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流氓猖獗与政治流氓化

东施

　　《金瓶梅》插图，流氓草里蛇作恶状。一般说来，流氓是游民阶层的产物，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流氓的队伍会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一方面，部分游民进入城市，无正当职业，只能以歪门邪道糊口；另一方面，城居地主、权贵的增多，使某些爪牙、鹰犬之流，背后有了靠山。以明代而论，流氓闹得凶的，是成化以后，嘉靖、万历时期，更是猖獗一时。这正与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影随形：成化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城镇;嘉靖、万历时期，封建的都市经济生活更日趋繁荣。流氓及流氓意识，给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一

　　明代的流氓，不仅成群结队，人数众多，并且有他们自己的组织。有的以所纠党徒人数作为绰号名称，如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有的以手中的武器作为绰号，如棒椎、劈柴、槁子等。这些人“犯科扦罔，横行市井”，“赌博酣，告讦大抢，闾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尘起”。真是无所不为，为害一方。近代武侠小说中，经常描写明清时的丐帮，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以北京而论，时人曾谓“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仅“五城坊司所辖不啻万人”。这些乞丐，也是分成若干股，各有活动地盘。南方淮阳的丐帮，则宿于船中，四出活动。这些乞丐“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干着流氓勾当。万历初年，北京城内有个流氓团伙，“结义十弟兄，号称十虎，横行各城地方”，其中的一“虎”，叫牛二，与《水浒》中横行街市的“没毛大虫”流氓牛二，同名同姓，耐人寻味。这个团伙的头子叫韩朝臣，是锦衣卫的成员。在南方的杭州城内外，流氓“结党联群，内推一人为首”，显然也是有组织的。万历年间，苏州还出现了专门打人的流氓组织“打行”，又名“撞六市”，“分列某处某班，肆行强横。”“一人有不逞，则呼类共为抨抶，不残伤人不已。”他们打人有特殊伎俩，或击胸肋，或击腰背、下腹，中伤各有期限，或三月死，或五月死，或十月死、一年死，“刻期不爽也”。其头目，今天有史可考的，有绰号“一条龙”的胡龙、绰号“地扁蛇”的朱观，“嗜枪如饴，走险若鹜”，“皆郡中(按： 指松江)打行班头也”。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之际，“打行”更是趁乱而起，在江南胡作非为，“小者呼鸡逐犬，大则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也”。

