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功狗"傅斯年(曹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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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狗”一说的来历

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也是民国时期一位极有个性的文化名人。傅斯年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主持了安阳殷墟遗址发掘;他是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知识分子,曾将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赶下台……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性格。傅斯年天性热情直率、敢言好斗,因此获得“傅老虎”、“傅大炮”的外号,甚至有人管他叫“蟋蟀”,因为他“被人一引就鼓动起翅膀来”(罗家伦语)。但本文标题中“北大的功狗”这样的称谓,恐怕比较少见。
“功狗”一词源自汉高祖刘邦。汉朝开国之初,刘邦论功行赏,大封功臣,萧何位最高,众臣不服,刘邦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见《史记•萧相国世家》)。此后便将有功之臣喻为“功狗”。“北大的功狗”一语出自蒋梦麟,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逝后,蒋梦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悼文《忆孟真》,其中写道:
12月2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即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盂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蒋梦麟是“老北大人”了,他在北大工作20余年,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正式担任校长,前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史上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人。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里,蒋梦麟殚精竭虑,于乱世中维持着北大的发展。蒋梦麟和傅斯年是多年老友,二人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交往,傅斯年更是蒋任北大校长期间的主要“参谋”。只有像蒋梦麟这样对北大有深厚感情,对蔡、胡、傅都有深刻了解的人,才能对他们几个人的贡献作出这样既有深度又不失幽默风趣的评价。
而傅斯年本人,对于来自老朋友的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评价,也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或许还会颇感得意。这一方面是由于二人交好,讲话一向直来直去,开得起玩笑;另一方面还因为傅斯年本身性格就是酣畅淋漓、不拘小节的,假若换成一位不苟言笑的老先生或少先生,对于这样的“大不敬”,恐怕就会十分不悦了。
虽然蒋梦麟说的是玩笑话,但是话说回来,“北大的功狗”这个头衔于傅斯年却十分恰当。傅斯年与北京大学的渊源颇深,他是老北大毕业生,其一生皆与大学结缘。从 1929年到1948年,基本上一直兼任北大教授,曾辅佐蒋梦麟为北大中兴做了很多实际工作。他代理北大校长虽只一年,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关系着北大的前途命运。相对于蔡元培和胡适,蒋梦麟和傅斯年的特点是长于事功,“功狗”一说,正是对他们办事能力和成绩的肯定。
傅斯年如何成为“北大的功狗”的?这还得从他上学时说起。

二、北大才子,“五四”旗手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史籍称其家族为鲁西名门望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从小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1岁时就已通读十三经,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1913年夏,17岁的傅斯年从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与沈雁冰、顾颉刚等人是同学。当时的北大尚未经过蔡元培的改造,仍是一所尊孔读经的旧式学堂,所以傅斯年3年预科的学习主要似经学、词章等传统国学为主。
胡适对傅斯年的才华有过这样的评价:“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人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对这位得意门生兼挚友,胡适的话虽然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感情色彩,但也足见他对傅斯年的推许和肯定。还有一个更为惊世的评价,当年在北大同学中,来自山东的傅斯年被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
对于傅斯年的学识,和他一起读北大预科的同学毛子水有这样记述:
傅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可以说从年纪很轻的时候便很可观了。记得民国三年的时候,他对笔者说道:“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什么学问都在第一流,而都不是第一人。”那时候的傅先生,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笔者听了这句话,虽然没有十分赞同他的意旨,但很惊奇他读书的广博,识见的高超。到了民国五年的秋天,他由大学预科毕业而进入中国文学系的时候,于中国文史各科,至少可以说是“升堂矣”了。
这段话被许多研究傅斯年的文章所引用,不过没有人真的在乎年轻的傅斯年所说的“张皋文学问一流而都不是第一人”到底是什么含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十七八岁的傅斯年已在同学之中有了不小的名气和威望,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当时北大的几位国学大师,如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非常赏识他,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希望他成为太炎学派的衣钵传人。当时,傅斯年也十分崇信章太炎,入本科不久,便成为黄侃的得意门生。这时的傅斯年,身穿大袍褂,手持大葵扇,一副胖胖的儒生模样,少年意气,恃才傲物,常常在课堂上向老师发难,而且能指出老师讲课中的错误。
然而国学大师们的赏识与栽培,没能抵过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的魅力。正当傅斯年锐意于章氏之学的时候,胡适的出现给他带来了春雷惊梦般的巨大震动。这位太炎学派的追随者,竟一变成为新文化的倡导者,这其中既有胡适对他的引导,也是和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从这次“学术转型”可以看出傅斯年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有自由意志、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从此,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中国历史文化的舞台。
胡适与傅斯年一生交往甚密,正是他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了新文化运动。胡适长傅斯年5岁,1917年从美国学成回国。1917年,对北大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下,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批领军人物成为北大教授,胡适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年仅27岁的北大教授,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大胆地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宜主讲起。胡适的这种讲法颇使哲学系的学生震动,有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想把他赶走。与傅斯年同一宿舍的顾颉附极力鼓动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看是不是应该把他赶走。傅斯年认真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对胡适作出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由于傅在同学中的威信,经其这么一说,这场将起而未起的风波竟平息下去,使年轻的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而胡适是在若干年之后才知道在他刚到北大的时候,傅斯年暗中做了他的“保驾人”。
傅斯年因听课而对胡适非常信服,由此开始了他们 30多年亦师亦友的交往。傅斯年一生都服膺胡适,既是他的门下高足,也是他的知心朋友。有人认为作为五四时代的人物,论见解智慧,傅斯年是超过胡适的,若说傅是胡的弟子,则是青出于蓝了。这也是一家之言。但傅斯年对胡适的服膺和友情,是人所共知的。胡适“誉满天下,滂亦随之”,有人攻击他,傅斯年便挺身而出替他辩护。傅斯年认为只有自己才理解胡适,尝言:“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