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周信芳、马连良之死与海瑞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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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信芳和马连良是我国京剧界久负盛名的两位大师，世称“南麒北马”。马连良被称为“四大须生”之一，而周信芳一直被誉为“海派”京剧的领军人物。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南麒北马”不约而同地排演了海瑞戏，被人们誉为舞台上的两位“活海瑞”。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出戏，在“文革”中，两位大师同遭厄运，被迫害致死，成为京剧史上最大的冤案。



　　周信芳编演《海瑞上疏》



　　周信芳的《海瑞上疏》编演于1959年。那年年初中央及地方一些报刊根据毛泽东一贯提倡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话的民主风气，发表了不少颂扬海瑞、魏征等历史人物的文章，有人称之为“海瑞精神”。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来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他通过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同志约见了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他建议周信芳编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他说，从反右之后，许多人都不敢说话了，写海瑞戏，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他还送给周信芳《海刚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两本书，供他编戏时参考。



　　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刚正不阿的人物，他敢讲真话，冒死直谏的行为是很感人的；再则，周信芳演海瑞这样的角色十分“对工”，故而周信芳欣然接受了周扬同志的建议。



　　周信芳把这一创作任务带回来，立即得到文化局与京剧院的支持。京剧院党组织和院务会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全力以赴把这出戏作为重点剧目搞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同时决定由周信芳和陶雄副院长负责，立即成立创作组，剧本采取集体讨论的方法，由编剧许思言执笔。文化局李太成副局长和刘厚生处长都亲自过问，参加讨论，对明史素有研究的蒋星煜同志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有关海瑞的资料。



　　创作组很快就开始工作，他们认真阅读、研究了《海刚峰奇案》、《治安疏》、《丘海二公合集》和其他有关海瑞的史料，以及传统戏曲中的海瑞戏。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主要以历史素材为依据，兼采用传说和戏曲传统剧目中现成的形象，来丰富这一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4月到5月，创作组编写了剧本提纲。



　　就在同年4月间，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主席在会上针对反右以后不少人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提倡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有解放思想、坚持真理、敢想敢说的风格。他强调指出，实行正确的工作方法的根本保证就是敢于坚持真理，而真理又往往“是在少数人那里，因为坚持真理就必须有反潮流的精神”。



　　会上，毛主席又作了关于《工作方法十六条》的讲话，再一次提出“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有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号召“干部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毛主席看了湖南花鼓戏《生死牌》以后，又讲了称赞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话。



　　这一时期创作组先后搞了三个提纲。第一个提纲较多在传统海瑞戏的基础上加工，受的局限较大，未能成立。第二个提纲写海瑞受恩于徐阶，但对徐之子的不法行为绳之以法，写大公无私主题，大家也不是很满意。5月中旬，许多领导同志和专业艺术人员再次讨论，决定改以海瑞上本“直言天下第一事”为中心事件，描写海瑞冒死直言诤谏，突出他的“五不怕”精神，这就是第三个提纲。7月间，许思言根据第三个提纲写出了初稿。



　　周信芳不仅是这出戏的导演和主演，而且自始至终参与了剧本的创作活动。他埋头书斋，翻阅研读大量史籍，并综合大家的意见、点子，酝酿完整的方案。剧本既然以海瑞上本作为中心事件描写，以此表现海瑞的不畏权势、不顾安危、敢于为民请命讲真话的崇高精神，那么就必须写好海瑞为什么要上疏，海瑞是如何上疏的，海瑞上疏引出了怎样的后果———这三个重要的环节。周信芳认为必须充分揭示当时的时代背景，戏要从海瑞离开兴国县调任京师写起，先写海瑞沿途目击老百姓遭受外患兵祸的荼毒，流离失所、四处逃亡的悲惨情景；接着再写大臣们面对内灾外侮纷纷议论而束手无策。这样就为海瑞进京后的为民请命，埋下了伏线，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初稿得到了领导和京剧院的肯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文汇报》负责人陈虞孙和李太成、刘厚生等同志都认为基础较好，给予肯定。同时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要求把海瑞的形象塑造得更突出一些，海瑞的忠心与皇帝的昏庸可表现得更尖锐一些，并希望能更多地从发挥周信芳的演技上考虑，如上殿奏本时不必乘轿，可让其夫人紧追其后，这样不仅有戏，而且可以发挥类似《徐策跑城》中的身段演技。

