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費孝通:一代學人榮辱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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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大師費孝通教授，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漫長一生，於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溘然長逝，享年九十五歲。中國大陸報章一片讚譽之聲，不絕於耳，給人的印象是此老成為名家乃至於政學兩界的道路，彷彿一向一帆風順、暢通無阻似的，事實並非如此。

他的一生是歷經驚濤駭浪的一生、是道路坎坷的一生、是榮辱備受的一生，更是多災多難一代學人的縮影。



費孝通於一九一○年十一月二日，出生在江蘇吳江縣松林鎮一個新潮開明的家庭，父親曾留學日本，母親知書達禮。一九二八年他考進蘇州東吳大學學醫，一九三○年轉校進入北京燕京大學，跟隨著名學者許士廉、吳文澡攻讀社會學，並與同學王同惠因志趣相同而相愛、而結婚。



嗣後費孝通又轉學進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成為該校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研究生，他的導師如陳達、潘光旦、吳景超等，都是留洋回國學有所長的一流社會學家。



社會學是由西方引進的學科，內容十分廣泛，包括經濟、政治、宗教、人口、勞工、民族、婚姻、民俗、家政、性及娼妓等，總之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都是社會學研究的課題，故亦稱之為人類學。



當時國內開設這個學系的大學不多，清華大學是其中之一。該校於一九二六年由美籍教員狄德曼（C.G.Ditimer）始建這一學系，陳達擔任系主任。不久，美國紐約社會及宗教研究所又派遣美克爾博士（Dr.Meeker）來校協辦，一九三三年成立研究所，費孝通適逢其時，得以入所深造，因而學有大成。



費孝通研讀社會學，選了「志在富民」為宗旨的課題，亦即著重於社會經濟學的研究。不同於自然科學可以在實驗室通過儀器來驗證定理定律和發明新理論，社會學則必須到社會上去實地考察，方能有所建樹，因此，深入民間做現場調查便成為研究這門科學的不二法門。



費孝通後來教導學生時，經常諄諄勸導學生的四句話：「掌握資料，加以分析，找出問題，提出辦法。」便是師承了李景漢、吳景超等人所提倡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與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兩耳不聞窗外事，閉門只讀聖賢書」的求學方式大異其趣。



一九三五年夏，費孝通偕同妻子王同惠，赴廣西傜族地區做調查工作，不幸於途中誤踩到山民設以捕虎的「機關」，被大石砸傷。王同惠更因奔走求救時，墜崖身亡。



經此災禍大難，費孝通一度傷心欲絕，但為了完成與亡妻的共同願望，他回到老家，利用療傷期間，對村中居民，挨家逐戶，遍作訪問；從種田到養蠶，從割稻到轈絲，從編蓆到織布，從養魚到撈蝦，從生到死，巨細無漏，逐一記錄下來，加工梳理，得出結論：「農民若要改善經濟處境，必須兼顧發展農村副業和手工業。」



他於一九三六年秋天，帶著這份資料，在上海搭乘白公爵號郵輪赴英國，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一九三八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就是根據他在老家養傷期間所搜集起來的資料而寫成的。他強調，中國南方農村人多田少，男耕女織，工農相輔，是鄉土中國的特徵，也是維持小康局面的穩定經濟結構，即「江村模式」，值得提倡。



他的導師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是當時國際上社會學泰斗，給予他極高的評價，說：「我敢預言，這本書將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



馬林諾斯基果然沒有看錯，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很快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必讀參考書，從而奠定了他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成為世界人類學者行列中的前沿人物，並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最高榮譽獎：赫胥黎獎。



他書中所指的江村，其實是以吳江縣一個真名叫「開弦弓」的水鄉小村落為背景，因譯成英文很彆扭，才虛擬出「江村」一名以代之，倒很合乎中外人士的胃口，而得以舉世聞名，正如同「桃花源」一樣，事實上並沒有這個村莊，這是費孝通聰明的地方。



