院任职）的一首诗称：“ 图书汇万几年成，拜赐纶言世业荣。此后铅黄欣涉猎，向来馆阁忝衔名。襟颜披对人千载，光岳函珍富百城。示汝古香知爱否，夜窗勤就短檠明。” 此诗反映乾隆文治盛世，刘主馆编书，目睹全国进呈书籍之盛况，内府藏书之渊薮，望侄儿镮之为官作人务必继续勤读圣贤书。另一首《田家行》道：“只轮车，秃尾驴，大户小户输官租。官租输罢剩仓余，酿秫成酒不用沽。雨足春畦撷春蔬，东邻西舍邀欢娱。田翁诈醉泥孙扶，长男生子争舍哺。中男娶妇孝于姑，小几假馆粗知书。半年乐岁一事无，闲道皇家贳旧通。”描绘出盛世农家喜庆丰收，交官租后的合家欢乐之情，以及乐道朝廷蠲免所欠旧赋的裕民政策。     

四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是要根据他对当时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认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落下的烙印。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知识分子，刘墉身上也体现着鲜明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刘墉在中央政府作官时期，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是封建专制的极端强化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空前盛世，一方面是吏治腐败、财政亏空以及社会政局的日渐动荡不安。然而，从刘墉自乾隆四十七年进入中央政府后的二十余年情况看，作为一个政治家，刘墉却少有大的政治作为，除促成帝位顺利交接外，似无可道，这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密切相关的，也实在是当时政治家们的普遍性不足。
刘墉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极端强化的时代，尽管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开始衰落，但政治体制留给当时的政治家的活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从而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对于此，《清朝续文献通考》中就有指责：“或事无专责，致生推诿；或人无专事，至多废弛，”“贤者苦于掣肘而不得尽其长，不肖者便于推诿而籍以分其谤，事之举者转少”。魏源也曾批评说：“国家承明制，矫明弊，以内政归六部，外政归十七省总督巡抚，而天子亲揽万几，一切取裁于上，百执事拱手受成，上无权臣方镇之擅命，下无刺史守令之专制，虽蒐琐中材，皆得容身养拙于其间。渐摩既久，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恶肩荷，恶综核名实……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自仁庙末年，屡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优游成习，卒莫之反也。”时人管同曾比较明清两代的情况后说：“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大臣无权而率以畏惧，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己于人其身……国家之于明，则鉴其末流而矫之稍过矣，是以成为今日之风俗也”。道光时人朱琦也曾说：“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之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虑，为天下长计，合则留，不合以义去，身之便安不暇计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为天下长计，则天下之衅必集于我；吾为人主畏惮，则不能久于其位。不如谨厚、廉静、退让，此三者可以安坐而无患，而名又至善也。夫无患而可久于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而不争趋于此？故近世所称公卿之贤者，此三者为多矣。”就连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上也认为：国家只要忠臣而不要能臣，乾隆曾议论说：“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无怪乎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无怪乎当时的政治家们埋头于书法等艺术的精研，而对社会事务麻木不仁、因循疲玩！生活在一社会大背景下的刘墉也自然如此，唯皇帝马首是瞻。
    乾隆二十六年春天，江苏沛县监生阎大镛因抗粮拒官被捕入狱，作为总管江苏学子教化的学政刘墉也参加了此案的审理，他得知阎大镛喜欢作诗，并从他家中搜出两纸诗稿，进而得知阎曾经焚毁过自己的书，于是他一方面将情况通报巡抚衙门，一方面把情况连同缴获的书稿及他认为有问题的书签报送乾隆，乾隆于是令江苏巡抚陈弘谋等追查此事。阎大镛供称：他曾刻过自著的《俣俣集》，其中《沛县志论》讽刺县志记载不公，为其母没有被列入节孝之人抱屈，因而被前任知县李棠禁毁。随后查获该书，书中多有讥讽文字。结果阎大镛被斩首。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兄弟因土地买卖纠纷，被同里蔡嘉树告发收藏其祖父有违禁文字的文集《一柱楼诗集》，刘墉及时奏报乾隆，并呈上《一柱楼诗集》。最终炼成大狱，徐述夔、徐怀祖父子遭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陆琰五人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涉案人江苏布政使陶易审判过程中死于狱中；扬州知府谢启昆发往军台效力；东台知县涂跃龙杖一百、徒三年；沈德潜革去礼部侍郎、尚书加衔及谥号“文悫”，御制祭葬碑仆倒，撤去乡贤饲牌位。《一柱楼诗》案的罪魁祸首无疑是乾隆皇帝，他想借此推进查缴禁书运动和震慑江南士子，以巩固其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刘墉则在此案件中扮演了明哲保身、推波助澜的角色。
刘墉任湖南巡抚时，也积极推行了乾隆的文化专制政策，从他奉上谕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可知，他在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正三品）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中，即按军机处开列的尹嘉铨著作书目，在全省范围内大肆搜缴。此外还对全省各府州县志书悉行磨勘，抽换所谓的“应行芟节之处”。由此可见，刘墉在乾隆大规模查缴、销毁所谓“违碍”、“悖逆”书籍活动中，是承风希旨、尽职尽责、竭诚效忠于乾隆帝，认真贯彻其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参与制造打击文人学士的恐怖活动，摧残了知识分子和中国古代文化，在对清代文化有所建树的同时，也留下了自己无法推脱的罪责、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另外，刘墉在湖南期间，正是四川啯噜兴起、清政府对之大力进行镇压之时，他毫不犹豫地主持了堵截查拿逃入湖南境内啯噜的活动，而且表现得十分卖力，获得乾隆的多次表扬。这同样是阶级立场决定的，正如皇帝爱民有局限性和虚伪性一样，当皇权与民本、为君与为民发生尖锐矛盾两者不可得兼时，刘墉则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皇权、为君，而置民本、为民于不顾，其爱民之心，自不胜其爱君与爱功名之心。对此我们不能过于苛求。