为了集中精力搞好剧本，在京剧院二团去青岛演出时，周信芳与许思言也带了初稿去修改加工。周信芳与许思言逐场逐段、逐字逐句详细讨论，推敲修改，有些地方还亲自动笔修改。8月，《海瑞上疏》剧本二稿在青岛完成。定稿后，他们立即赶回上海，投入排演。



　　为了确保这一重点剧目，京剧院调集了强大的演出阵容。周信芳扮演主角海瑞，金素雯饰演海夫人，李桐森饰演嘉靖皇帝，纪玉良、童祥苓等著名演员担任其他角色。周信芳还担任导演，配备马科为助理导演。周信芳亲自操持排演场，指导整出戏的排演工作。



　　经过全体演职员的紧张工作和通力协作，只花了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海瑞上疏》已经排演就绪了。市里也很重视这一剧目，市文化局与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部长研究安排国庆十周年演出重点剧目和参加国庆游行彩车时，都将《海瑞上疏》列入其中。这一打算也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同意。



　　《海瑞上疏》“南麒”尽显麒派风采



　　1959年国庆前夕，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展览演出拉开了帷幕。9月30日，上海京剧院的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隆重首演于天蟾舞台。这次献礼演出有十六个剧种，一百多个剧目参加。《海瑞上疏》独树一帜。周信芳虽然年逾花甲，但老当益壮。他再次以其独特的麒派风采和麒艺魅力倾倒了观众，引起轰动。《海瑞上疏》是一出好戏。剧本写户部主事海瑞眼看嘉靖皇帝妄求长生，宠信方士，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心中十分忧愤。一日又目击方士、官差为建玉芝坛强拆民房，驱赶百姓。海瑞进谒首辅徐阶，指望他谏君匡过，可是徐阶明哲保身，不敢出首。海瑞无奈，决定自己上疏，冒死奏谏。海夫人因劝阻他不听，深夜将疏本焚毁，海瑞于是投奔好友何以尚家重修奏疏。次日嘉靖举行庆典，海瑞命人抬了棺方，入朝觐见。嘉靖阅疏大怒，将海瑞下狱，并欲处以极刑。何以尚保奏，也遭刑杖。后嘉靖暴死，新帝接位，经徐阶斡旋，海瑞获赦。出狱时，百姓夹道欢呼。



　　剧本围绕海瑞冒死上书一事，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剧情发展跌宕起伏，人物感情波澜翻滚，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是一种极端独裁的专制统治格局，皇帝一言九鼎，他的决策关系到广大黎民百姓的生死安危。历代有不少忠臣贤相，他们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犯颜直谏，为民请命。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推进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还是要提倡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潮流的精神。



　　再说，共产党一贯主张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为坚持真理而献身，这也应该是共产党人的本色。1957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浮夸风；1958年反右扩大化，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空气，在有些人当中形成了只讲大话、空话、假话，上谄下骄的很坏的作风。在这样的情况下，写这样一出海瑞戏，歌颂海瑞的坚持真理、敢作敢为的精神，可以古为今用，很有现实意义。因此《海瑞上疏》的主题是积极的。



　　这出戏对主人公海瑞形象的塑造是很成功的。戏中海瑞刚正不阿、敢作敢为的性格十分生动突出，同时又刻画得有血有肉。周信芳围绕塑造海瑞的鲜明形象，充分发挥了麒派艺术的长处与特色。周信芳以其特有的幽默乐观的精神气质和饱满的感情，富于生活气息的语言和细节，以及节奏强烈的表演动作和唱腔、念白，使海瑞的舞台形象显得活龙活现。“踯躅街头”虽是一场幕外戏，然而却是一节极富麒派做工特色的“独角戏”。海瑞离开徐阶府第徘徊街头，胸中思潮起伏。眼看所谓“一代名相”亦不肯仗义执言，“如今看来，只有我这六品的官儿修本一道”。这里周信芳用一个强劲的转身踢袍的动作，表示此时内心的激动。接着一个停顿，“哎呀且住！”回过身来，想到自己人微言轻，谏奏未必有用，弹纱帽，想如此朝廷，不如弃官而走，隐居山林，于是轻轻转身欲下。接着又折回，“海瑞，差了！”语调翻高，自责枉读诗书，知难而退，想到嘉靖迷恋妖术，千万苍生倒悬之苦，重下决心，“纵然将我金殿杖刑，边外充军，西市斩首，我也是死而无怨”。周信芳把这几句念得字字铿锵，斩钉截铁，紧接着几句干念及快板后，复用一个强劲的转身踢袍动作，表现其坚定和豪迈。