　　二

　　明代流氓的活动，五花八门，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打： 动辄无端拳脚相加，甚至使出闷棍，是流氓的家常便饭。如杭州的流氓，一遇到人命案件，就视为奇货，或冒充死者亲属，或强作伪证，横索事主酒食财物，“稍不厌足，公行殴辱，善良被其破家者，俱可指数”。又如明末苏州有个叫陆孙九的人，其妻有文化，字也写得很好，有次偶尔写了一张招租房子的租票，贴在墙上，想不到被几个流氓看见，立即撕下，满嘴下流话。陆孙九愤而找这伙人算账，竟被这些流氓“登门毁器，排闼肆殴。其妻愤甚，遂自缢死”。至于前述“打行”，更是赤裸裸地突出一个打字的流氓组织。
　　抢： 在明代的江南，有“假人命，真抢掳”之谣。这是因为，一些流氓“平时见有尪羸老病之人”，藏之密室，然后找巨家富室，为了寻衅挑起争端，将藏于密室者杀死，却反诬是富家所为，打着索要人命、讨还血债的幌子，纠集其党“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人，先至其家，打抢一空，然后鸣之公庭，善良受毒，已非一朝矣”。嘉靖中叶，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师危急之际，妄图大肆抢劫。史载： “时京城诸恶少凶徒，往往群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积金银数百万，虏即近城，我等放火抢诸大臣家。”
　　讹： 讹诈、耍无赖也。这是小股的、单个活动的流氓经常采用的伎俩。明人小说《西湖二集》卷20《巧妓佐夫成名》，描写南宋故事，实际上反映的是明朝的现实，其中述及杭州的流氓： “还有那飞天光棍，装成圈套，坑陷人命，无恶不作，积攒金银。”“飞天光棍”这四个字，便使人不难想见他们所干的勾当。再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有个流氓年终时，无钱过年，其妻急得团团转，问他怎么办，流氓说，我自有办法。刚好看到一位篦头师傅从门前过，便喊他进门理发，硬要这位师傅剃去眉毛，师傅照办，才剃去一边，流氓便大吵大嚷： “从来篦头有损人眉毛者乎？”这位师傅害怕见官，只好“以三百钱赔情”，流氓便用这笔钱筹办年货。其妻见他眉毛去一留一，觉得不顺眼，说： “我看你不如把眉毛都剃了，还好看些。”流氓置之一笑，说： “你没算计了，这一边眉毛，留过元宵节！”更有甚者，有的流氓与其妻串通做成圈套，勾引别人上当，大肆讹诈，名曰“扎火囤”，又名“仙人跳”。
　　骗： 招摇撞骗、拐卖人口，是流氓的惯用手法。晚明有个流氓，自吹是包拯的后代，活了一百几十岁，“曾见阎王，放还”，谈话时，开口闭口说“我吃了王守仁狗骨头的亏，可憾，可憾”，完全是活见鬼。还有人跑到一位名陈嗣初的太史家，自称是宋朝诗人林和靖的十世孙，这位太史请他读林和靖的传记，读至“终身不娶，无子”，此人顿时语塞。太史大笑，口占一绝以赠云： “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别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据明朝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雅俗同观》记述： 有卖驱蚊符者，一人买归贴之，而蚊毫不减，往咎卖者，卖者云： “定是贴不得法。”问贴于何处，曰： “须贴帐子里。”这真是个辛辣的笑话。而卖驱蚊符，这不过是小骗术而已。明末松江有位姓张的乡绅，平素好侠，有个流氓便投其所好，某日找上门去，腰间佩剑，一副侠客模样，手里提着“一囊，血淋淋下滴”，煞有介事地对这位姓张的说： “你的大仇我已经报了，囊中就是他的头。”张某欣喜若狂，当场借给他十万缗。可是，此人走后，张某解囊一看，囊中不过是一个猪头而已，此人也就再无踪影。无怪乎时人沈凤峰闻而叹曰： “自《易水》之歌止，而海内无侠士千年矣，即有亦鸡鸣狗盗之徒！”应当看到，这种披着侠的外衣的骗子，是很容易迷惑人的。前述的淮阳丐帮，骗拐幼女，罪恶累累。这伙人“善骗术，果饼内置药，幼儿女食之，哑不能言，即抱入舟，浮舟他去，人不得其踪迹。幼女长大，美者淫之，卖弃得高价。其丑者或瞎其目，或断其手脚指，教以求丐话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数，痛责甚惨”。如此丧尽天良的行径，令人发指。
　　更需指出的是，流氓染指经济领域，以及流氓意识对商品流通的侵蚀，导致种种欺骗、坑害顾客的行径迭相发生。如： 用假银。正德时余姚人孙乙，“以假银去宁波买牛一头”，牛主拿了银子去纳官钱，被官府追究伪造银两之罪，“悔恨无及，因自缢死”。又如： 卖假药。明代杰出的讽刺作家陈铎，在《折桂令·生药铺》中写道： “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还有人曾作讽刺膏药诗谓： “还有一等好膏药，名唤金丝万应膏，其实有功劳： 好处贴肿了，肿处贴不消，三日不揭起，烂做一团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漫天要价，不着边际，也是典型的欺诈行为。在苏州，早在嘉靖时期，方志即记载： “市井多机巧……始与交易，必先出其最廉者，久扣之，然后得其真，最下者视最《金瓶梅》插图，流氓刘二在酒楼撒泼状。上者为价相什百，而外饰殊不可辨。”再如： 卖假酒、搀水。明末江西竟有人声称挖出很多陶渊明当年埋下的酒，“香美不可言”。有的奸商，则往酒中搀水。明末有人曾作《行香子》一首，辛辣地嘲笑松江出的这种淡酒： “这一壶约重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倒有一斤泥，一斤水，一斤瓶。”光禄寺在招待外宾时，也公然“酒多搀水，而淡薄无味……非惟结怨于外邦，其实有玷于中国”。在南方的名城杭州，“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早在宋代便风行种种捣鬼术，“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在明代，更是歪风愈炽，专以欺骗顾客为能事，以致当时民谚有谓： “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金瓶梅》插图，刘二醉打王六儿。还应当指出，流氓意识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恶果，使一些人醉心于弄虚作假，只知道在钱眼里翻跟斗。伪造文物、古董，十分突出。时人记载： “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古法，分寸不遗，而花纹款式悉从古器上翻模，亦不甚差。”明末的江南著名文人李日华更指出： “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袴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明中叶后，江南地区竟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作家”。有个叫袁铉的人，“绩学多藏书”，但却是个穷光蛋。为了发财，他在苏州专门给人编族谱，“研究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铉赝作者”。这样捏造历史，实在是强奸历史，在史料里埋下无数钉子。明末，江南还出现了以招摇撞骗为啖饭之道的“神童”。当时，专门有人教儿童写大字，背几首诗，其他皆茫然不知，然后到处打着神童的旗号，所谓写字作诗，出入官府，官儿们夸上几句，就成了逢人便炫耀的资本，身价也就高了起来，以至“累月而至千金”。无怪乎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把这些神童列为晚明社会病态的七怪之一，痛斥上述教育法是“以教胡孙禽虫之法，教其童子，使之作伪，将奚事而不伪”。