五

    民间传说最多的是刘墉与乾隆、和珅调侃，并与之周旋的故事，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起码说是与史事有出入，因为他们之间地位差别较大，分别是君臣和上下级关系，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背景下是无法作出如此举动的。
    先说他和乾隆的关系。应该说，刘墉一生颇受乾隆的信任，尽管他在仕途上也经历了诸多波折，如入仕不久的乾隆二十年（1755）九月，因其父刘统勋“任陕甘总督，查勘巴里坤、哈密驻兵事宜，附和将军永常，办理失宜”被革职拿问，刘墉因此受到牵连突然被革职，拿交刑部下狱。不久，乾隆帝发觉治罪其父不够公允，阿睦尔撒纳叛扰伊犁，清军从木垒撤退巴里坤，再退守哈密，皆应由定西将军永常负责，办理军需事务的刘统勋不应负主要责任，于是又将父子二人免予治罪。又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刘墉在太原知府任内，因失察下属阳曲县县令段成功侵蚀库项一案，“墉坐不能先事举劾，部议照扶同容隐律拟罪，上加恩免死，发军台效力赎罪”。第二年恩旨释放，命在修书处行走。再如，乾隆五十三年初以“言语不谨”被取消补授大学士的资格，次年（1789)三月又因上书房诸皇子师傅旷工七日引起乾隆的不满，因而下诏申斥刘墉，“身为总师傅，又非如嵇璜年老、王杰兼军机处行走可比，乃竟置若罔闻。似此事事辜恩溺职，于国家则为不忠，于伊父则为不孝，其过甚大，岂可复邀宽宥？” 结果刘墉虽保留了上书房总师傅的兼职，却被免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等职，并被赶出南书房，降为侍郎衔。嘉庆元年刘墉又以“办事模棱两可”被取消补授大学士的资格等。但是，刘墉以驼背之身能在当时“大臣向用颇以貌取” 的情况下，长期位居比较重要的官职，即如乾隆五十四年的挫折也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因此可以说刘墉在汉族官僚中还是比较幸运的，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他的显赫的家族背景，二是刘墉博学多才、正直无私的品质。然而并不是说，刘墉可以与乾隆皇上随意调侃，甚至加以讽刺。
再说刘墉与和珅的关系。二人同朝共事二十余载，前者是清官典型，后者为贪逆之祸首，志异道歧，两相对立。但他俩之间的官职和地位始终不平等。刘墉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授内阁学士（从二品）并在南书房行走的。和珅 同年（1776）正月任户部右侍郎（正二品），三月任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管大臣。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授户部尚书（从一品）、御前大臣兼都统，五月乾隆帝将皇十女和孝固伦公主嫁于和珅 之子丰绅殷德，君臣成为亲家，并授和珅 为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兼理藩院尚书。而刘墉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才擢户部右侍部、转吏部右侍郎（正二品），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底才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从一品）。和珅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从一品），仍管户部事，封一等男。乾隆五十一年（1786）闰七月任文华殿大学士（正一品），乾隆五十三年（1788）封忠襄伯，乾隆帝为太上皇时晋封其为公爵。刘墉于乾隆五十年（1785）五月授协办大学士（从一品），终乾隆朝十年零七个月也未擢升，至嘉庆二年（1797）三月才授体仁阁大学士（正一品），迟了和珅 十二年，刘墉升为大学士与和珅同朝还不到两年，而且始终于未入军机处。可见和珅的职务地位始终高于刘墉。乾隆帝对其信任程度也无法与和珅相比。满洲统治阶级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向来重用满族贵族，而和善于逢迎而讨圣上之欢心，又兼“面貌俊秀，性情温顺，举止从容，且口齿极其伶俐”，因而乾隆帝对其宠爱超过任何一位大臣，史称其“宠任冠朝列”。在这种情况下，刘墉不可能与之平起平坐，即使他非常不满和珅的作为，他也无法与之对抗。刘墉能不受其拉拢，不与其结党，不与其同流合污，同朝共事有所距离、有所分寸， 已属不易，遑论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