　　周信芳运用语气与眼神、台步的变换，把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表现得极其生动，特别是几个转身的动作，有对比，有递进，真是满台是戏，满台生辉。“金殿”一场充分发挥了麒派念白与做工的特色。周信芳所演的海瑞，面对暴君慷慨陈词，唇枪舌剑，神态自若，语带讥讽，有时针锋相对，嘉靖说：“你莫非吃了熊心豹胆？”海瑞答曰：“不，为臣乃是忠心赤胆！”有时则先顺其势而后反击。嘉靖问他有无主使之人，海瑞说：“有，有，有！此疏主使之人，就是海内受苦受难的百姓！”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嘉靖恼羞成怒，要手下将海瑞“绑午门剁成肉酱”。海瑞不待锦衣卫动手，脱袍，抛乌纱，耍水发，“凤点头”，洒头。周信芳一系列强烈奔放的表演动作，表现了“斩不断海刚峰激烈肝肠”！



　　另外，海瑞在修本时的一段唱，以及其他场合的一些唱段，周信芳以其特有的麒派唱腔与嗓音，唱得苍劲有力，感情饱满，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周信芳还在戏中设计了两件极富寓意的道具：一是棺材，借以表现海瑞破釜沉舟，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二是伞，这把伞起了贯串情节、前后呼应与点醒题旨的作用。

《海瑞上疏》正式公演后，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戏剧报》发表何慢同志关于上海举行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的综述文章《春申江畔百花开》。文中指出：“田汉同志的成功新作话剧《关汉卿》，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同志的新作《海瑞上疏》，优美的舞剧《小刀会》，都力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人物作了评价，描写了历史上先进人物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人民的愿望和斗争行为给他们的强烈影响，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的民主主义的精神，使这些历史上的先进人物栩栩如生地再现在舞台上。”



　　上海与北京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分析了《海瑞上疏》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称赞该剧的创作演出获得了成功。健夫在《周信芳初演京剧〈海瑞上疏〉》一文中说：“《海瑞上疏》采取了京剧传统的表现方法，朴素、明朗，场子扣得紧，曲牌与打击乐运用得妥帖，气氛烘托渲染得好。周信芳准确地掌握了人物性格的特点，通过他的熟练的演技，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比较成功的‘南包公’的艺术形象。”



　　《海瑞上疏》公演不久，其剧本便在《上海戏剧》上公开发表，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这个戏到北京演出，陈毅、周扬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都给以了肯定。



马连良编演《海瑞罢官》

   

    非常巧合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南麒北马不约而同地排演了海瑞戏。就在《海瑞上疏》上演不久，在北京的马连良也开始了海瑞戏的编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同志在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一向敬重海瑞，对吴晗这些作品也十分喜爱。



　　1959年冬天，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马连良遇到了吴晗，两人谈到了海瑞。马连良先是问吴晗，为什么报刊上连续发表多篇宣扬海瑞的文章？



　　吴晗告诉他，1959年4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曾称赞海瑞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不畏权势的精神，号召大家要学习这种精神。后来钱俊瑞、胡乔木来找他，要他写些关于海瑞的文章，于是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对吴晗说：“我在富连成科班学戏时曾演出过《大红袍》，我对海瑞十分佩服，我看了您写的那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更有兴趣。您能不能给我写一出描写海瑞的新的京戏？”吴晗有点为难，说：“我是搞史学的，写书、写文章还行，戏可不会写��！因为我不熟悉京剧，又没有写过剧本。”马连良说：“不要紧，您先拉一个初稿，剧团帮着一起搞，至于戏词好办，您先按古诗写就行！”于是吴晗答应试试看。



　　过了不久，吴晗果真写出了《海瑞》剧本初稿，给马连良送来了，并希望剧团加以修改。大家觉着内容很好，就是剧本有点像昆曲传奇，戏剧性也不够强，平了一些。马连良与大家共同研究，作了些修改，于1960年夏天进行了排练。彩排时特地请了一些专家、学者来提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吴晗又修改了一稿。原来海瑞被罢官后，百姓为他饯行，以此结束，这样海瑞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灰溜溜一走了之，马连良的表演技巧也难以施展，后改为罢官作为戏的结尾，剧名也改成《海瑞罢官》。



　　1960年底《海瑞罢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由王雁担任导演，马连良饰演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李毓芳饰海夫人，周和桐饰戴凤翔，郭元祥饰徐瑛。