他留英學成載譽而歸，從四○年代開始便執教於清華大學，是眾多社會學者中的後起之秀，文章寫得很快，著作不斷，且多文采，名氣日高，尤其關心政治，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活動，還加入民盟，口誅筆伐批評國民黨政府，幾遭暗殺，因此被中共視為值得利用的「同路人」。



大陸解放後，一度是學界紅人，毛澤東還曾親予單獨接見，榮寵有加，儼然「王者師也」。



這是頭戴桂冠、容光煥發的早期的費孝通。



一九五二年，全國高校調整，社會學被當作「資產階級反動的偽科學」，而遭全面撤銷，費孝通被調往中央民族學院當一名副院長，一切都須聽命於黨書記，過著「小媳婦」的日子，心裡不免嘀咕，再加上不斷的政治運動，使他無法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因此對黨的政策產生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九五七年，他回老家走了一趟，發現農民生活「今不如昔」，於是寫了一篇文章《重訪江村》，指出毛病出在過份強調「農業以糧為綱」，使農村手工業、副業全面衰退蕭條，糧食雖比解放前增產六○%，農民的日子反而不好過。他寫了報告，對農業政策提出質疑，卻因此闖了逆鱗大禍而不自覺。



同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故意」刊登了他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文中把知識分子暗喻為牆外行人，黨員是牆裡佳人，行人自作多情，佳人並不領情，所以心情是「多情總被無情惱」。



文章一出，全國震動，共鳴反響極其強烈，是被引山洞來的「一條大毒蛇」。不久，費孝通首先被戴上了大右派帽子，不料一戴就戴了二十三年。



當右派的滋味如何，不消多說，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都能體會到，那是人人都報以白眼，可隨時隨地辱之誅之的政治囚犯啊！平心而論，他那兩篇文章都不是疾言厲色的攻擊性或誹謗性文字，更非金鋼怒目的反共檄文；充其量不過是諫臣的委婉忠言，棄婦的含情閨怨罷了。指他是猖狂反黨的急先鋒，復辟資本主義的馬前卒，完全與事實不符。但在那個「指鹿為馬」的年代裡，假作真時真亦假，誰能奈他何？



二十三年對人生來說是一段漫長的歲月，其中還加上文革浩劫中的批鬥，費受盡屈辱，還得唾面自乾，低頭認罪，靠口袋裡僅剩的十塊錢過活，真是備極艱辛。



由座上客、王者師，一夕之間淪為階下囚，而且長期苟活，這是中年的費孝通。



七○年代末，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允許農民辦鄉鎮企業，創造了往後所謂經濟崛起的條件之一，無疑是檢回當年費孝通的老主張，鄧因此接見了他，摘掉他頭上的右派帽子，推他當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名譽主席等高位，允許他到各地，包括香港去走走。他不負「聖眷」，足跡遍全國，寫了大量頌黨愛國的文章，因此被封為「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代表，歷屆中央核心，如鄧、江、胡上台時，例必接見他，可謂殊榮無比，一直到謝世為止。



這是政治翻身，落日餘暉光芒四射的晚年的費孝通。



對費孝通的蓋棺之論，官民之間卻有很大的差距。官調說他是接受黨領導而能自我改造好的優秀知識分子樣辦(樣板)；民間則認為他是一個屈服於權勢，力求自保的「軟骨犬儒」，遠遠比不上馬寅初和陳寅恪，不值得給予過高評價。



據本人與他的接觸所得的印象，此老好出鋒頭而機靈善變，是事實，但「六四」時曾上書鄧小平，建議理性處理天安門事件，且臨終前拚死說出擲地有聲的肺腑之言，道：「失民心是從失掉知識分子開始。」「我實際上是(拋棄良知)帶頭改造……做樣子出來讓大家都這麼做，示範性的。這個我一直到現在都認為我是有罪的，我對不起知識分子。」在他晚年所寫的《一代良師》、《清華人的一代風騷》等文章裡，都有類似的懺悔之言。所以我覺得費孝通還是有可敬可愛之處，不應予以全面否定。



在中國，無論那個時期的政治環境，知識分子不是上便是下，那能允許你超然物外，能「上蔡牽狗、華亭放鶴」那般優閒自在呢？（劉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