　　三

　　上述流氓的横行，流氓意识的侵蚀，对社会的危害，是不容低估的。但是，对明朝社会危害更严重的，是明朝政治的流氓化。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谓： “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其实，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朱元璋是圣贤、豪杰、流氓之性兼而有之。朱元璋早在坐上大明帝国第一把交椅之前，就以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登上大宝后即屠戮“功狗”，以颇有些流氓气的汉高祖刘邦为效法的楷模。但仅就流氓气而论，朱元璋比起刘邦来，实在是更胜一筹。
　　不讲信义，翻脸不认账，心狠手辣，是所有流氓——特别是政治流氓的本性。屠杀、迫害当年打江山时与自己生死与共、赴汤蹈火的功臣宿将，是这种流氓本性的大暴露。刘邦杀功臣，主要杀了韩信、彭越，而朱元璋则先后制造胡惟庸、蓝玉大狱，胡狱族诛至3万余人，蓝狱诛至15000余人，功臣几乎一网打尽。这种史无前例的滥杀屠戮的行径，正如赵翼所指出的那样，“……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当年以曾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而名重一时的老谋士朱升，早在朱元璋称帝后的次年三月，“即老归山”，要求重返林泉时，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特地致书挽留，说什么“先生文学德誉，圣君所知，实儒流之老成，国家之重望……岂宜高蹈丘园，独善而已哉”，而这位力劝朱升不要退隐的李老元勋，自己的下场又如何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将李善长扯到胡惟庸案中，假托星变，需杀大臣应灾，杀了他(当时已是77岁的老人！)和妻女弟侄家口70余人。事后，著名才子解缙上书为李善长辩诬，驳得朱元璋无话可说，但被冤杀的善长一家，早已是“血污游魂归不得”了！
　　解缙像给知识分子挂黑牌，更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事情的原委是： 元顺帝有一头大象，宴群臣时，能拜舞，堪称善解人意。元亡后，朱元璋将此象运到南京，“设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杀之”。看起来，似乎是大象甘愿给元朝殉葬，斯亦奇矣。朱元璋想起元朝旧臣、投降明朝后任翰林侍讲学士的老知识分子危素，遂下令“作二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于危素左右肩”。这种污辱人格、令斯文扫地的丑恶行为，难道不是十足的流氓行径吗？
　　上行下效。朱元璋的某些子孙——也就是藩王，也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即威逼民间子女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将七至十岁的幼男阉割150多名，伤痕尚未痊愈，就令人运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崇祯末年，南昌宁藩的恶少，更“辄结凶党数十人，各为群，白昼捉人子弟于市，或剥取人衣，或相牵讦讼破人产，行人不敢过其门巷，百姓相命曰鏖神”。显然，这些人已完全堕落成有组织、有计划为非作歹的流氓团伙。
　　明代政治流氓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动辄在堂堂金銮殿里以棍子殴打大臣，这就是所谓“廷杖”。诚然，廷杖前朝也曾出现，但明朝却把这种污辱大臣人格的酷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朱元璋到朱由检，被打得屁股血肉横飞(有的人当场毙命)的大臣们的凄厉呼号声不绝于耳，从正德时起，更规定大臣被廷杖时必须脱去衣服，有些大臣因此调治几个月还起不了床，有的落下终身残疾。就此而论，明朝可谓以廷杖始，也以廷杖终。
　　明代政治流氓化，导致了严重后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即为流氓政治化。如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年轻时本来就是肃宁县吃喝嫖赌样样来、成天与一帮无赖鬼混的流氓，后来赌输了大钱，还不起，走投无路，才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但正是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