　　这个戏主要写罢官，海瑞上任应天府巡抚，察访民情时得知：告老还乡的太师徐阶，霸占了洪阿兰家的民田，并纵子徐瑛行凶，强抢了洪阿兰的女儿赵小兰。海瑞秉公而断，判徐瑛死刑，徐阶退田。徐阶买通朝官，诬告海瑞鱼肉乡里，罢了海瑞的官职。海瑞毅然在交印之前处死徐瑛，为民除害。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成戏剧，揭示了明代社会阶级对立的状况，生动地刻画了海瑞不畏强暴，为民伸冤的刚直不阿的精神。戏中的海瑞已经五十四岁，官至应天巡抚，马连良在表演中突出他的阅历已深，强项未改。采用安详的神情、稳健的动作，浑厚的声音表现他内涵热情而外表沉着镇静，并注意刻画海瑞复杂的思想活动。



　　最后“罢官”一场尤其精彩，在前几场稳练沉着中又加进了从容不迫、豪迈果敢的特征。他命令中军先斩囚犯，再交印信。马连良在此特别提高声调，加重语气，一字一句如斩钉截铁。海瑞杀了徐瑛、王明友，徐阶昏倒下去，新巡抚戴凤翔也呆若木鸡，此时海瑞举着巡抚大印，昂然屹立，岿然不动。幕在此处徐徐落下。



　　《海瑞罢官》演出非常成功，好评如潮，人们称它为马派艺术又一杰作。吴晗原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副市长，他跑到京剧行当写剧本，因此廖沫沙称赞吴晗“破门而出”。

　　

    灭顶之灾两人遭四人帮迫害致死



　　周信芳与马连良在舞台上塑造的海瑞形象特别成功，除了精湛的表演艺术外，还因为二位都是正直的艺术家。他们热爱海瑞，是用赤诚的心来拥抱角色，人们看到的是两个活海瑞。可以说《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分别是周信芳、马连良在晚年推出的两出极具光彩的巅峰之作。



　　《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前者是奉命创作，后者是有感而发。且不说当时的初衷是为了配合宣传发扬敢说敢做的精神，撇开这一层，海瑞作为一个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舞台上高扬他的闪光精神，这也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这两个海瑞戏竟成为“文革”首先开刀的对象！心怀叵测的江青早就对《海瑞罢官》虎视眈眈。



　　1964年下半年，她找北京的评论家批判《海瑞罢官》，人家没同意。1965年2月，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活动非常秘密。文章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此时毛泽东正在酝酿发动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对文章表示了肯定，意图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



　　这样，1965年11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先向《海瑞罢官》发难。文章一开始就给《海瑞罢官》下了政治结论，说它“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分“《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一个假海瑞”、“《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四个小标题进行了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分析批判”。



　　文章指责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美化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歌颂海瑞刚直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黑文一出，一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随之而起。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在肯定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指出：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已经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更加升温，完全从学术问题转向政治问题，调子也越来越高，从刮单干风到替庐山会议上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一直到骂皇帝就是骂毛主席。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海瑞上疏》当然也不能幸免。这场批判运动一开始，姚文元的文章就是一箭双雕的，他在文章中特别点出：“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接着江青、张春桥等又把枪口对准了《海瑞上疏》。



　　1966年2月、5月，先后又在《解放日报》上抛出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和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两篇黑文。文章诬称“《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他们硬把《海瑞上疏》的写作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海瑞上疏》就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还抓住这个戏是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戏中海瑞抬了棺材上台，便是对无产阶级的诅咒和示威。文章还公开点了周扬、周信芳的名。



　　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欲置人于死地。文章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可是《海瑞上疏》写作时，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文章诬称1960年演出的《海瑞罢官》支持单干风、翻案风，然而批单干风、翻案风，那是1962年的事了。



　　对《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的批判，完全是“四人帮”为了政治斗争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在这场冤案中，吴晗、周信芳、马连良、许思言以及一批领导干部、著名艺术家被牵扯了进去，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吴晗被投进监狱，遭受种种摧残和迫害，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袁、吴二人于1969年先后含冤而死。他们的女儿小彦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后被抓进监狱，也于1976年去世。吴晗一家四口，竟死了三个，仅儿子吴彰幸存。



　　马连良从1966年8月开始，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属遭株连。在半年多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忧愤成疾，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终年只有66岁。马连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强迫将他火化了。



　　周信芳先是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他的夫人受到株连，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孙女被逼成疯。周信芳本人由于长期被批斗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1975年3月8日去世。这两位艺术大师的悲惨命运竟是如此相似！