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为什么会有宪政化（陈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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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清末的宪政运动开始了？其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变革力量都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主要问题。

　　在19世纪以前，中国只有三个人到过欧洲，到过中国以外的国家。甚至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纪晓岚对在中国以外还存在其他国家也表示怀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人可能不会那么早、那么快地向外国学习。无论中国人接受与否，中国宪政化的进程开始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从1906年到1911年中国仅用7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数百年的宪政化道路。中国是如何由最初的拼死抗拒到后来的宪政化“大跃进”呢？我今天想在此强调的是∶当时的中国在体制内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推进宪政化的的力量。与此同时，政治自由（言论、结社自由的）的存在，使体制外推进宪政化的健康力量也得到了成长。尤其是立宪派的成长成为推进宪政化的强大力量。

　　体制内的力量∶仅仅有点宪政改革味道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朝中无人敢提“变法”二字。但在“新政”及《辛丑条约》之后，维新成为时髦名词，“人人欲避顽固之名。”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上下呼应的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清朝在确定宪政化目标的关键时期，体制内的最高当权派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已经完全不是反对与赞成宪政目标的分野，而主要是速行派与缓行派之别。自从1901年“新政”开始后，宪政化已经逐渐成为体制内开明派的改革思想主流。

　　总结起来说，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分成下列几块∶在最高当局中，光绪、慈禧及摄政王载沣对立宪都是支持力量。用康有为的话说是，光绪“力欲变法救中国”在临死的时候颁布遗诎，要求后人把宪政化的改革完成。以慰在天之灵。慈禧早期曾经是变法的“顽固派”代表，但后期的宪政改革中，慈禧在被迫中也成为宪政改革阵营中的一员。史料中说她对立宪无太深的成见，赞赏日本有宪法。出使考察大臣被吴樾投炸弹后，慈禧曾经“凄然泪下”。载沣是光绪和慈禧变法的继承人。他很开明，平生喜读西书。继位后的第一志愿是继承先辈遗志，完成宪政改革。并为戊戌变法平反。还开缺阻挠改革的陕甘总督。

　　核心决策层∶1906年是中国宪政化过程中关键的一年。被派出考察宪政的大臣回来后开会讨论变与不变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几乎无人反对变革。核心决策层中的徐世昌、张百熙、瞿鸿ji、（左部取“被”字的左部，右部为“几”。）袁世凯及载沣赞成立宪，只有铁良、荣庆及孙家鼐略表反对或担忧。这次会议导致了1906年9月1日的仿行立宪上谕的发布。

　　外交官集团∶清末出使日本、法国、德国、美国大臣，在宪政化过程中是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

　　皇亲国戚∶尽管立宪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但这部分人中赞成立宪的人大有人在。其中最杰出的是当被看作清末宪政改革设计师的载泽。他是体制内改革力量中的精英分子。他曾去西方考察宪政。回来后上一系列奏折，力主改革。同时他动用当时被政府通缉的要犯梁启超撰写改革纲领——“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及“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后成为清政府宪政改革的蓝图。

　　地方力量集团∶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份量越来越重。地方集团中改革的支持者很多。当时的湖南成为政治特区。陈宝箴、江标、陈三立等人在湖南推行新政，在全国有很大影响。自新政以后地方政府以积极姿态活跃在立宪舞台。中央政府的历次重大立宪举措都包含了地方政府不可忽视的力量。

　　新政初始基本就是按照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提出的意见及其奏议进行的。当时有个说法是∶当时海内主张办新政者，南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北为直隶总督袁世凯。

　　日俄战争后立宪运动高潮到来。在地方大员中，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连衔请自12年之后实行立宪，并请简派亲贵大臣赴各国考察政治。湖南巡抚端方入朝召见时，又反复建议实行立宪。正是在这种地方督抚的不断立宪压力下，清政府终于被迫接走上了立宪之路。

　　体制外的因素是推动自下而上改革的一个重要力量。体制外的因素成功地介入了市民社会和政治自由的双重条件。清末市民社会出现以后立宪派和革命派是两股主要力量。立宪派是清末推动改革的主导力量。他们的活动主要是面向体制内。革命派是当时在体制外活动的主要力量。在1905年前后，立宪派的梁启超与革命派的《明报》的论战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形成的标志。两派在宪政化问题上没有区别。他们都有宪政化的趋向。所不同的是在实现宪政的手段和整体选择上。立宪派主张用和平方式在中国推进民主立宪；革命派主张靠暴力这一革命手段走民主共和道路。从宪政理论上看，君主制与共和制都与民主制度有关系。但是立宪派的君主制宪政道路与革命派共和制宪政道路的对立不同不是这两派对立的基础。其对立的根本点是民族主义，即对满族国家元首的态度。革命派要求“驱逐鞑虏”，对革命派来讲，民族主义的口号高于立宪主义的口号。而立宪派借助革命派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立宪。因此革命派在某种成度上成为了立宪派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牌子。二者有时又是一个政治联盟。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立宪派与革命派再次决裂，从而埋下了民国之后宪政危机的伏笔。

　　立宪派中以杨度、梁启超、张蹇为代表，并且人才济济。他们在中国的立宪过程中做了七件大事∶倡导立宪，主张立宪；倡导建立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制度，也就是虚君式的政治体制；倡导并参与地方自治；建立立宪社团与政党；开启民智；在咨政院和咨议局的活动；领导被看作导致清政权灭亡的导火索的保路运动。

　　为什么在清末宪政化过程中，体制外力量能够成长？这是因为当时体制外的变革力量拥有政治自由。

　　1910年国会请愿期间，请愿代表要求面见军机大臣奕匡（左部匡，右部力）被拒。1910年10月14日，《国民公报》发表社论《诘问庆王》，次日，庆王被迫接见了请愿代表。表示其对请愿的意见。这个个案足以说明当时立宪派报纸舆论力量的作用。

　　梁启超说“学会之风遍天下”便是说的当时的结社自由情形。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和保国会。1906年9月预备立宪谕旨颁布及省咨议局和资政院的建立，激发了公开的政治团体的形成。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宪政运动中，仅各地（包括海外华侨、留学生）建立的立宪团体将近80个。其中郑孝胥、张蹇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的政闻社、杨度与熊范舆的宪政讲习会是其中的佼佼者。到1911年的时候，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开始出现。正是这些社团“兴风作浪”，才会有清末宪政化的大好时光。

　　在具备了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之后，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也是必然的。二十世纪后，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民间社会最大的政治参与行为主要集中在“立宪”与“开国会”这两大问题上。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那个时代的人为了“立宪”和“开国会”如此热情和疯狂过。柳亚子以亚卢笔名发表的《中国立宪问题》说“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吁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在立宪成为事实之后，立宪派又将注意力集中在开国会问题上。“国会乃立宪之真精神所在”，从1907－1908年，立宪派组织了15人的签名信，要求开国会，1910年立宪派再次发起了3－4次国会请愿运动，时间长达一年。正是在体制外、体制内的双重压力下，清政府决定提前三年开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