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孙中山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杨鹏)

东施

一、近代以来东西方的冲突首先发生在儒家和基督教两大宗教领域

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更有洪秀全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而支配洪秀全和孙中山革命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年被人们严重忽略了。

1836年春天，20出头的洪秀全到广州参加府试秀才，遇到有人散发一本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洪秀全拿到一套，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十余万字的小册子就这样开始改变洪秀全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启蒙通俗读物，作者是一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劝世良言》中的一半内容，摘录的是当时的中译本《圣经》部分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梁发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他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楚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上帝。”

《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文化进行了抨击。洪秀全翻阅后，决心皈依上帝，“觉己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洪秀全相信受了上帝启示，自己受上帝派遣，前来消除人间妖孽，建立太平天国。

二、太平天国的反孔运动

他砸了本村孔子的牌位，开始出门传教，加入并改造了“上帝会”，并很快成为领袖。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得到全套《圣经》。上帝会公开宣称信仰上帝，信奉基督，认同《圣经》，以清除妖邪鬼卒，建立太平天国为己任。 洪秀全有一些颇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并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中国夏商周三代都有拜上帝的传统，秦汉以后，偏离上帝，走了邪路，历朝历代君王皆为恶人妖邪，太平天国是将中国历史转向上帝引领的正路而己。

从1851年太平军起义到1868年彻底失败的17年间，太平军军锋所及之处，中国传统一切寺庙偶像“扫地荡尽”，遍布中国的孔庙首当其冲。太平军不仅砸孔庙和孔子牌位，毁烧儒教书籍，还编出不少“上帝骂孔子”的戏剧，到处演出。

曾国藩认定太平天国最大的罪过在于“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用现在的话来说，曾国藩从太平天国运动中，看到的是“外夷之绪”的基督教与中国千年名教的文明冲突。如果仅将曾国藩的话视为既能回避满汉民族问题又能拉笼士人的政治高招，就可能把他看低了。我倒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他确实是深深感受到了文明冲突的震荡。因为太平天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基督教人士往往不愿承认洪秀全与基督教的内在关系。但从洪秀全的著作和太平军所做所为看，太平天国的基本价值观，毫无疑问是从基督教来的，是被中国化了的基督教。

三、孙中山打断白帝神像胳膊，把关公像扔进厕所

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的教会学校上学，受基督教影响很深，并在美国檀香山已加入了基督教。1883年夏，孙中山回国时与好友录皓东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他们进到村里的白帝庙，打断了白帝偶像的一只手，并毁掉偶像三具，还对前来微观的人说：“现在你们看见这样的保护乡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还照旧笑。这样的神道来保护我们的村子？”

事后乡里大兴问罪之师，将孙中山逐出乡里。孙中山被迫离乡赴香港，入香港拔萃书院读书，热心与基督教传教工作。由于孙中山信奉基督教，中国政治变革再次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稍有基督教常识的人都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高度排他的，凡信仰基督教者，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和中国传统习俗，不会有什么好感。但总的来说，孙中山一生中，并没有表现出害羞区那样强烈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的态度。

刚刚建立兴中会时，孙中山常在公开场合推崇洪秀全，要求大家注意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因此曾被同志们称为“洪秀全第二”。但在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他并没有继续他年轻时打断白帝神像胳膊和把关公像扔进厕所的那些举动。他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与洪秀全不同的态度，尽可能地进行利用。他从中国文化中选取各种大众熟悉的语词，如“天下为公”、“共和”等，加以自己的新解读。我们对他这样的行为，大体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

其一 ，他吸取了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教训，谁都知道，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为代表的读书人对太平天国否定和摧毁传统文化的彻底反对，是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

其二，他必须适应受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和话语熏陶的民众。他必须按中国民众所习惯的方法来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处于这种矛盾困境中的人，最自然的办法就是“旧瓶装新酒”，用旧概念装上新价值。孙中山将“天下为公”的旧瓶子装上“三民主义”的新内容，即是如此。

其三，三民主义以民族民生民权为内容，第一条就是民族。从孙中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民族主要讲的是民族的平等，是平等价值观在民族关系上的表现。但在具体政治活动中，民族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应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洪秀全和孙中山来说，为了民族的利益，首先应当摧毁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华。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可以意味着改造民族文化。但是，从常理来说，一般民族主义者应当热爱和保卫民族传统文化。孙中山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者，但显然也表示什么热爱者。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孙中山当然不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

对当时仍作为中华民族主流价值的儒教，孙中山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但孙中山对儒教的真实态度，我们也许可以从宋庆龄1937年发表的《儒教与现代中国》中猜测一二，那里面说：“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如果孙中山对儒教有好感，恐怕宋庆龄不会如此直接地攻击儒教。《在武昌日知会与耶教之关系》中，孙中山倒是曾经明确地提出过他的文化政策，说是“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

四、中国人的国父是一位基督徒，

孙中山是坚决和顽强的，但在他的眼神中 有一种特有的忧郁。这种忧郁大概源与他那总处与价值理想和政治行动需要的不断冲突之中。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无论孙中山思想有多复杂，无论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深，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海内外中国人有一位基督教国父，这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